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模式行之有效三十余年，从2008年前后拐点明显到来，现如今让它只剩下糟糕的选择。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而放缓的具体方式将对中国、中共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随着即将在本月召开至关重要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领导层将不得不面对几十年来最困难的一系列经济选择。

中共可以选择摆脱已经创造了天量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代价是，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激增的债务规模和越来越多的无效投资。

或者，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模式数年时间，直到被上述不断上升的成本迫使进入更为痛苦的转型。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德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几十年前描述的问题。赫希曼指出：所有的快速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增长。而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不平衡的增长解决并扭转了经济中原有的不平衡现象。

但是，随着这些失衡的扭转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与原来的一系列失衡变得越来越不相干，最终开始造成一系列相当不同的问题。

译注：阿尔伯特·奥图·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年4月7日－2012年12月11日），是知名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其学术生涯早期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中后期则开始对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意识型态做深入研究。著有《叛离、抗议与忠诚》及《反动的修辞》两本政治学经典著作。其生于德国柏林犹太中产家庭，18岁躲避反犹浪潮逃至法国，二战爆发时志愿加入法国陆军，抵抗德国入侵，法国投降后流亡到马赛的赫希曼和目睹纳粹崛起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合作成立“紧急救援委员会”，以协助犹太人办证出逃欧陆。

不幸的是，赫希曼指出：要放弃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很难的。成功往往会产生一套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政治、商业、金融和文化体制，而这些体制是建立在这一模式的延续之上的，任何实质性的逆转都可能会有强烈的体制性反对和政治反对。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处境。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旨在解决中国原有惊人的投资不足问题。但近40年后，这一模式使中国投资率过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投资通常占全球GDP的25%左右，从较成熟经济体的17%-23%，到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28%-32%不等。

然而十年来，中国每年的投资额相当于其年度GDP的40%-50%。中国必须将这一异常高的水平降低非常多，但由于中国的增长是如此依赖投资，中国很可能无法在整体经济活动不大幅放缓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陷入更深的债务

高投资率对中国来说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时，那时的中国经历了与日本的战争、国共内战和毛泽东主义（大跃进、文革）的五十年。当时的中国在基础设施、物流和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将快速投资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模式。

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中国采取的政策办法正是这样的。首先，北京强迫提高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以资助投资。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定义：在任何经济体中，所有未被消费的产出都会被储蓄下来，因此强制提高储蓄在GDP中的份额，就意味着强制降低消费份额。

中国政府通过系统地限制家庭在GDP中的份额分配来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分配，而家庭与企业和政府不同，会消费掉他们所赚取的大部分收入。

所以在实践中，强制降低消费份额，意味着确保企业和政府在生产中保留过高的份额，而家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家庭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保留的份额越小，消费份额就越低，储蓄份额就越高。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内储蓄占GDP的份额达到50%，这是任何国家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银行系统是中国储蓄的主要中介，以人为的、政府确定的低利率将这些巨大的储蓄，提供给了中国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其结果是由高量级的投资所驱动的快速增长。这种经济发展动态，使中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投资不足方面的差距。

但是，像其他所有遵循类似模式的国家一样，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和巴西，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中国面临着一个隐藏的陷阱：中国的资本存量水平，与劳动力和企业能够有效吸收的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差距。

一旦这一差距缩小，中国将需要转向一个不同的增长战略：不再强调投资，而是支持消费。

这个差距可能至少在15年前就已经缩小了，当时中国的债务负担开始迅速上升。这并不是一个巧合。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经济体将大量债务用于生产性投资时，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能会超过债务的增长，国家的债务负担仍然很低。

但是，当债务被用于资助那些经济效益低于所使用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投资（被称为“非生产性投资”）时，债务的上升速度就会超过GDP的上升速度。

