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报道了一起中美经济间谍案。一个中国国安人员想要通过线人得到技术机密，但他随手在iPhone记日记的习惯，最终使美方获得证据，他自己也被抓捕。由于日记的存在，报道中提到了大量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细节。

中方表示，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

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事实。

2014年1月，临近退休年龄的航空工程师亚瑟·高(Arthur Gau，音译)，意外收到一封中国一位失联多年的熟人的电子邮件。几年前，高曾从凤凰城的家中多次前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表演讲，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之一。

最初的邀请来自那里一个研究直升机设计的实验室负责人。然而，高越来越多地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消息，那是一个在这所大学工作的人，身份模糊，担任行政职务。这个人自称为“小查”，他是确保高来演讲时不用自己付机票钱的人。

2003年，高带着他的母亲来中国旅游时，小查安排并支付了费用，让他们乘坐长江游船，在三峡大坝淹没长江中游之前，参观了长江壮观的河段。

不过，这段关系以尴尬的方式结束了。当时，小查说要向高提供钓鱼，让他带着自己的雇主——工业和国防巨头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具体航空项目的信息回到中国。

高对这个请求置之不理，邀请也停止了。

2014年的今天，小查再次联系了他。两人开始通信。2016年初，兴趣爱好远远超出航空电子设备的高说，他计划去中国拜访一些在音乐剧界的朋友。那年春天，小查在北京机场接了他。和他一起等着的，是一位小查急于想让高见到的同事。

徐延军（音译）个头挺高，有5英尺10英寸(约1.78米)，头发剪得很短，戴着眼镜，性格有些直率。三人共进晚餐，在高飞回美国之前再次见面。在高的酒店房间里，他们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讨论着台湾的政治（高在那里长大），以及这位工程师在霍尼韦尔不断扩大的职责。

深夜，徐递给高3000美元现金。高后来作证说，他试图把它还回去，但徐坚持要还给他，“然后，你知道，来来回回，但我最终接受了。”

第二年，高回到中国又做了一次讲座，这次是在酒店房间里给几位工程师和官员做的私人讲座，其中就包括徐。

在准备过程中，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包含技术信息的PPT幻灯片，包括算法和霍尼韦尔飞机辅助动力单元的其他敏感设计数据。

“因为那笔钱，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这么做，”他后来告诉法官。

徐多给了他6200美元，他的两名同事陪同这位来访的工程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西湖观光之旅，西湖以风景如画而闻名。2018年秋天，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出现在他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家中执行搜查令时，高正在计划下一次访问。

不会再有另一次了。

特工们解释说，徐已经不在南京了，甚至不在中国。他当时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县监狱里等待审判。

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2018年11月，时任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宣布了一个名为“中国倡议”的项目，旨在打击来自中国政府指导的知识产权盗窃的“蓄意、系统和有计划的威胁”。

然而，项目最终主要针对的是学者，不是因为窃取机密而是因为没有报告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这些指控也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今年2月，出于对种族定性和科学合作犯罪的担忧，拜登政府关闭了“中国倡议”，不过承诺将继续追查涉及中国的案件。

尽管如此，中国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确实包括工业机密以及军事和政府机密，而且他们的领导层非常重视这一职责。这是崛起的经济大国一直在做的事：在18世纪末，刚刚独立的美国，悬赏让纺织工人从英国大棉纺厂走私织机设计。这些纺织厂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曾经从意大利丝绸纺纱厂偷来的规格建造的。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几个世纪前从中国偷走的蚕卵，这个行业也不会存在。

现代中国工业间谍机构的组织、范围和野心远远超过了那些前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7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长期威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检察官已经指控了近700人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非法出口军事技术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罪行。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尼克•埃夫蒂米德斯保存的一个数据库显示，三分之二的案件最终被定罪；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悬而未决的案件或涉及逃犯。所有这些都是情报收集机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不仅依赖于中国国家安全部（MSS）训练有素的间谍和官员，还依赖普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外界仍然不透明。美国当局仅限于追捕那些向中国线人提供信息的人，就像缉毒调查人员一样，进行着低级别的收购和抓捕，而大型犯罪机制却毫发无损地运转着。

