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币安CEO赵长鹏发文澄清，这家公司不是一家中国公司，自己是加拿大华裔。在接受科技媒体《协议》专访时，他解释了发文背后的原因，围绕币安是否是中国间谍的种种争议，以及对中美市场和加密货币未来的看法。
在加密货币领域，他被简称为CZ，是这个行业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的领头人。
仅用了五年时间，币安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赵长鹏，就将其2017年成立的公司，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拥有9000万客户和大约760亿美元的日交易量，超过了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公司Coinbase。
但是，币安也成为加密货币中最有争议的公司之一。它被指责为“黑客、欺诈者和毒品贩子的中心”。这家公司被禁止在美国和中国两个主要市场运营，前者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币安美国”，在币安的帮助下运营。后者是币安起步的国家。
尽管币安在成立后不久就不得不放弃其原籍国，但批评者将这个交易所描绘成中国政府的一个工具。CZ出生于中国，但在加拿大长大，已入籍加拿大。他在一篇博文中谈到了这一指控，此前有记者在推特上询问币安的一名员工，说这名员工被指控为中国间谍。
在接受《协议》采访时，CZ谈到了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处理这些指控，币安最近处理稳定币USDC的方式发生的争议，以及他对正在推动的对加密货币实施更多监管的看法。
这次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
你为什么要将数字货币初创公司Circle的稳定币USDC下架？有一些人把它描述为一个非常积极的竞争举措。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将USDC退市。人们可以从币安存入和提取USDC，没有问题。只是当他们存款时，我们把它们一比一转换为BUSD（一种受监管并由法币支持的稳定币，与美元挂钩）。所以我们整合了所有的流动性，我们只是选择了BUSD。但是当人们完成交易后，如果想退出，他们可以提取USDC和其他稳定币。所以这不是下架，这是一个误解，我们不知为何没有很好地解释。
那你们为什么不对泰达币做同样的事情？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泰达币是否会退市。我们与比Circle有商业关系，以一对一的挂钩方式进行转换。我们与Circle有一个协议，我们感到非常有信心，而对于泰达币，我们没有这个商业协议。
泰达币是一个黑匣子，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协议，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渠道来一比一转换。我们没有信心确保总是能一对一的转换。
与USDC的这一举措，是在与Circle的协调或协商下完成的吗？
是的，是的。我们与Circle进行了沟通，提前通知了他们。他们对此没有意见。这只是信息传递的问题。许多人误解了这些信息。
备注：在接受《协议》采访时，Circle首席执行官杰瑞米·阿莱尔证实，币安“确实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意图”。但他也说，“他们单方面拿走了客户的资金，然后把它们转移到其他地方。我认为这真的很有问题。”
你对稳定币市场的发展方式有什么看法？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推动势头越来越强。中国有其数字人民币。你认为币安在这一趋势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角色。我们只是想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多的东西。中国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用的。所以我们不能与它整合。我们的用户不能使用它。我们不知道美国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是什么样子的。理想情况下，希望我们能直接与之整合。我认为这是继续保持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的最佳方式。
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有一点不同。大多数央行数字货币会有更多的许可和跟踪，而对于今天的稳定币，它更多的是无许可的。因此，在不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间转移更容易。我从根本上相信，我们有越多的选择就越好。
现在正大力推动更多的监管，特别是在美国。你最担心的是什么规则或法律或提议？
谈到监管，我认为更多的监管肯定是好的，监管能更清晰。行业参与者知道该怎么做。消费者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有更多的许可，有更多的监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好的。
但不是所有的法规都是好的。中国已经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所。这种监管显然对我们，或我们认为对行业不利。另一个例子是印度，每笔交易都有税。
我相信美国的环境实际上是很好的。在美国，银行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合作非常好。总的来说，我认为更多的明确性通常是好的。其他政府如法国、迪拜，他们正以相对友好的法规向前迈进。
您能谈一下币安美国吗？显然，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它当然与币安有关联。
币安美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但它使用币安的产品和技术。它还使用这个品牌。我是币安美国的董事会成员。但除此之外，这个团队是相对独立的。
