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分析了二战后世界各国受教育的数据，发现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教育的提升幅度上，小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超过。国民教育总量和程度的停滞，或将导致美国丧失其霸主地位。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人口不仅大大增加，而且受教育程度也大大提升。
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公民上学的总年数都比人口本身增长得快，而授予大学学位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尽管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增长都在放缓，但在人口学家所能看到的未来，教育扩张的总体速度仍将远远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意味着经济生产力更高，因而军事潜力更大。但是，由于过去70年的教育爆炸是不均衡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仅增加了全球经济的总体规模，还改变了经济潜力在各国之间的分布，包括一些大国。
正如我们在最近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撰写的报告中所详述的，相对而言，在这场教育和经济重量的大洗牌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最大的输家。在冷战期间，美国是无可争议的教育超级大国，享有世界上最高的教育水平，在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中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但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育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如果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话，美国很快就会把它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方面的地位让给中国。在未来20年的某个时候，印度也可能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年龄男女的总人数上超过美国。
这些变化反映了过去一代人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并预示着在未来几十年将形成世界秩序的其他变化。美国能否在不丧失其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受住这些变化，部分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并解决其教室和讲堂中的不祥的停滞现象。
这将需要创造性地思考与未来的卓越教育中心，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美国的后院，并认真地扭转美国教育中不受欢迎的趋势，而决策者在过去的一代多时间里忽视了这一点。
一个更聪明的世界
学者和战略家们早就明白，国家从其人口中汲取力量。然而，直到最近，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口数量上：按年龄和性别划分，居住在不同国家或联盟的人数。但是，在一些国家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具有更大经济潜力的世界上，这种简单的方法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瑞士的居民人数比布隆迪少，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布隆迪的90多倍。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超过另一个国家90个人的生产力的时代，生产力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全球权力的平衡。生产力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的改善，包括健康、知识、技能和其他内在的人类因素所驱动。人力资本快速但差异巨大的增长，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拉开国家之间，包括大国之间的生产力差距。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教育：更具体地说，是国家人口接受的学校教育的数量。
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更多的学校教育，意味着在国家层面有更多的生产潜力，无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基线有多高或多低。
有两个项目试图描绘战后全球的教育爆炸，它们的发现为其对国际力量平衡的影响提供了线索：总部设在维也纳的维特根斯坦人口和人力资本中心发布的人力资本数据探索，以及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和韩国高丽大学的李钟和管理的巴罗-李教育成就数据集。
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提供了从1950年到2020年的世界整体人口和教育概况的估计，并预测到2100年，而巴罗-李的工作提供了从1950年到2040年146个国家的教育程度估计。这两个项目的评估结果接近但不完全相同，我们的分析依赖于这两个项目的数据。
在过去的70年里，教育的进步是深远的。全球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比例，从1950年的约45%下降到2020年的约13%，维特根斯坦中心预测，到2040年这一数字可能下降到8%。从1950年到2020年，全世界15岁及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7年稳步上升到8.8年，这几乎增加了2.5倍。
在世界各地，2020年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1950年高出近5年半。这相当于每十年提高0.7年以上的长期速度，预计这一速度在未来20年内将继续下去，但是会稍慢。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是全球人口构成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阻力。1950年，世界上教育程度最低的欠发达地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今天，这些地区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五，而且几乎占未来20年预计人口增长的全部。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往往是学校教育基线水平最低的国家，这意味着它们在全球总人口构成中的比重正在稳步增长，并拉低了全球教育的平均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现在的平均教育水平略高于完成小学教育。这听起来很低，那是因为今天发达国家的期望和规范与几十年前有很大不同。目前全球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致相同，要知道当时美国的教育程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这一事实反映了国家之间显著的趋同程度：教育程度低的地区（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比欧洲和北美的高教育水平地区上升得更快。换句话说，随着全球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家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已经缩小，而且预计将继续缩小。
根据巴罗和李钟和的研究，在过去的70年里，全球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已经下降了60%，从现在到2040年，它可能再下降三分之一。
伴随着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生产力也有了类似的大幅提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教育水平已经相对较高，一个国家平均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其人均产出水平就会增加大约10%。鉴于这种衡量教育程度的方法并不完善，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这种强烈的关系也许更加引人注目。