至少，在去年秋天徐延军受审之前，情况是这样的。

他的被捕标志着MSS官员首次被诱骗出中国并引渡到美国。这不仅仅是一场象征性的胜利，还带来了大量数字通信、中国官方情报文件，甚至还有一本个人日记。

徐被逮捕时，他随身携带一部iPhone，并忠实地将其中的内容备份到了云端，这一失误让FBI调查人员得以从苹果公司恢复所有数据。

在被问及此案时，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公正处理，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去年10月下旬到11月，在辛辛那提的一个法庭上，联邦检察官在两周半的时间里，利用41岁的徐延军储存的大量数字材料，描绘了他的履历：他的训练、方法和野心，他的恶习和私下的怀疑和不满。这些材料由普通话翻译而来，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描绘了中国的经济间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机制上的齿轮是如何生活的。

徐延军受审时出示的证据之一，是2015年10月的一份长达四页的文件，其枯燥的标题是《干部批准/免职申请表》。在第一页的右上角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徐身着制服，面容清新，嘴角紧抿，但眼神中带着一丝微笑。在下面标有“现职”的方框中，写着“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六局副处长”。

这份文件在某些方面与标准表格86类似，后者是美国情报人员被要求填写的一份问卷。但在一党制国家的文书工作有额外的丰富内容，不仅可以作为职业和个人传记，还可以作为政治传记。领导调查徐延军的FBI特工布拉德利·赫尔在作证时，曾被问到是否见过这样的表格。

“不,”他回答说。“没有人见过”。

徐延军1980年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小镇，江苏是上海以北黄海之滨的省份。他的父亲是一家农业公司的经理，母亲在县财政局工作。在1949年之前，江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省城南京曾是多个朝代的帝王之都。日立、飞利浦和三星等跨国科技公司在那里建立了生产设施，带来了工作机会、金钱和专有信息。对MSS江苏分局来说，以工业为重点那是很自然的。

徐离开家去南京上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他入了党，并于2002年2月被任命为家乡附近盐城的一个村团委书记。这是他在庞大的公务员干部官僚机构中迈出的第一步，党通过其来管理国家。

然而，国家安全部承诺了一种不同的权力。第二年，他被雇佣到那里，回到南京，找到了一位导师查荣，即“小查”，他曾作为亚瑟·高的非官方导游帮忙。两名MSS官员专门研究航空技术工作。徐与一名党员结婚，并育有一子。

到2013年底，徐已经升任科长，他的履历开始被其他信息填满，一些信息来自他的手机和云备份，一些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其他反间谍调查。

当时，徐的目标是法国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的项目经理弗雷德里克·哈斯科特。赛峰集团与通用航空公司合作，为空客A320、波音737和中国商飞C919等窄体客机开发了一种名为LEAP的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低压涡轮是在江苏庞大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用钢片组装而成的。

《财富》500强中有150多家在苏州工业园设有工厂。哈斯科特定期前往那里监督这一过程，并与当地赛峰的制造工程师田希(音译)密切合作。

然而，田也与徐和MSS合作。同年11月，二人就黑进哈斯科特的电脑进行了深入讨论。

1月19日，徐发短信询问“法国人”什么时候能到。

然后，在11月27日发短信称：“今晚我会把马带给你。你今晚能请那个法国人出去吃饭吗？我会假装在餐厅碰到你，然后跟你打招呼。”

这匹“马”是一种被称为特洛伊的恶意软件，可以让黑客秘密地远程访问计算机。在餐厅的交接似乎并没有发生，但徐最终还是给田拿到了一个存有木马软件的U盘。

2014年1月25日，在徐发出一系列越来越不耐烦的信息后，田回复说：“马今天早上种好了。”

徐证实，他的恶意软件已经绕过了赛峰的防火墙，与MSS控制的服务器进行通信，并将操作交给了同事，然后前往度假。

对于西方情报机构来说，这可能是徐的最早证据之一。

哈斯科特今年2月回到法国时，他的电脑无法连接到赛峰的网站，IT部门发现了恶意软件。与此同时，美国官员提醒法国同行，他们已经接收到恶意软件向远程操作者发送的数字信号。

