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在外交事务杂志最新一期上撰文，分析了面对 2022-2032年这一危险的十年时，美国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并提出应当疏远中国经济。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有时候数十年什么都没发生，也有时短短几周就发生了数十年的大事，”这据说是列宁的话，他也是《外交事务》杂志的读者，那句话指的是100多年前沙皇俄国的迅速崩溃。

如果他真的说了，列宁可能还会补充说：在数十年里发生了几个世纪的大事。

世界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十年之中。

与其他历史转折的年代一样，今日危险源于世界秩序状况的急剧下降。但是这种衰退的威胁比最近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在美国没有能力应对的情况下，新威胁和旧威胁开始交织。

一方面，世界正在目睹传统地缘政治最糟糕的方面在复苏，比如：大国竞争、帝国野心、抢夺资源。今天，俄罗斯由暴君普京领导，他渴望重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甚至可能是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而且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事，因为对他政权的内部约束大多已经消失。

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寻求地区和潜在的全球首要地位，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将导致与美国竞争加剧乃至对抗的轨道。

但这还不是全部，而且远远不是。这些地缘政治风险正与当代最关键的复杂新挑战碰撞，如：气候变化、传染疾病大流行以及核扩散。毫不奇怪，日益增长的竞争影响到了外交，使得大国几乎不可能在区域和国际挑战上合作，即使合作是符合它们利益的。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凝聚力正处于危险之中，其程度是19世纪中期以来所没有的。这非常重要，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的领导力支撑着世界上所有的秩序，而且在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国家。

然而，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将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和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

这些情况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使得解决新的全球问题所需要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遭到削弱和战略分心的时候。

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由以下若干因素共同缔造：全球挑战和全球应对之间的可怕差距；欧洲和印太地区大国战争可能性的增加；以及伊朗在中东地区造成不稳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可以说，这是一场完美风暴，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不完美的风暴。

警告危险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理想情况下，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好事很少自己发生；恰恰相反，如果放任其自生自灭，体系就会恶化。因此，美国决策者的任务是重新发现治国理政的原则和实践：即调集国家力量和通过集体行动来对抗失序的趋势。其目标必须是管理旧的地缘政治和新的挑战之间的碰撞，在寻求达成的目的方面要有纪律地行动，并做好安排；或者更好的是：建立有足够共识的机构。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在国外必须优先建立秩序而不是促进民主。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巩固国内的民主。

混乱局面的出现

1990年8月，伊拉克一心想征服领土，入侵面积小得多的邻国科威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回应说：“这是不允许的”。

他是对的。几周内，美国就组织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围绕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这一明确的目标进行了军事干预。

1990-91年海湾战争的特点是广泛的合作，包括来自中国和苏联，并由美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领导。几个月内，经协调的反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伊拉克的侵略被击退，科威特的独立以最小代价得到了恢复。

大国坚持了不能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的准则，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要素。

正如乌克兰危机充分表明的那样，上述案例中的情况在当今世界不可能发生，而俄罗斯是一个比1990年的伊拉克更强大、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能部分地解释这种差异。

尽管俄罗斯的入侵，激发了西方国家的团结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调水平，但乌克兰战争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海湾战争所激发出来的拥护之情，即对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秩序之目标及其机构的几乎普遍的拥护。

相反，北京已经与莫斯科结盟，世界上许多国家拒绝参与美国及其伙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而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不得通过武力改变边界的原则，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弃之一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场战争是冷战后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尾声。美国的力量优势必然会减少，这不是因为美国的衰落，而是因为像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他国家的崛起”，即其他国家和实体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世界的出现。

虽然如此，但美国在国内外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挥霍了冷战后的大部分遗产，未能将其首要地位转化为持久的秩序。

