《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告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使“普世价值”的核心原则倒退,推动国际秩序的改变。从一带一路到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反对西方制裁的国家联盟;而不少国际机构与中国合作或对其带来的挑战视而不见,也将危害这些机构的信誉。这是系列报告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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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说,现在是中国领导“全球治理改革”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了。现行秩序的捍卫者们正在准备一场关于谁将主宰21世纪规范的竞赛。一些人怀疑,中国的目标是否是用自己的规则取代现有的规则。他们有可能错过一个已经在进行中的中国计划,即让现有秩序慢慢完全停止。
我们与北京和上海的关系良好的学者谈论世界秩序,他们会抱怨西方的干涉。他们指责美国及其盟友将对人权的痴迷强加给一个秩序,而这个秩序最初的使命是帮助各国和平共处和和平贸易。
中国声称自己是现状的捍卫者,并称美国是现状的破坏者。但在这一表面上简单的抱怨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野心。中国的目标,是使几十年来为确保政府、国际机构和私营公司的行动,遵循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核心原则倒退。
中国的野心在联合国是最具体的,它是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用外交术语说就是五常,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即西方的干预是对过去传统的灾难性破坏,中国学者指出西方人将基于利益的现实政治,视为通往稳定秩序的途径。
中国领导人称赞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呼吁政府寻求“平衡”,通常是通过接受“有时对立的价值观的合法性”来实现。这和中国提到的“相互尊重”和“不干涉”的主张相似。
中国官员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干预行动表示蔑视。他们对这些行动反映了“保护责任”的说法特别反感。这一理论要求各国在发现他国出现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时采取行动。中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在2005年签署了这一原则。
但中国学者指出,在如何定义触发保护责任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以及如何组织干预行动方面,五常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声称,这使得保护责任成为一个“空洞的原则”。与此不无关系的是,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等术语,在中国引起了警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已经用它们来描述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系统性歧视,从再教育营到降低维吾尔人出生率的胁迫性措施。
中国对法国的一项提议没有兴趣,即五常将共同承诺在涉及大规模暴行的危机中不使用否决权。此提议得到了106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中国官员也没有支持拜登政府的呼吁,即五常的否决权应保留给“罕见的、特殊的情况”。
9月下旬,在战争进行中的联合国大会上,法国在安理会就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使用否决权实现“有罪不罚”进行了紧急辩论。中国并不支持。尽管中国声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并在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大多数联合国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但中国官员却宣扬俄罗斯的观点,即这场战争是由美国和北约军事联盟挑起的。
驻中国的外交官们表示,中国的目标是看到西方团结的瓦解,制裁不能让普京为他的侵略战争付出代价。他们表示,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北京自己也可能面临制裁。和以往一样,中国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中国。早在它开始指责北约的扩张导致了欧洲的弊病之前,就谴责美国在亚洲的防御联盟是不受欢迎的入侵。
2014年,习直言不讳地宣称:“亚洲安全问题由亚洲人来管理。”
中国对西方价值观的警惕超越了战争与和平,反映了从联合国维和,到发展援助的一切观点。在中国官员的叙述中,少数傲慢的西方民主国家,包括双手沾满鲜血的前殖民国家,劫持了国际秩序,以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将其作为良好治理的唯一形式。
这一论点需要忽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的草根运动,包括反腐败律师、环保组织、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活动人士。然而,随着许多自由民主国家转向内部,对新兴地区失去兴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一个机会,可以创建一个精简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是全国政协常委,他认为西方的激进主义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他说,1998年,尽管未能获得联合国授权,但北约国家对科索沃进行了干预,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然后是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他认为,为了和平,中国希望回归基于国家主权的秩序。
贾庆国表示,这意味着“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国家统一权利,以及中国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世界秩序”。不幸的是,“美国政府选择强调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方面”,也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分歧的注意力。
他赞扬了“联合国创始人的智慧”,给了五常否决权,防止大国视而不见独自行动,就像发生在国际联盟的那样。他承认,如今分裂的五常可能难以授权干预。
注: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召开后组成的跨政府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其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为现今联合国的前身。在国际联盟成立后短短20年二战就全面爆发。
他继续说道:“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这就是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通常情况下,没有行动比行动更好,就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