法国国内情报和安全部门对内安全总局开始了调查。赛峰也是如此，赛峰集团苏州办事处高级IT基础设施经理兼信息安全主管顾根(音译)，是协助公司进行调查的一名员工。

不幸的是，顾是徐的另一个线人。然而，徐并不是从他那里得知他的恶意软件被发现了。2月25日，在哈斯科特的电脑停止向中国发送信标一周半后，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披露了这次黑客入侵。

徐对行动失败的沮丧，很快被他对上级反应的愤怒所掩盖。他的部门主管愤怒地斥责他，命令他与赛峰集团的两个线人相互联系，了解公司到底知道些什么。

徐被吓坏了：这样做会引起怀疑。

他写给同事称：“这不是像给自己的脖子上套锁链一样吗？有这样的领导人让人非常失望。”

几周后，顾报告说公司的调查毫无进展，这让徐松了一口气。然而，被背叛的感觉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徐和查继续合作。

2014年4月，一名掌握了美国两架军用飞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F-35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E-2信息的工程师，从英国到南京访问。徐假扮成一个听起来很普通的非营利组织的官员，邀请他参加一个学术交流。

那天晚上，当查在一家酒店宴会厅为这位客人举行宴会时，徐在楼上闯入了客人的房间。这次的计划是在MSS网络专家的帮助下，将笔记本电脑和便携式硬盘的内容复制下来。操作起来比计划的时间要长。

徐在房间里发短信说：“复制所有内容需要3个小时。”

查在晚宴上回复：“太慢了。加速”。

一个半小时后，徐复制了他们需要的内容。

“恢复现场和文件大约需要20分钟。”终于他发短信说：“恢复了，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场。”

宴会终于能结束了。

然而，徐扮演窃贼的机会似乎很少，尤其是与科长更平凡的职责相比。徐最耗时的任务之一是帮助管理当地的MSS招聘工作，给大学官员发电子邮件，让他们帮他把情报部门的招聘信息，伪装成来自当地一个行业组织。

在其中一封邮件中，徐概述了应聘要求：“25岁以下，党员，男性”，拥有精英大学学位。简历将被发送到电子邮箱jastxyj@gmail.com。(JAST是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徐的一个掩护组织，XYJ是他名字的拼音缩写。)

他还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和其他国有航空公司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大量通信，讨论哪些信息对他们有帮助。他晚上有时有喝得酩酊大醉的工作聚餐、出去打牌，还深夜和同事去按摩。

2014年底，徐在MSS的前途一片光明。尽管发生了赛峰事件，但他的干部审批表显示，他的年度评价从“能干”提高到了“优秀”。2015年春天，他的部门主管告诉他，他有可能成为新的副处长。5月22日，徐延军的iCalendar记录显示，党委批准了他的职位。查也得到了提升，继续担任他的上司。

然而，随着徐的责任增加，他对工作的幻想也破灭了。

当他在晋升正式之前的考验期中感到沮丧时，他在日记中抱怨了一通。2016年2月，他写信给一位在MSS另一个局工作的朋友，哀叹自己多年前辞去镇政府工作的“愚蠢”决定。

“我真的被骗了。”他写道，说他的上司专制而苛刻，而且在开支预算上吝啬。

第二天，他给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的熟人发了信息，徐曾经向这家公司介绍过一位同事。他写道：“我不如他能干，不然我早就走了。”

徐的野心变得更愤世嫉俗。大约在这个时候，作为MSS专业发展项目的一部分，他进入了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学习。这个项目是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的，MSS的官员们在这里可自由活动。这所大学是国防七子之一，这是一个为人民解放军开发先进军事技术的精英公立大学团体。

徐似乎把他的研究生班当作又一次学术前线行动。在他2016年12月录制的一段录音中，他和航空航天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在一家餐馆里，一起分享了蒜蓉炒肉和豆瓣酱红烧鱼。担心花费的徐建议，他们不要点太多菜。

虽然教授知道不合适，但他还是同意分享即将到来的考试信息，徐向他保证，没有人会发现他们的“辅导”课。他自豪地说：“像我这样的工作，有很多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工作。”

然而，教授问道，即使有辅导，徐怎么能掌握像流体力学这样复杂的学科呢?