在涉及俄罗斯时，失败尤其明显。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美国强大的实力和俄罗斯惊人的软弱并存，使得三十年后的世界事务，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被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敌意所主导。关于这种失败是如何发生的，人们争论不休。对美国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以及有多少责任应归咎于普京或更为根本性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分歧。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很难否认的是：连续六任美国总统及其政府，为了建立冷战后与俄罗斯成功的外交关系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什么成果。今天，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秩序的最基本原则。普京没有表现出将俄罗斯融入主流秩序的兴趣，而是在能做到的时候试图忽视秩序，而在做不到的时候，则试图破坏或击败秩序。

普京一再表明愿意对欧洲和中东的平民百姓使用残酷的武力。普京政权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边界和主权，其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和吞并部分地区的企图就是证明。

俄罗斯的侵略，已经颠覆了决定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思维的许多假设，也结束了很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历史假期，掏空了反对国家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准则。

这场侵略还表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是防止世界秩序受到威胁的堡垒。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在能源出口方面对西欧市场的依赖会促使其保持克制。实际上，这种依赖关系在缓和俄罗斯行为方面，并不比在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方面做得更好。

更糟糕的是事实证明：相互依存关系对那些逐渐依赖俄罗斯的国家的限制，比对俄罗斯本身的限制更大，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

综上所述，俄罗斯将在与乌克兰很可能是长期的战争中受到削弱。与苏联不同，俄罗斯并不是一个超级大国。甚至在西方国家为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犯而实施制裁前，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就没有进入世界十大GDP之列；而至少部分是由于这些制裁，预计在2022年以内，俄罗斯的经济将收缩多达10%。

俄罗斯经济仍然严重依赖能源产出；其武装力量已经显示出领导和组织能力非常差，无法与北约相比。然而，正是俄罗斯的严重弱点，与普京利用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肆意妄为的意愿合在一起，使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危险的国家。

俄罗斯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尖锐的、近期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带来的中长期挑战则要严重得多。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将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开放、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在外交政策上更加温和的赌注，不但没有得到回报，甚至还出现了反效果。

今天，中国在国内的压迫性更强，赋予最高领导人个人的权力，比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国有企业非但没有被裁撤改革，反而仍然无处不在，而政府则试图限制私营企业。中国经常窃取和吸收其他国家或组织的知识产权。中国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明显增加，将南海军事化，在经济上胁迫邻国，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在香港压制民主，并继续增大对台湾的压力。

然而，中国也有重大的内部弱点。

在繁荣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经济现在开始停滞不前，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鉴于中国的政治制约因素阻碍了创新，以及人口状况的现实，包括劳动力资源的萎缩，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如何能恢复强劲的经济增长。

同时，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已经疏远了许多邻国。而且，在未来十年，中国几乎肯定会面临困难的领导层过渡。与普京一样，中国领导人已经将权力巩固在自己手中，这将使任何继任问题变得复杂，并可能导致权力斗争的发生。结果很难预测，内部斗争可能会导致国际挑衅活动的减少或出现更温和的领导人，但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以争取支持或转移公众注意力。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层似乎认为，鉴于其他国家过于依赖中国的出口或渴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只会为其侵略行为付出很少的代价。到目前为止，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

然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

同时，随着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有着共同的敌意，认为这个体系对他们国内的政治体系和国外的野心不友好。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中俄两国愿意根据自身对美国的反对意见采取行动，而且齐头并进。

与40或50年前所不同的是，在大三角格局中，现在是美国发现自己是那个怪人。

注意鸿沟

随着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局势走向暗淡，全球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机制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以全球健康为例。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局限性，甚至富裕的发达国家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应对一场他们完全有预见的危机。

迄今为止，全世界约有1500万至1800万人因此而死亡，其中数百万死亡是可避免的。

在新冠大流行开始近三年后，中国依旧拒绝接受独立调查，这意味着世界仍然不知道病毒如何起源和最初传播情况，使其更难防止下一次爆发。这种拒绝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展示了：古老的且我们熟悉的地缘政治问题，如何与新问题相结合。

