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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将如何结束?学者发现,历史经验证明普京这类领导人会让战争更为凶险

《纽约客》杂志刊文,登载了作者与一些战争理论家的访谈内容。介绍关于战争的学说中,最大的问题和困难往往不在于如何发起和组织一场战争,而是如何结束它。

近年来,有一小群学者专注于战争终止理论。他们认为有理由担心乌克兰战争的可能结果。现在战争的发展,还远没有让其中一方的战争目标发生改变。

海因·戈曼斯于1960和7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长大,他被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记忆所包围。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海因·戈曼斯说他的父亲在纳粹占领期间藏在“地板下”。

当戈曼斯来到美国学习国际关系时,他在一节课上被问及,哪段个人经历对构成自己国际关系的看法最有影响时,他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学生提出了反对,说这还不够个人化。

但二战对戈曼斯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

戈曼斯回忆说:1985年5月,他参加了加拿大军队解放阿姆斯特丹4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参加解放行动的加拿大老兵们仍然健在,他们重现了加拿大军队抵达解放城市的情景。

戈曼斯记得,他原本以为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们会对参加纪念活动无动于衷,但他错了,也因此很感动:“整个城市的路边都挤满了人,我真的很惊讶,人们对它的感受和记忆是如此之深。

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罗彻斯特大学彼得·D·沃森冲突与合作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图源:大学官网

戈曼斯现在在罗切斯特大学教政治学,他的很多论文是关于终战理论的,即研究战争如何结束。戈曼斯了解到,在战争如何开始方面,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战争如何结束方面却很少。

这种疏忽也许有历史原因:美国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战争可以结束人类文明;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死亡,而是一切的死亡。因此,冷战时期对战争的研究产生了关于威慑的丰富词汇:直接威慑、延伸威慑、惩罚威慑、遏阻威慑。

但冷战结束后,战争继续发生,戈曼斯看到了一个使用知识参与实际事务的机会。

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随后修订出版的《战争与惩罚》(War and Punishment)一书中,戈曼斯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战争会迅速结束,而有些战争则会残酷地拖延下去。

这本书名中的“战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惩罚”特别是指德国领导人所担心的后果,即:如果他们带回来的不是胜利,那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当戈曼斯的书在2000年问世时,它是第一本完全针对终战问题的当代长篇研究专著,并帮助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

戈曼斯写道,传统上认为战争是因为其中一方投降而结束。正如一位作者在1944年所说的那样:“直到彻底失利一方退出前,战争会继续下去。”

但经验显示,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完整的说法。

通常需要两方来发动战争,即使他们在发动战争上有不同程度的责任;而且,通常也需要两方来结束战争。失败者可能接受上周提出的条件,但有什么能阻止胜利者给出新条件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例子,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俄国政权后,拒绝继续与德国作战;他们(指托洛茨基)宣称“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只是转身离开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

戈曼斯写道:“从表面上看,失败者退出了战争。”

但德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一点,而是继续向俄国推进。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同意了比三周前提出的更苛刻的条件后,德国人才同意让布尔什维克退出战争。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首页,从左至右分别为德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奥斯曼语及俄语五种版本。此条约表面上是对俄罗斯相当沉重之打击,实际上很多国土当时并不在刚成立4个月,尚仅控制了彼得格勒及周边的苏维埃政权治下。该条约于1918年3月签订,11月德国即战败投降,此条约与德国部分被废止,而以1922年签订之《拉帕洛条约》取代之;与土耳其部分亦以1921年的卡尔斯条约取代。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戈曼斯写道:最近的理论文献已经承认了战争的两面性,即便如此重要的方面还是被忽略了。战争理论从经济学中引入了“讨价还价”的概念,战争被认为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开始的,通常是在某块领土问题上的谈判破裂。

根据战争理论家的学说,一方崩溃的最常见原因,再次借用了经济学的观点,是某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简单地说:一方或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相比于对手的实力。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各国的作战能力几乎总是一个被严密保护的秘密。

在任何情况下,发现谁更强大的最好方法是真正开始战斗,之后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许多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双方根据现实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相对实力,并选择达成协议。

但也有其他类型的战争,其中信息以外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这些因素在经济学中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所以不太被理解。

一个事实是: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合同,具体到国际关系的情况下即为和平协议,几乎没有执行机制。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想破坏协议,没有仲裁法庭可以让另一方上诉。在理论上,联合国可以成为这个法院,但在实践中它不是。

这就产生了被称之为“可信承诺”的问题,战争不会迅速结束的一个原因是:一方或双方根本无法相信对方会履行他们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

戈曼斯的同事丹·赖特(Dan Reiter)在2009年出版的《战争是如何结束的》(How Wars End)一书中,以1940年春末法国沦陷后的英国为例,写道:英国当时正在输掉战争,而且不确定美国是否会及时加入战争以拯救自己。但英国人继续战斗,因为他们知道,与纳粹德国的任何交易都是不可信的。

图源:亚马逊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以他独特的方式对自己的内阁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这座岛屿的漫长历史终将结束,那么也要等到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再结束。”(If this long island story of ours is to end at last, let it end only when each one of us lies choking in his own blood upon the ground.)