中国的债务负担在2006至2008年左右开始激增。

从那时起，中国的官方债务比率已经从大约占GDP的150%上升到近280%，这是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债务负担上升的主要来源是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出于投机原因而购买的空置公寓，以及地方政府对过剩基础设施的投资，如过于雄心勃勃的铁路系统、未能充分利用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以及纪念品一般的体育场和会议中心。

尽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部门对中国的经济活力贡献巨大，以至于它们在政治上对地方党政精英非常重要，但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他们能够重新控制住债务的唯一方法，是限制这两个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

但是，由于近年来这两个部门占中国所有GDP增长的一半以上，而且在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还超过了一半，因此几乎不可能在不招致经济活动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限制。

戳破泡沫

去年，中国监管机构终于在解决债务激增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决定通过增加那些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借款难度来抑制杠杆。

多年来，这些开发商一直在竞相借款，不仅从银行，而且还从客户、供应商和承包商那里借款。他们用这些资金收购尽可能多的地皮或同行，只要可以指望房地产价格永远上涨，他们就几乎不承担信贷风险，总是能够在出售时获利。

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占所有经济活动规模的20%至30%，任何房地产的急剧收缩，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自我强化，并将导致经济活动的大幅放缓，而且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那种放缓。

在去年对房地产行业的借贷进行大力压制后，也许出乎意料的是金融困境蔓延到经济其他部门的程度。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土地销售是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对家庭来说，他们突然开始担心房价不会无止境地上涨；对直接和间接受到房地产行业破产影响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随着人们对中国经济放缓担忧的日益增加，中国政府只能以有限的方式作出回应。一种选择是回到由债务推动的快速增长时代，这种选择意味着要么试图重振房地产行业，要么通过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弥补其衰退。地方政府一直渴望，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振兴房地产市场，但如果购房者对中国房价能够持续上涨的预期已经被彻底戳穿，那么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

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官员们似乎非常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经营方式，即开发商承担巨额债务为投机性新项目融资。由于中国住宅房地产的价格大约是美国同类水平的三倍，而且房地产行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非常高，大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早就希望看到市场降温。

更有可能的是：中国政府将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支出，来弥补房地产市场放缓和缩小的不利影响，至少是部分弥补。北京似乎已经愿意走这条路，并告诉地方政府：他们必须加快实施或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计划，或两者兼而有之。

但建设更多的桥梁和高速铁路仍然意味着增长主要由非生产性投资驱动，就像过去十年那样。这将导致中国的债务负担继续上升，资源被错误分配，直到经济体本身不能再维持这种后果。在

以往的案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结果通常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调整，其形式往往类似于1980年代初巴西的金融危机。

北京的第二个选择是通过重新平衡经济，使其越来越倾向于消费来保持高增长。至少从2007年开始，北京就一直在尝试这样做。但消费支出的增加需要增加家庭在GDP中的份额，换句话说：老百姓必须以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养老金、更强的福利等等形式获得更大的经济份额，而这必须由北京和地方政府放弃它们在GDP中的一些份额来完成支付。

这样的调整在政治上是极难完成的。

与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权力分配的结果，而后者的重大转变几乎肯定会引发前者的相应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将设法重新平衡其收入分配机制，而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国家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

最后，如果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就采取行动，决意控制不可持续的债务增长，并且在前述无法重新平衡经济的条件下推进，那么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国政府允许GDP增长率急剧下降，可能降到3%，甚至2%以下。

如果处理得当，这种下降的大部分成本将落在政府部门而不是家庭的身上，所以这对普通人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放缓，尤其是国家机器的成长放缓。

经过近三十年的历史上最高的投资占GDP的份额，中国有太多的投资必然被导向那些创造着经济活动和债务的项目，但其实并不创造真正的经济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太可能仍然能富有成效地每年以接近的规模继续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唯一的选择是迅速降低投资，并接受增长大大降低的后果；或者通过强迫持续的高投资率来保持高水平增长，直到由此产生的债务负担激增使其难以承受或不可能保持。

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而放缓的具体方式将对中国、中共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