在其他全球挑战中，气候变化可以说得到了最多的国际关注，这也是正确的，但却没有什么成果可言。除非世界在这个十年中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快速进展，否则，要维护和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将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外交努力没有取得进展，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各个国家决定各自的气候目标，而如果将目标定得很低或没有达到目标，也没有任何代价。

乌克兰战争及其在能源领域造成的扰乱，使各国更加关注能源安全，因此锁定能源供应以及在新冠大流行后刺激经济增长，使得各国忽略了气候事宜。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再次与一个新的问题相撞，使维护国际秩序的努力更难与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抗衡。

当涉及到核扩散时，现实更加复杂。

一些学者判断，现在本可能有几十个国家发展出核武器；事实上，只有九个国家发展出了成熟的核计划。许多可以发展核武器的先进工业化国家都选择不发展。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里使用核武器以来，没有国家再使用过核武器，也没有恐怖组织获得过核武器。

但表象可能是骗人的：在没有扩散的情况下，核武器已经获得了新的价值。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放弃了留在其境内的苏联核武器。此后，乌克兰两次被俄罗斯入侵，这一结果可能会说服其他国家，放弃核武器会使国家不安全。而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在放弃核武器计划后被赶下台，这可能会使其他领导人对放弃核武器犹豫不决，或鼓励他们考虑发展或获得核能力的好处。

朝鲜在继续扩大其核武库和运载工具的同时，仍然很安全。就俄罗斯而言，似乎正在使核武器在其战略防御姿态中发挥更大作用。而美国出于对派遣军队或建立禁飞区，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是核大战的担忧，决定不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这被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拥有大量核武器可以威慑华盛顿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使其在行动上更为克制。

因此，难怪在旨在恢复美国于2018年退出的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伊斯兰共和国正在落实核武器计划的许多先决条件。谈判似乎已经碰壁，但即使成功，问题也不会消失，因为该协议有一些日落条款。

因此，现在更确切的问题是伊朗何时会，而不是能否达到足够的核进展？一旦达到就要考虑发起旨在阻止德黑兰实现核能力的打击。

或者，伊朗的一个或多个邻国可能会决定，如果伊朗能够在几乎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制造出核武器，那么它们也需要核武器以对抗伊朗。三十年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现在很可能正处在一个更加危险时代的边缘。

国内的麻烦

随着新问题和旧问题的碰撞和结合，挑战着美国领导的秩序，也许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是发生在美国内部。这个国家保留了许多优势，但一些优势，比如：法治、权力的有序交接、大规模吸引和留住优秀移民的能力、社会经济的流动性，现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确定了。

枪支暴力、城市地区的犯罪、毒品滥用和非法移民等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突出。此外，这个国家还受到政治分歧的阻碍。共和党人普遍拒绝接受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这导致了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的骚乱，表明可能会出现美国版北爱尔兰“麻烦”：局部性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很可能在美国变得司空见惯。

最近最高法院的判决和美国国内对这些判决的不同反应，加强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分裂的印象。因此，美国的政治模式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美国的民主倒退促成了其他国家民主的倒退。更糟糕的是，美国的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最近的失误使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声誉。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美国根本稳定性的信心被削弱了。由于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适当角色没有共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出现了大起大落，从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灾难性的过度扩张，到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削弱，再到特朗普政府的不胜任和交易主义，这让许多人怀疑先例的作用或长期承诺在华盛顿是否还重要。

拜登政府在优先考虑联盟和伙伴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有时也加强了人们对美国的坚定程度和能力的怀疑，特别是在去年美军从阿富汗的混乱撤出。

不可能预测未来谁会入主椭圆形办公室，这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我们也不可能对这个人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做出很多假设。结果就是：美国盟友和伙伴们越来越别无选择，只能在继续依赖美国与其他的选择之间权衡。比如，更大的自给自足或尊重本国周边的强大邻国。

另一个风险是：美国威慑对手的能力将减弱，因为美国的敌人认为美国过于分裂或缺乏采取行动的意志。

一个大的构想？

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挑战，几乎肯定会决定这个十年的发展。没有任何美国外交政策学说或结构，能够发挥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作用。当时遏制战略概念提供了大量的明确性和共识。这种结构对于指导决策者、向公众解释外交政策、安抚盟友以及向对手发出信号都很有用。