在世界各地，教育的进步帮助推动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从1950年到2018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两番多，估计每年增长2.2%。我们的分析表明，学校教育的提高约占生产力提高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是在健康、城市化和商业环境方面的提高。
但是，如果说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人类福利和个人福祉有良好的影响，那么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则有非常不同的影响。教育趋同减少了全球的不平等，并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也逐步削弱了全球教育程度领先者曾经享有的优势，特别是美国。
其他国家的崛起
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后，教育程度的下一个最重要的量化指标是高级人才培养：高中后教育、大学、研究生教育等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对国家经济和地缘政治潜力都很重要，因为高技能劳动力在工业经济中很重要，在知识密集型的后工业经济中不可或缺。
在全球范围内，战后高等教育的增长是不寻常的。1950年，根据维特根斯坦中心的数据，全世界大约有3000万15岁以上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到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9.3亿，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5亿。
同时，全球成年人口中至少受过一些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从1950年的不到2%跃升到今天的约16%，到2040年将接近22%。高等教育目前还不是全球的标准，20年后也不会是，但每年都在变得更加普遍。
从国家经济表现的角度来看，25至64岁的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程度是关键。在所有现代社会中，这个群体占了大部分的劳动力和绝大多数的高技能工人。维特根斯坦和巴罗-李的数据集，都显示了这一重要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长：1950年，世界上只有2500万年龄在25至64岁的人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到1990年，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10倍，达到大约2.3亿人。从那时起，这个数字似乎又增加了两倍。根据维特根斯坦中心的估计，今天的总数接近7.5亿，到2040年将达到近12亿。
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国家，高技能劳动年龄男女的储备在未来几十年也会增长，但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快。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增长，正在重新分配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份额，有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些战后的趋势，使西方国家在全球高技能劳动力中的份额严重和持续地相对下降，使以前的西方重量级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挤出世界前十名的行列。1950年，十个最大的高学历劳动力中，有八个在较发达的国家，印度和中国是两个例外。到2020年，只有五个发达国家仍在前十名中，新加入的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在其中。到2040年，预计只有三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会进入榜单。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几十年挑战或超越西方国家，她们现在所取得的教育水平，比战后早期大多数西方先进经济体都要高。例如，墨西哥24至64岁的人中有16%受过大学教育，这个大约是美国1950年的两倍。
在土耳其，这个年龄段的人中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2%，接近德国1990年统一时的比例。韩国的劳动力甚至技能更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韩国的转变确实令人震惊。1970年，其工作年龄人口中几乎只有不到5%拥有大学学位。半个世纪后，这个国家可能已经超过了50%的大关，超过了美国和其他曾经的教育成就领导者。到2040年，近三分之二的韩国工人可能拥有大学学位，四分之三的人可能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
这是一个其他有抱负的大国寻求复制的轨迹。如果他们成功，将极大地改变全球人力资本的分布。
五个主要大国的比拼
说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过去70年里，有五个国家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规模是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先决条件。世界上最大的高技能劳动力，毫无悬念的都有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今天和未来很可能都会如此。
居住在这五个国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全球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保持稳定，从1950年至今占世界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是，这五大国家的教育轨迹差异巨大，它们在世界高技能劳动力中的比重变化，预示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处于孤独求败的地位。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之大，意味着没有接近的竞争对手。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在这一指标上都大致相当，与美国相差甚远。当然，在这些年里，克里姆林宫指挥着整个苏联，而不仅仅今天的俄罗斯。但根据我们的估计，苏联在其存在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积累到甚至三分之一的美国高技能劳动力。
冷战结束后，五巨头重新洗牌，印度和中国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超过了日本和俄罗斯，部分原因是其人口更多。但是，美国作为最大的熟练劳动力储备国，尽管其人口少得多，但仍保持强劲。
然而，今天，美国正处于失去其在技术工人方面的卓越地位的边缘，中国将很快超过（如果还没有的话），而印度可能会在2040年前的某个时候超过。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迅速缩小与美国在高学历劳动力方面的差距。那时，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库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规模。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转变也同样令人震惊。1990年，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可能是五大国家中最小的。然而，从那时起，中国劳动力的这一部分已经爆炸性增长。这与印度一样，这是已经形成的人口和发展的趋势的结果。
今天，中国25至64岁的大学毕业生人口是美国的80%至90%。巴罗-李报告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工作年龄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比美国多，到2040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储备可能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到这一年，巴罗和李预测，印度在25至64岁受过大学教育的总人数方面也可能会超过美国。