戈曼斯认为,当代(基于经济学范式的)战争研究的学术文献中,被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内政治。国家(在研究中)被视为具有既定利益的统一行动者,但这忽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巨大内部压力。

戈曼斯创建了一个数据集,包括1816年至1995年期间每个打过仗的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并根据一个三向系统对每个领导人编码。一些领导人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一些是独裁者;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

根据戈曼斯的说法,民主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对战争带来的信息做出反应,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领导人输掉了战争,只要他们的国家仍然存在,他们只会被赶下台,还能巡回演讲售书。

至于独裁者,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内民众,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结束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这样的独裁领导人,他的手段很简单:杀死了所有批评他的人。

戈曼斯发现,问题就出在那些既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也不是独裁者的领导人身上:因为他们本质是镇压性的,所以他们往往会有不好的下场;同时又因为他们的镇压力度还不够强,所以他们不得不重视公众舆论,考虑公众舆论是否会对他们不利。

戈曼斯发现:这些领导人会受到诱惑,“为复活而赌博”(译注:国际关系术语,当一个在国内处于弱势的领导人决定发动冒险战争或延长战争以维持其职位时,就称为“为复活而赌博”),从而继续进行战争,往往强度越来越大。因为如果没有胜利,就意味着他们自己面临流放或死亡。

他提醒道:1914年11月17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四个月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他的战争内阁会面,并得出结论:这场战争(德国)不可能获胜。

戈曼斯说:“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战斗了四年。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如果输了他们就会被推翻,会有一场革命发生。”

而且,事实证明他们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像这些(即不民主也不真正独裁的)领导人非常危险。据戈曼斯说,这样的领导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许多战争拖得比本应该的时间更长的核心原因。

最近,我与包括戈曼斯在内的一些终战理论家进行了交谈,看看理论视角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启发。

这些理论家其实是一个参与现实和活跃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粘在Twitter和Telegram上一样,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因为他们试图实时关注这场战争。

他们相信:他们研究过的战争可以为当前的冲突提供启示。显然,他们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战争理论家布拉尼斯拉夫·斯兰切夫(Branislav Slantchev)是戈曼斯以前的学生之一,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告诉我,8月份他被邀请参加一个由美国情报机构召开的关于终战的在线研讨会。

《战争是如何结束的》一书的作者赖特,对俄乌战争很感兴趣,因为它是如此的老派,很少有网络战,而且俄罗斯只使用了仅仅几枚高超音速导弹。

他说:在俄罗斯一侧,“战争是大炮、装甲、步兵以及对平民的暴行。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味道的事。”

而在乌克兰一侧也是如此:“他们有相当先进的武器,加上足够的训练,再加上很多勇敢的战士。但战争模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变化。”

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塔尼沙·法扎尔(Tanisha Fazal)正在写一本关于军事医学的书,他对俄罗斯伤员与死者的低比例感到震惊。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历史内的伤亡比大约是三或四比一(译注:即每一例阵亡对应三到四例受伤)。

在最近的战争中,例如阿富汗战争,美国已经设法使伤亡比高达至十比一,这意味着受伤后死亡的士兵更少了。据估计,俄罗斯人的伤亡比例回落至四比一。法扎尔说,原因是俄罗斯人没能设法建立空中优势,所以他们不能把受伤的士兵迅速送到后方,导致伤病员中的许多人死亡。

更广泛地说:这场俄乌战争表现出了战争理论家们所熟悉的许多特质。普京最初误以为他能在几天内攻占乌克兰,这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也是一个压迫性政权被自己人提供了劣质信息的典型案例。

大家都同意,我们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俄罗斯声称,它无法相信乌克兰不会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北约国家;而乌克兰方面则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一再违背承诺,并且在2月份未受到挑衅就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政权。

但可信承诺问题之解决是复杂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问题通过摧毁纳粹政权、改写德国宪法和肢解德国得到了解决,但没有多少战争会以如此绝对的结果来结束。

更加复杂的是,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都是动态发展的。自俄罗斯于2月24日上午入侵乌克兰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俄罗斯的软弱和乌克兰的强大被展现出来,使乌克兰公众感到振奋;而在布查和现在的伊久姆,俄罗斯对平民的屠杀被揭露出来,则激怒了乌克兰人民。

如果说乌克兰公众舆论中曾经有向俄罗斯让步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现在已经彻底关闭了。

戈曼斯说:“有时战争自己会产生继续战争的原因。”

数十个外部国家被拉入这场冲突:北约的30个国家站在乌克兰一边;白俄罗斯目前站在俄罗斯一边。戈曼斯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是我们以为不会看到的欧洲战争。这是堑壕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为了乌克兰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戈曼斯说:“这将塑造二十一世纪的其余时光。如果俄罗斯输了,或者它没有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它将是一个不同的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赢了,以后将是一个不同的欧洲。