但是，当代世界并不适合像那样的简单框架：今天，有太多不同类型的挑战，而且不共存在单一的结构内。这一判断背后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再把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单一现象来谈论。

现今的世界秩序，既是反映权力平衡和共同遵循规范程度的传统地缘政治秩序，也是反映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化秩序，尤其是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挑战方面。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失序，越来越多地是上述两者的总和。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简单地插上翅膀，孤立地处理每个外交政策问题。但是，华盛顿应该使用一些原则和做法来指导其外交政策，减少未来十年发生灾难的风险，而不是单一的大构想。

这种转变将转化为一项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主要基于联盟，以阻止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略，并有选择地建立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无法忽视或无法独自处理的全球挑战。此外，在国内而不是国外促进民主应该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样有良好的基础，并且如果努力失败，损失也更大。

对全球秩序的最大直接威胁来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妥善处理这场战争将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种将决心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平衡。西方必须向乌克兰提供广泛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以确保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持续生存的能力，并防止俄罗斯控制更多的领土，但西方也需要接受，仅靠军事力量无法结束俄罗斯的侵占。

理想的结果需要俄罗斯的政治变革，以及一个愿意减少或彻底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存在，以换取制裁减免的新领导层的到来。普京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交易。而且，为了向设想中的未来的俄罗斯政权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妥协，美国及其合作伙伴需要现在对所有俄罗斯能源出口征收更为严厉的制裁，首先是彻底禁止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

关于中国，美国同样需要加强地区秩序的基础。这意味着要优先考虑与日本、QUAD（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以及AUKUS集团（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联盟。从欧洲与俄罗斯的尴尬舞步中吸取教训，美国需要减少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这看起来非常像对中国的依赖。

这意味着缩减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以便从中国进口和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及其伙伴的经济健康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将帮助美国更容易与中国对抗，甚至在必要时制裁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通过多样化、留足冗余、战略储备、统筹安排，以及在必要时增加国内生产，加强关键材料供应链的韧性。

这不是经济脱钩，而是经济疏远。

如果中国大陆侵犯台湾，美国及其伙伴也必须要作出有力回应。允许中国大陆夺取台湾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美国盟友和伙伴都会重新考虑自身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选择要么对中国绥靖要么采取某种形式的战略自主，而后者涉及到获取核武器。这两者都很难容忍。

由于台湾在制造先进半导体方面的主导作用，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也将导致严重的全球经济冲击。

为预防上述情况发生；或者如果不得已的话，（在发生后）抵御中国的攻击，华盛顿需要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种战略明确的姿态。毫无疑问，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台湾，并制定安全和经济手段来支持这一承诺。这需要更多的国际参与，而不是更少，这至少需要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协调出一个强有力的制裁方案。

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仍将是复杂的，因为即使这两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竞争性或敌对性的，它们也不会是单一层面的。高级别的个人性的战略对话，应该成为这两个双边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种对话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什么，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什么。

尽管就中国而言，探索两国关系的指导规则可能会有更大空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态度和野心上的分歧和竞争，可能排除了在世界秩序上的有限合作，但这些断层却使这三个国家之间的沟通更加重要，以减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的机会。

同时，美国的政策不应寻求改造俄罗斯或中国，不是因为这样做不可取，而是因为主张政权更迭很可能被证明对主要目标而言无关紧要，或者适得其反。

美国必须根据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现状来处理，而不是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来处理。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重点不应该是重塑它们的社会，而应该是影响它们的外交政策选择。

随着时间推移，限制它们在外部获得成功以及避免与它们直接对抗，有可能会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形成压力，这可能导致我们欢迎的变化，就像四十年来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最终取得的效果那样。

但是，华盛顿不应该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权构成生存威胁，否则就会加强莫斯科和北京强硬派的力量，他们会认为鲁莽行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与美国有所选择的合作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现实主义必须压倒理想主义