美国有一套非常不同的法规和商业环境。美国是一个大市场。因此，我们显然希望币安美国能够继续在美国提供最好的产品。今天，他们正在提供一个非常体面的产品，但与Coinbase相比，它仍然小得多。希望它将会增长。
我想重温一下你最近写的一篇博客，题为“陈光英是谁，币安是一家中国公司吗？”你能详细说明为什么这名记者询问一个应该与币安有关联的人，被认为是冒犯的或种族主义者？你提到了一场攻击币安的运动。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特别是在美国，认为币安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是因为我看上去是中国人，我想。我确实在中国呆了很多年。当币安起步时，我们首先在上海开始的。所以有了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本身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华盛顿的游说界听到“币安是由中国共产党管理的”，这与事实相差甚远。还有人说“币安是一个中国间谍”。
我们想说，不，我们不是那样的。陈光英是最初的创始团队成员之一。但她不是高层。她管理行政工作。所以她的工作不是面向业务的，不面向公众的，不像营销人员或CTO。她的级别没有那么高。但是她的名字出现在一些公司文件上，特别是在在币安之前的那家公司在中国注册时。
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私下传言，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只是想澄清这一点。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写道：“仅仅作为中国人、中国后裔或从中国移民过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一生都要戴上的耻辱标记”。这对你个人来说是怎样的？
我在加拿大长大，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我对国际城市或国家非常适应。新加坡也是这样的。新加坡有很多移民，所以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舒服。实际上，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对民族、种族、肤色这种类型的东西非常不敏感。
只是最近，我们的团队不断告诉我，有一种强大的叙事，特别是在华盛顿特区，认为币安是一家中国公司。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许多人将我们与另一家名字相似的公司字节跳动，也就是TikTok的母公司贴上标签。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公司。它的总部在北京，他们在北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所以我们经常被归入其中。
当币安美国在做筹款时，有一些问题，你和中国政府有关系吗？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幕后，而且正在向高层涌动。因此，我们看到记者在博客、推特上写了这些。我们始终是透明的，我说：“让我们直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消除任何这种担忧。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我是一个加拿大人。我已经做了33年的加拿大人了。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你的声明也可能被解释为，对你的中国传统和身份的拒绝，包括亚裔美国人和亚裔加拿大人（也可能这么想）。我想知道你是否也能谈一谈这一点。(我是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和你一样，我也是个移民）。
这绝对不是对我的种族的否定。相反，我为自己是华裔，而领导一个行业领先的组织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明白，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发表那篇博客之前，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负面评论。至少，我没有收到。
你的团队提出的一些担忧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亚洲团队。我们的很多用户都是亚洲人。这正是你所描述的情况。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说“我们不是中国人”的声明而感到疏远。我想，“看，我们应该陈述事实”。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们应该走在谣言的前面。我们对我们的民族性感到非常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
显然，加密货币的演变和增长是在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币安计划如何驾驭这一现实？
今天的情况很简单。在中国没有什么可做的，中国明确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所。所以这让事情变得非常简单。我们无法在中国提供我们的服务。中国的长城防火墙阻止了我们的域名。
币安美国公司在美国，币安.com在我们能服务的地方为世界其他地方服务。我们不搞政治。我们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
对您来说，市场低迷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惊讶？
说实话，它一直是教育市场的那部分。对加密货币有太多的误解。每当有负面的事情发生，“哦，加密货币是坏的”。当网飞的股价下跌70％至75％时，人们不会说，“股市是坏的”。他们只是说，“网飞很糟糕”。对于加密货币，当一个项目失败时，他们会说，“哦，整个加密货币的生态系统是坏的”。 他们不会只说“那个项目”。