徐回答道：“啊，流体力学，那比较容易通过。我认识那层楼的每一个人！”

慢慢地，谈话转向了MSS官员的工作，这似乎引起了他晚餐同伴的兴趣。在餐厅厨房的嘈杂声和筷子的咔嗒声中，徐说：“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领导要求你得到美国F-22战斗机的材料。光坐在家里是得不到的。”

教授说，你还必须“策反”某人，“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搏一把”。

“是的，”徐证实道。

徐在南航的合作者之一，是留着独特大背头的副院长陈锋（音译），他负责南航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陈最喜爱的职责包括向著名的外国技术专家发出演讲邀请，这些人通常(但并不总是)有中国血统。

2017年3月，他给位于辛辛那提郊外的通用航空综合大楼的工程师大卫·郑发了一封邮件，“我从你的网上简历中了解到，你在通用航空等知名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

这封电子邮件是一封正式的信件，唯一的个性化信息是郑的公司名字，这是陈在领英上发现的。尽管如此，收到第一次海外演讲的邀请，郑还是感到受宠若惊。他已经计划好去中国旅行，参加大学同学聚会，以及在紧邻江苏的安徽老家举行的家庭婚礼。

郑是一位复合材料专家，曾在GE航空公司从事喷气发动机方面的工作。通用电气曾经生产从烤面包机到电视节目的各种产品，但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家风扇和涡轮机公司，而且非常擅长制造这些产品。有些是用来收集风能的，还有一些是机车大小的产品，用来运行燃气发电厂。还有一些吸收和压缩空气，当注入燃料并点燃时，推动飞机。

在通用航空最先进的发动机中，比如为最新一代波音777提供动力的价值4500万美元的GE9X，风扇叶片和外壳是由复合材料制成的：硬化的树脂注入碳纤维，具有非凡的轻度和强度。赛峰集团开发的LEAP发动机也是类似的材料。

更轻的发动机意味着飞机可以搭载更多的乘客或更多的货物，用更少的燃料飞得更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合材料桨叶比钛桨叶更不容易因每分钟旋转数千转的扭矩而变弱，也更不容易像弹丸一样破碎和散飞。

即使在通用航空内部，大多数员工也无法了解这些发动机的设计和材料细节。公司开发的建模和测试方法的各个方面也是如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某些高风险安全测试，会摧毁整个发动机。其他的则需要更可怕的牺牲：为了证明这个组合能在鸟的撞击中存活下来，需要将规定尺寸的鸟的尸体发射到旋转的风扇叶片中。

劳斯莱斯和普惠等竞争对手，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将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和外壳的发动机推向市场。较新的中国制造商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最初的提议之后的几周里，郑和陈用中文通过电子邮件讨论时间和接待安排。然后，在5月初，陈副院长的信息变得更加专业。

“你的工作主要是在吊舱和发动机罩的设计，还是在叶片领域？”他在5月9日问道。

他说，南方航空工业大学的同事建议给郑的报告取一个标题：“复合材料在飞机发动机中的应用、设计和制造技术”。

几天后，这位工程师从辛辛那提回信说，这些建议都没问题。但他写道：“然而，我被要求与我的公司签署一份技术协议，因此，我在公司做的很多工作都不能被分享。”

事后看来，郑收到的下一封邮件中有危险信号。这封邮件不是来自陈的大学邮箱，而是来自 jastxyj@gmail.com ，这是徐延军经常让MSS的求职者提交他们简历的邮箱。

虽然署名是陈，但似乎是一个没有读过所有早期信件的人写的。

这封邮件实际上是徐写的。这位通用电气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从在领英上发现他的大学官员手中，被交给了现在负责他的情报官员。就交接而言，这是一种笨拙的做法：徐写信是为了让郑回复一封电子邮件，事实上，郑刚刚回复了一封。

但这位工程师只是认为陈副院长很忙，或者不善于查邮件。郑于6月1日抵达南京时，已经得到保证，他的讲座不会涉及任何敏感问题。

旅行进行得很顺利。

在郑抵达后的第二天早上，陈和徐在他下榻的南航酒店的大厅里和他一起喝茶，然后带他去吃午饭。徐介绍自己叫“曲辉”，并出示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是江苏省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协会副秘书长。下午，这群人回到了校园，郑向20几个他认为是学生和教师的人做了报告。当问题转向具体和技术领域时，他常常拒绝回答。