将促进秩序置于促进民主之上还有一个原因：这并不直接冲击到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无论是为了抵制侵略和核扩散，还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传染病，都得到了非民主国家的广泛支持。

一个以尊重边界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为前提的世界秩序，比不以两者为前提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更为可取。这么多的国家没有参与制裁俄罗斯，就说明了问题。把乌克兰危机说成是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在许多不自由国家的领导人那里毫不意外地被冷遇。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拜登政府正在迟到的努力修复这种关系：对民主和人权的偏爱是一回事，但在一个由地缘政治和全球挑战决定的世界中，基于这种偏爱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同样清晰的观点会决定华盛顿如何对待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多边主义远远优于单边主义，但狭义的多边主义，又远比普遍或广泛的集体行动更有希望，因为后者很少成功。例如，气候变化外交和贸易谈判的进程就是明证。

最好是追求志同道合者的现实伙伴关系，这可以给世界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也包括特定领域内的有限秩序，如果不是完全的世界秩序的话。即便是在伙伴关系里，现实主义也必须胜过理想主义。

这一观点对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有直接影响。气候变化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尽管全球级别的响应是最好的，但地缘政治将继续使这种规模的合作变得困难。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该强调更窄一些的外交途径，但缓解气候变化的进展更可能来自技术突破，而不是外交手段。

这并不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政策工具，而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缺乏对这些措施的政治支持，也缺乏对贸易协定的政治支持，而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对来自化石燃料或通过低能效工艺制造的商品征税或征收关税，来鼓励减排。因此，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对扭转气候变化的新技术的探索也应如此。

向前迈进

最后三个考虑因素直接落在美国身上。当美国努力解开把旧地缘政治困境与新问题捆绑在一起的结时，将面临一些严重的威胁，不仅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而且来自伊朗和一些可能为大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提供生存空间的失败国家，也来自朝鲜，其常规军事能力和核能力继续增长。

因此，安全需求将使得华盛顿将国防开支再增加一个GDP的百分点，不过在增加后仍然大大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但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美国的盟国需要采取类似的步骤。

在应对将决定这十年的许多威胁时，美国还需要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谨慎和更加大胆的行动。迄今为止，美元作为世界事实上的储备货币还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品，但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特别是如果华盛顿继续通过频繁实施制裁，特别是针对中央银行的制裁，使美元武器化。如果一个竞争货币出现，美国将失去以低利率借贷的能力，无法通货膨胀的方式摆脱目前超过30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即使是现在，这些债务也有可能排挤更有成效的政府支出，因为偿还债务的成本将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但是，财政上的谨慎应该与更坚定的贸易方针结合起来，这最好意味着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充实新宣布的印太和美洲框架，以便降低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制定数据标准，并有意义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CPTPP），最初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CPTPP协定的批准生效成员（深绿色） 签署但尚待批准成员（浅绿色） 申请加入成员（黄色） 及表达申请意向成员（褐色）

然而，归根结底，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安全的最大风险在美国本身。一个自相残杀的国家不可能屹立不倒，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因为一个分裂的美国，不会被视为一个可靠或可预测的伙伴或领导者，也不会有能力解决国内的挑战。

弥合国家的分歧将需要政治家、教育家、宗教领袖和家长们的持续努力。大多数理想的规范和行为不能被强制执行，但选民有权力根据政治家的行为对其进行奖励或惩罚。而一些变化，包括扩大公民教育和国家服务的机会，则可以正式推出。

驾驭可能是苛刻和危险的这十年，一个在不断增长的全球挑战中，呈现出古老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十年，要求外交政策避免出现想要改造世界或无视世界的极端情况，避免单打独斗或与所有人合作。

这将对美国的决策者和外交官提出很大要求，而此时他们所服务的国家，正处于严重分裂和容易分心的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十年和未来几十年的进程，将取决于官员们在国内的政治技巧和在国外合纵连横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