观察五大国命运变化的另一个方法是，追踪它们在1950年至2040年期间，占世界高学历工人的过去和预测份额。这种比较生动地突出了美国的相对下降。1950年，美国占世界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40%以上，到1990年，其份额下降到27%左右。今天，美国的份额约为16%，根据维特根斯坦中心的数据，预计到2040年将下降到10%，而印度为11%，中国为13%。
对于只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工人来说，大致上有类似的趋势。
有趣的是，尽管在这些预测中，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总数，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总数，但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总数并没有这种趋势。事实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后续协定，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所涵盖的北美地区，有可能至少在2040年前，保持与中国大致相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
这主要归功于墨西哥的教育成果。
美国教育的大停滞
中国和印度在教育方面的长期崛起，以及在高等教育人数方面的最终提升，不应令人感到惊讶。美国的长期相对衰退也不应该令人惊讶。事实上，美国将战后早期的教育优势保持到21世纪的途径，是一场灾难的结果：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失败，世界范围内的死亡率下降，或两者兼而有之。
让美国观察家感到惊讶和沮丧的是，美国的教育表现非常糟糕，加速了美国的相对恶化。20岁左右的美国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几乎只有战后早期的三分之一。与战后早期相比，工作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急剧放缓。令人惊讶的是，20岁左右的美国男子的大学毕业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持平。
这是和平时期一个令人震惊的表现，不知为何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
这种广泛的教育放缓，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受教育程度过高，以至于他们遇到了教育的天花板。相反，越来越多的东亚和欧洲社会在25至34岁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或中学后培训率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韩国和瑞士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其人口规模较小，因此无法挑战五大国的绝对教育优势。
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做得更好。尽管可能无法阻止中国和印度超过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可以推迟这种情况发生的日期，这可能是几十年。
期待变革性的教育改革
正如它在上个世纪改变了全球经济一样，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爆炸，也将在这个世纪改变地缘政治。在未来20年里，进入世界高学历劳动力库的人可能比前20年或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到2040年，全球劳动力中的工作年龄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比现在2.5亿人猛增70%。而且，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人几乎要增加5亿。
从全球繁荣的角度来看，战后的教育爆炸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繁荣，帮助推动了自1950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增长近五倍。虽然这些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享，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贫困的减少、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福祉的改善，都部分归功于教育的进步。
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教育爆炸的后果至少对美国来说不太有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涌入全球劳动力市场，改变了经济力量的平衡，并延伸到各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削弱了美国的领先地位。
在战后的前三代人中，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在规模上是无与伦比的，这给美国带来了强大的经济优势，有助于在冷战期间和紧接着的冷战后维持美国的经济。今天，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总数方面，美国与中国并驾齐驱，印度也在不断接近。
到2040年，中国和印度将在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总数方面争夺领先地位，而美国则远远落在后面。
明确地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中国或印度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教育质量相同。美国仍将能够依靠许多其他资产来加强其全球优势。在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的优势，充满活力的商业部门，复杂的金融体系，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货币。
但是，面对令人不安的教育趋势，这些因素只应提供有限的安慰。
美国的教育优势被削弱，最终将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可以或应该拥有的要少，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将减少，无法捍卫其利益和维护界定战后秩序的经济和安全架构。
最终，“美式和平”将面临压力。
不难想象，由于美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库停滞不前，美国在其中的影响力将大大降低，一个逐渐失去和平、经济上更加不安全的国际环境就会出现。
幸运的是，美国仍然有很好的选择来应对教育霸权的丧失，但都需要华盛顿采取主动，这是最近似乎很难进行的事情。通过更积极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美国可以寻求建立新的联盟或同盟，为自由主义秩序增加人力资源的压舱石。
这可能需要耐心，培养与未来一些主要的高学历劳动力中心的新安全伙伴关系。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甚至可能是伊朗。其他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更紧密的融合，这可能使北美的战略潜力与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潜力更加一致。
同时，美国可以尝试扭转其不祥的教育放缓。教育程度的停滞不前正在阻碍经济增长，并可能每年掠夺美国数万亿美元的产出。如果美国不改变方向，这个代价只会上升。
问题的一部分是，美国人不想买很多美国教育工作者兜售的东西。这很难怪他们，公立小学和中学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高中文凭并不总是伴随着能找到工作的技能。高等教育越来越官僚化，意识形态化，而且价格昂贵。
如果美国人把教育当作他们的未来，他们就会寻求深远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他们会在教师工会和大学行政人员之外寻找更好的想法。振兴国家的人力资源将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务。这不仅仅是教育程度，还有健康、劳动力参与，甚至家庭。
即将到来的人口和教育变化是可以预测的，但并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有时间去适应并解决其教育方面的缺陷，以免为时已晚。
然而，为了避免浪费其教育优势，并使其全球首要地位受到威胁，华盛顿必须承认，教育不再只是一个国内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的未来就取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