后来，在晚宴上，徐送给郑两盒茶，外加3500美元的演讲费和旅费报销。

一周多后，徐用他的化名通过微信给郑发了消息表示感谢。郑回答说，他很愿意再来一次交流，“只要不涉及公司的任何非公开信息。”

对徐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尤其是考虑到他在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进展。他在iCalendar上2017年春夏的日记中充满了不满。

3月27日，查拒收了他的饭店发票，并斥责了他们的一名同事，这让他非常生气。

“像他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是无耻的，我会报复”，徐写道。

一个月后，徐称自己和查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他认为，查一直在积极地暗中破坏他。5月4日，徐沉浸在查和另一位上司的内斗中。他写道：“看好戏！”

到6月12日，他决定，只有进一步的办公室斗争才能挽救他的职业生涯，“部门内部越是混乱无序，越好。”

办公室之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4月初，就在他开始在GE航空培养郑的时候，徐还在微信上似乎与一名女子发生了绯闻。他们吵了一架，徐写道，他想听听她的声音，想见见她本人。他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初恋的时候。”

但他担心她会切断联系。她回答说：“你不是在国家安全部工作吗？找我不是很容易吗?”

他恳求道：“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正常的关系呢？我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吗?”

5月19日，愁眉苦脸的徐开始盘算。他在当天的日记写道：“焦虑不安，过去几天感到焦虑不安。感觉我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工作、人际关系和金钱都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谈到他和查的关系，他写道：“我们会利用彼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不会再帮他了。就这样吧。”

婚外恋也一塌糊涂：“她甚至不回我的短信。真的要分手了。”

他在股票市场上赔了钱，“我让自己陷入了财务困境。我自己弄的。唉，我不想再谈这些了。感觉如此糟糕。什么时候结束？？”

那个夏天和秋天给他带来了新的侮辱。在7月的一次晚宴上，查“发了疯，说我不擅长管理。”

一个新的女人出现了，结果可想而知：“残酷无情”。其中一篇日记标题写道。“昨天早上在雨中看到我，她没有停下来，就拿着伞走了。她的微信是在敷衍我。今天早上吃早饭时，她不再坐在我旁边了。”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郑从辛辛那提主动提出了第二次访问的提议。这一次，作为“曲科长”的徐主动提出，亲自负责这位GE航空工程师此行的接待工作。

很快，郑和徐就在微信联系上了，曲的账号图标是一只胖胖的蓝色卡通兔子。郑现在似乎不那么警惕了。

2018年1月11日，他在微信上给徐发了一条微信，问他在下次演讲之前是否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研究，以“尽量满足交流的需要”。

然而，两周后，郑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通用电气最近宣布进行重大重组，包括通用航空在内的子公司也有裁员的传闻。郑担心失去工作。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他至少想在他还有能力的时候对曲科长有所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最大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郑解释道。

徐鼓励他的新线人关注系统规格和设计过程数据。

郑在2月3日发送的文件明确表示，他理解这个要求。标题是“GE9X风扇外壳设计共识审查”，并被标记为“机密”。郑似乎掌握了公司招牌产品的高级机密（GE9X在第二年获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商用喷气发动机的称号)。

两天后，徐回复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三D编织结构材料的允许值和设计的允许值是如何获得的？相关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郑在南京与专家们讨论的起点，当时他即将在农历新年前后返回这里，进行第二次访问。徐还向郑发送指令，告诉他如何创建和复制通用航空公司电脑上所有文件的目录。

一周多后的情人节那天，郑把结果发了回来。

两人至少每隔几天就会沟通一次，郑的迫切让他成为了一座潜在的金矿。但令人沮丧的是，郑宣布他最终不能来中国了，短期内不能。他说，他的老板今年3月派他去法国工作。

郑写道：“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他认为现在休两周假不太合适。对此我很抱歉！”

对老板们的轻率了如指掌的徐对此深有感触。他建议，也许，他们可以在别的地方见面？遗憾的是，他不能来美国，但如果郑在去法国期间有空，徐也许能在那里见到他。

2月28日，他们在电话中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在法国，郑周末有空，他一直想去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徐问郑是否会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郑证实他会带着，而且他可以轻松地导出徐感兴趣的文件。

他问道：“你们有没有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信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搜集准备一下。”

徐说，这没有必要。他解释说：“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因为如果我们要一起合作，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对吧?”