中国外交官愿意尊重五常。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称,安理会是“是多边安全体系最具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机构”。但同样是这位外交官,他们越来越愿意借用苏联冷战时期的论点。张志军指责一些国家在别国家门口竖起“自己的安全围栏”,忘记了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在冷战时期,这样的短语是用来抱怨北约扩张和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削弱苏联的威慑力的暗号。当俄罗斯人谈到“不可分割的安全”时,他们的意思是,大国需要对邻国的安全安排拥有否决权。
这类语言已成为中国今年的主要措辞,因为中国官员们难以解释,中国所谓的对领土完整的尊重,与未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如何相一致的。他们试图通过指责美国来做不可能的事。
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的悲惨失败后(注:都发生过大屠杀),西方国家推动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革,强调保护平民。中国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但据智库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报告,中国也有修改规范的野心。
在安理会的辩论中,中国质疑为什么人权监测应该成为“蓝盔”任务的一部分(维和部队士兵头戴天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高恩表示:“中国的立场是,维和部队是为了支持东道国。”
在发展领域,中国提倡服从统治者。在今年8月的一场关于非洲的联合国辩论中,张军敦促世界相信非洲政府,并通过它们提供大部分援助。这位大使宣称:“援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不应无休止地对非洲民主吹毛求疵。
随后,他又暗示,联合国对苏丹和索马里等问题国家实施的武器禁运,阻碍了强大安全部队的出现,这让外交官们感到震惊。
不久以前,许多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担心,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大量贷款,是对“条件限制”的主要威胁。“条件限制”是将援助项目与良好治理,或高环境和劳工标准挂钩的行话。担忧主要集中在习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上。
通过此倡议,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千亿美元贷款,用于修建公路、铁路、大坝和其他基础设施。如今,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意味着现金供应出现短缺。一些项目出了问题,引发了当地人的反华抗议。
中国已经适时地改变了策略。在2021年联合国大会的一次演讲中,习公布了一项新的“全球发展倡议”(GDI),使中国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在解释全球发展倡议的启动时,一家国际官方机构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相当于中国在做它无论如何都想做的项目,然后“期待每个人都出现在北京,对它说‘谢谢’”。他指出,这并没有产生中国所希望的那么多的合法性。
尽管中国全球发展倡议的细节仍然模糊,但它促进了中国长期以来关于让每个国家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张,即不评判独裁政权。
中国已向数十个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成为“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一位长期担任发展事务官员的官员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用来撮合大量双边协议的品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玩多边游戏,和对方同声同气,塑造叙事,重新定义普遍接受的概念”。
关注多数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主题。在141个国家的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外交官警告西方代表不要过于自信。他建议,看看那些支持俄罗斯或弃权的国家吧,它们代表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其他外交官们指责中国通过贿赂和欺凌其他国家来投票。一位欧洲官员回忆说,一位发展中国家驻联合国大使称,中国是“我背上1000磅重的大猩猩”。
高恩补充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反对西方制裁的国家联盟。中国的说法是,叙利亚或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制裁造成的,而不是它们的统治者造成的。如果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继续增长,多边制裁将变得更加罕见。
国际组织与中国合作的危险
对于国际机构来说,与中国合作是有风险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今年5月对新疆进行了精心安排的访问,中国为此感到高兴,但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感到震惊,此后她没有寻求连任。
在卸任前几分钟,她发布了一份由其幕僚撰写的谴责报告,称中国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作为回应,中国暂停了与此机构的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不愿在疫情问题上挑战中国,对其信誉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损害。尽管世卫组织提出了请求,但中国拒绝提供有关早期人类病例和野生动物交易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了解武汉首次疫情和预防未来大流行所需的。
相反,中国官员宣扬阴谋论,称病毒来自美国的一个军事实验室。
中国经常说自己是联合国基金的第二大捐助国。在“分摊会费”(类似于会员费)方面,中国名义上排名第二。但洛伊研究所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中国的贡献占GDP的比例约为英、法、俄的一半。中国还通过信托基金进行其他有选择性的捐赠,从而对具体项目施加影响。
在粮食安全等领域,中国专注于为本国人民购买粮食储备,这几乎忽视了多边努力。截至9月底,在全球粮食危机期间,中国在2022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1080万美元,而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
另一场数字之战引起了中国的兴趣:填补更多联合国职位。
西方外交官承认,中国有权谋求高级职位。令他们担忧的是,一些被任命的中国官员如何利用他们的职位。许多国家政府私下指责,联合国粮农组织来自中国的总干事屈冬玉,低估了俄罗斯入侵粮食生产大国乌克兰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他们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盟友普京免受批评。
据报道,中国希望通过联合国的初级专业官员项目,为数百名中国年轻官员提供为期两年的职位。这是合理的。美国为120个这样的职位提供资金,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与其国家规模相比有所不足。尽管如此,大量中国官员的悄悄涌入让内部人士感到担忧。
他们承认,许多联合国项目反映了一种自由主义精神,比几十年前更加关注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如果“真正的多边主义”赢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就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