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美国制造业正在经历反弹,这逆转了几十年以来制造业不断外迁和萎缩的趋势。新冠疫情、中国的 “动态清零”封锁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激励措施,都在加速制造业反弹的过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进入漫长的自动化和外包阶段以来,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导致工厂岗位的流失,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过。
但这次,经济从新冠疫情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美国制造业不仅恢复了所有因疫情而失去的工作岗位,甚至还再增加了一些。
复苏的动力,不是企业把海外的工厂工作转移到了美国国内,也不是来自于拜登总统、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制造业拥护者经常提到的强大的工业部门和地区。
相反,这次复苏的引擎包括制药厂、精酿啤酒厂和冰激凌制造商等行业。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更可能位于西部山区和东南部,而不是传统的工业据点五大湖地区。
从2020年2月到4月,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大部分经济停摆,美国制造商削减了大约136万个工作岗位。截至今年8月,制造商已增加了约143万个工作岗位,净增6.7万名工人,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数据表明,这种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衰退和复苏的独特产物。新冠疫情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使国内制造业对一些公司而言更具吸引力。联邦经济刺激支出有助于将美国人的购买习惯,从旅游和餐馆等服务转向汽车和沙发等商品,从而推动了国内工厂的生产工作,使其比前两次经济衰退时反弹得更快,此外,随之而来的还有就业增长。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说,制造业岗位的恢复是由疫情诱发的经济衰退的独特性质和联邦有力回应的结果,这些回应包括了像2021年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这样的立法。
本月,耶伦在访问底特律时告诉记者:“我们有一个从服务到商品的巨大转变,这刺激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和制造出现非常迅速的复苏”。她说,拜登的救援计划中包括对当地经济和小企业的支持,“这对恢复就业市场的健康有很大帮助,而且考虑到支出模式的转变,我认为对制造业是有利的”。
像许多行业一样,美国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寻找原材料、零部件和熟练工人。然而,他们现在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甚至让一些长期以来促进美国工厂就业的人感到惊讶。
全国制造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德·穆特雷说:“如今,我们的工人比2020年2月多了6.7万人。说实话,我没想到我们会达到这个目标”。
过去半个世纪,在遇到经济衰退时,相比于经济体中的其他雇主,工厂通常会解雇更多的工人,而且在复苏阶段,增加工作岗位的速度也比较慢。通常情况下,公司利用这些经济拐点,加快步伐将这些工作岗位外包给工资水平明显较低的外国工厂,并投资于替代工人的新技术。
这一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大范围经济衰退中,工厂的裁员情况与服务业的裁员情况大致相当。经济学家将这一趋势取得的突破,归因于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许多美国制造商被认定为是“必不可少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人对其产品需求的激增。
制造业工作岗位在2020年春季迅速反弹,然后开始攀升,上升速度比近几十年来工厂创造就业机会的典型速度要快。自2020年6月以来,在特朗普和拜登的领导下,工厂每月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3万个。
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就业人数出现减少的行业,在这次复苏中的表现要好得多。家具制造商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随后的震荡中,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现在几乎已经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就业水平。纺织厂、纸制品公司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商也是如此。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只有3.7%。制造商说,如果不是因为难以吸引和雇用技术工人,这一数字可能会更强劲。
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Greene Tweed公司,是一家生产航空航天和半导体行业所用材料和部件的制造商,这家公司运营副总裁费尔南多·托雷斯说,他的公司不得不变得更加灵活,以吸引新的工人,并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资和福利。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不同背景的员工,公司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培养他们的技能,以填补空缺的工作岗位。但他表示,仍然很难留住员工,因为竞争对手正在积极地吸引他们。
但托雷斯说,考虑到对其公司产品的需求,仅有不到2000名员工的Greene Tweed公司并不打算放弃。
“我们正在寻找大量的员工,我们并不打算放慢速度”。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医疗设备制造商BTE技术公司总裁查克·维瑟林顿说,他正试图将其约40人的工作队伍扩大10%。他说,缺乏工人已经成为比供应链中断更大的问题。
维瑟林顿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一次简报会上说:“我们的工作积压不断增加,但就是找不到员工”。
拜登推动了各种立法举措,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包括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支出、对电池制造商和半导体工厂等公司的税收减免和其他补贴,以及有利于位于美国的制造商的新联邦采购要求。拜登政府官员表示,这些政策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对进一步鼓励工厂的就业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希望能继续提高工厂就业率,并可能将其推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其他因素可能有助于加速美国制造业出现更多的发展。延迟交货、天价运费和新冠疫情期间的其他供应链问题,刺激了一些首席执行官考虑将生产转移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
根据货运预订平台Freightos的追踪数据,最近几个月,国际货运市场运输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平均价格已大幅下降,但仍比新冠疫情之前高出三倍。
企业也开始质疑,在中国生产如此多的商品是否明智,因为华盛顿和北京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尽管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干扰,但中国政府仍坚持新冠防疫“动态清零”政策,这尤其动摇了许多高管对在中国经营业务的能力的信心。拜登还维持了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许多关税。
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无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把新的投资投向何处。雪城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利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看到行动了,还不清楚这些投资有多少来到了美国,可能没有人真正知道”。
左翼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负责贸易和全球市场的副总裁埃德·格雷泽说,自2019年以来,美国的新制造业企业明显上升,特别是在制药行业,这可能是对新冠疫情的一种回应。食品和饮料企业也持续增长。
不过,格雷泽说,虽然去年美国制造业增长强劲,但制成品的进口也很强劲。他说,这表明,制造业的增长可能反映了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美国产生了强劲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向美国转移。
虽然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已经迅速恶化,但生产模式的变化却比较缓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份发布的一项针对117家领先公司的调查发现,商业乐观情绪已达到历史最低点,但美国公司在中国仍然有着压倒性的利润,中国仍然有着世界上最广泛的工厂生态系统,以及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
8%的受访公司称,在过去一年中,其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另有16%的公司将一些业务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但78%的公司表示,他们没有将任何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
拜登政府希望,新的政策将鼓励更多公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特别是清洁能源和先进计算等尖端产业。这些政策包括拜登今年夏天签署的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法案和气候法案。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法律已经在改变美国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筹划。最近几周,白宫官员宣传了汽车制造商、电池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工厂转移公告,这些公告与气候法案直接相关。
迪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许多公司正承诺在美国建立和扩大他们的制造足迹,这既包括美国公司也包括跨国公司。他们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新冠疫情不仅凸显了他们的供应链需要更多的弹性,而且美国正在创造一个政策环境,使在美国进行长期投资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