这些教育、误解的成分，在这个行业的早期阶段总是很难纠正的。但我认为随着行业的成熟，这将会自行解决。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教育人们。
据报道，Terraform Labs的创始人道权（Do Kwon音译）现在是一名逃犯。币安是Terraform Labs的投资者。你对UST和Luna崩溃对行业的影响有什么见解吗？
UST和Luna的崩溃确实破坏了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我认为这个行业正在吸取一个非常昂贵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和道权本人谈过，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不知道这次失败中是否有任何犯罪因素。我认为，执法机构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
还有报道说，币安正在对福布斯进行投资。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你能谈谈进行这项投资的决定吗？
据我所知，这项投资大多已经停滞，所以它不再向前推进了。当时，福布斯正在进行SPAC上市（空白支票上市），所以我们打算参与。但那次SPAC并没有发生。据我所知，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发生什么，我没有密切参与。
这个投资背后的理论是，我们想挑选传统行业，看看不同的行业，并在这些行业中挑选一两个参与者。对他们进行投资，帮助他们进入Web3，采用加密货币，接受加密货币支付，发行非同质代币。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并希望通过这些新模式，他们有更好的资金，以便他们赚更多的钱。
我们希望发展这个行业。当行业发展时，币安会受益，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参与者和最大的交易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论点。
我们看了福布斯，它是一家媒体公司。我们看了推特，它是一家社交媒体公司。我们还看了游戏、电子商务和许多其他行业。因此，我们仍在关注它们，但其中许多交易都不小，所以这需要时间。
告诉我你第一次遇到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时的情况。
实际上是在一个牌桌上。我当时和李启元玩扑克，他当时成为比特币中国的CEO。这是在2013年，一个非常友好的小赌注扑克游戏。
第二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说， CZ，你应该把你持有的10%的东西转换成比特币。有很小的机会你会归零。有更大的机会获得10倍收益。如果是10倍，你的净资产就会翻倍。我当时想，“好吧，看起来挺认真的”。就在那时我开始更严肃的对待比特币，我把我的公寓卖了，买了比特币。
那是多少钱？
接近一百万美元。我在上海有一套公寓。我了解比特币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到了2013年12月，我开始卖我的公寓。卖掉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到了2014年初，我就把每一笔付款都换成了比特币。之后价格下跌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笑）
1989年，你离开中国，那是在天安门事件前不久。那也是网络被发明的一年。我想知道你对中国在技术和世界中的角色的演变方式有何感受，因为现在似乎有更多的对抗甚至不信任。
1989年我是12岁。我去了加拿大，然后我看到互联网的发展。但我当时太年轻，无法参与，无法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二十四年后，我遇到了比特币。我想，“互联网是传输信息的技术。区块链是转移价值的新技术。信息与金钱相比，这将是一个更大的行业”。
我不打算错过这个行业。这对我全力投入加密货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卖掉了我的房子，辞掉了我的工作，开始在加密货币领域寻找新的工作，然后就从那里开始了。
中国对许多行业态度都很消极。不允许设立加密货币交易所，不允许挖矿。许多行业都受到了负面影响。在短期内，我们在中国没有战略。我们只得等待。所以我们专注于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崩溃，抹去了2万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价值。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现更多的紧张局势，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鉴于这一切，你在这个行业中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增长的问题。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行业的开发人员越多，这项技术就越有效。但技术需要时间来发展。计算机并不是自己就能成长起来的。有几千、几十万或几百万人在研究计算机的不同部分，譬如芯片、CPU、内存和互联网。我们仍然处于区块链世界的传输控制协议阶段，仍然在谈论共识机制和技术性的东西。
只要有更多的开发者进来构建不同的应用程序，构建不同的工具，这个行业就会继续增长，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家，都会进来。
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是监管说，你不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但幸运的是，世界上有200个不同的国家。说这种话的国家通常会被甩在后面，他们的经济长期会受到影响。我们看到更聪明的国家已经在适用这种做法。因此，这不是让我担忧失眠的事情，但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