战争的范围和复杂性使迅速解决成为了泡影,“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那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那么大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我想要一块领土,因为我的族裔兄弟们在那里’。这是所有的一切。”

当我们在9月初第一次谈话时,戈曼斯预测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终战理论的三个主要变量:信息、可信承诺和国内政治,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都仍然相信自己能够获胜,而且他们对彼此的不信任与日俱增。

至于国内政治,普京正是戈曼斯所警告的那种领导人。尽管他拥有强大的镇压机器,但他并没有完全控制国家。他一直称战争为“特别军事行动”,并推迟大规模动员,以避免面对国内动乱。

戈曼斯预测说:如果普京开始失败,他就会简单地诉诸升级。

然后,在戈曼斯和我第一次谈话后的几周里,局势迅速加速了。乌克兰发动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反攻,夺回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大片领土,并放言要夺回被占领的赫尔松市。正如预料的那样,普京进行了反击,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并在被占领土上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了仓促的“公民投票”。

部分动员是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就像战争开始时一样,这导致了数万人逃离俄罗斯。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有可能扩大。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国土东部地区推进。

在一篇惊人的博文中,戈曼斯的前学生布拉尼斯拉夫·斯兰切夫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情况。他认为,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战线仍然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危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普京会需要进一步升级。这可能意味着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攻击。

但是,如果目标是阻止乌克兰的攻势进展,更可能的选择是进行小型战术核打击。斯兰切夫表示,战术核武器当量将低于1千吨。也就是说,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小15倍。但它仍将是毁灭性的,而且几乎肯定会导致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

斯兰切夫不认为北约会以自身对俄发动核打击作为回应,但它可以选择,比方说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可能会受到诱惑,最终退缩。斯兰切夫敦促他们不要这样做。他写道:“现在的分析就是这样了,(双方都是)为了赢得全部。“

戈曼斯告诉我:“布拉尼斯拉夫非常担心,而他一直以来并不是一个会担惊受怕的人。”

戈曼斯也很担心,尽管他的假想时间线更为漫长。

戈曼斯认为,新的俄罗斯增援部队,无论多么训练多么缺乏、装备多么差劲,但初冬的来临,会暂缓乌克兰的攻势并拯救俄罗斯人,但仅在冬季如此。他说:“人们认为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但不幸的是战争并不是这样的。”

但他也相信,乌克兰将在春季恢复攻势,届时同样的动态和同样的危险将重新发挥作用。戈曼斯说:“为了结束战争,至少其中一方的最低要求必须改变。这就是终战的第一条规则。而我们还没有走到战争目标发生改变、足以让和平协议成为可能的那一步。”

理论家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测,部分取决于他们如何评估这些变量。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战线是否真的会崩溃,如果是的话,多久会崩溃?如果它真的崩溃了,克里姆林宫能控制多少有关它的信息?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们不得不做出预测。

例如,丹·赖特(Dan Reiter)对普京向俄罗斯人民宣传已经获得部分胜利的能力,比戈曼斯稍微乐观一些,因为赖特更相信普京对俄罗斯媒体的掌控力。

在赖特看来,普京是一个足够独裁的独裁者,他能够退让。

尽管身为可信承诺的著名理论家,但赖特认为,战争可能在没有压倒性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例如在俄罗斯联邦没有被摧毁的情况下结束。

他说:“你当然不会喜欢在原地保留一个有着挥之不去威胁的国家(指俄罗斯),然而有时这就是你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样子,因为真正完全消除威胁的代价太大了,无法实现。”

他看到了这样一个未来:乌克兰同意停火,然后逐渐把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刺猬”,一个没有国家愿意和敢于入侵的带刺国家。

赖特说:“中等规模的国家可以保护自己,即使是面对非常危险的对手,乌克兰可以使自己在未来更有防御能力,但它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将与入侵前有很大不同。它看起来会更像以色列,有高税收、高军事开支和漫长的强制兵役。但这样的乌克兰是完全可以守住的,而且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戈曼斯则更为担心。他的思绪再一次把他带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德国面对胜利的希望渺茫,决定“为复活而赌博”。德国放出了自身的秘密武器:潜艇。开始在公海上进行无限制潜艇战。

这一战略的风险在于它可能会把美国带入战争,而这一战略的希望在于它能扼杀英国并带来胜利。用戈曼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极大变数”的战略,意味着可能导致巨大的回报或巨大的灾难。在

史实中,它确实导致了美国参战、德国战败和德皇下台。

在当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秘密武器”是核武器。它的使用再次带来了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但也可以至少暂时阻止乌克兰军队的前进。如果有效使用,甚至可以带来一场胜利。

戈曼斯说:“人们对俄军前线的崩溃感到非常兴奋,但对我来说,这就像‘啊——’的一声惨叫。 这时普京就真的是困兽了。

目前,戈曼斯仍然认为选择核武器是不可能的,他相信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但这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