徐错了。郑打电话时，他坐在FBI探员布拉德利·赫尔的车里。赫尔听到并录下了他们的对话，郑说的话都是他写的。

几个月前，徐就暴露了。

此前一个夏天，也就是大卫·郑2017年6月访问南京后不到一个月，赫尔联系了通用电气的一个特殊的“内部威胁”小组的成员，告知他们，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名可能窃取机密的员工。这名员工就是大卫·郑。

目前还不清楚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发现他的，但无论是他的旅行还是他与徐延军的通信，似乎都引起了警觉。通用电气同意合作，这家公司和联邦调查局开始了数月的秘密合作。

10月25日，赫尔和一个由特工和检察官组成的小团队来到通用电气航空总部，就此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

11月1日下午早些时候，大卫·郑被叫到通用电气航空园区的一个大礼堂里。在那里，他发现了两名来自通用公司安全部门的人。他们与他交谈了10至15分钟，然后赫尔和另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了进来。探员们拿走了大卫·郑的手机。当他要求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他们递给他一部他们的手机，并要求他用扬声器和她说话，而且要用英语。

同时在他家执行了搜查令，特工拿走了电子设备和化名瞿辉的名片。在通用电气的会议室里，赫尔和他的同事对大卫·大卫·郑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询问，中途休息时吃了比萨。当大卫·郑去洗手间时，其中一名特工也跟着去了。他们告诉他，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

他们没有提到他的车已被从停车场移走并被搜查。

会后，大卫·郑聘请了一名律师，并根据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不起诉协议，同意配合调查。在准备他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时，大卫·郑将五份受出口管制保护的GE航空培训文件，转移到他的笔记本电脑上。他没有与中国的任何人分享这些文件，但他带着这些文件，就已经违反了法律。

他还违反了公司政策，没有将谈话内容告知通用电气航空公司。为此，他将失去工作和13万美元的年薪，但目前他被安排无薪休假。他的同事没有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以防他们中有人也成为内部威胁泄露消息。

为了赚钱，大卫·郑开始为优步送餐开车。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特别探员赫尔一起度过的。作为一个非典型的FBI特工，这位俄亥俄州人拥有牛津大学的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的考古学博士学位。他于2008年来到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实验室部门担任研究员，研究如何利用牙齿中的同位素来识别尸体的来源。但几年后，他感到厌倦了。

他在徐延军的审判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调查者。”

他申请成为一名特别探员，并开始从事反间谍工作，先是在波士顿，然后回到俄亥俄州。

赫尔仍然有实验室科学家的耐心。当他的调查转向大卫·郑在中国的对话者时，他的调查是煞费苦心和不急不躁的。从11月21日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锋的微信重新建立联系开始，每条信息都是由赫尔与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员和语言学家协商后编写的。

联邦调查局团队还得益于通用电气公司不同寻常的合作程度。一般公司通常试图让内部威胁尽可能无声无息和迅速地消失，即使这意味着放弃真正的调查。相比之下，通用电气则热衷于提供帮助。大卫·郑发给徐延军某的文件，那些令他咨询他的专家印象深刻的文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编辑的、真正的通用电气航空技术文件，具有很强的暗示性，但没有实际的秘密。

到2018年3月初，徐延军和大卫·郑只剩下两个潜在的会面地点：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镇和阿姆斯特丹。

徐延军在微信里说：“我们31日在阿姆斯特丹见面吧。”

他甚至确定了一个地点。阿姆斯特丹Lasergamen，一个位于市中心以西的激光射击设施。大卫·郑和赫尔发回了一张阿姆斯特丹的酒店预订截图，和一张从巴黎出发的火车票。

3月21日，他们发送了另一份诱人的文件，题为“通用电气遏制分析技术深入研究”。

同一天，联邦调查局提交了一份针对徐延军的密封刑事指控，将他和多个化名联系起来，大量引用了他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并提到了让大卫·郑确认徐延军的身份的照片。审判中没有讨论的一个强烈暗示是，调查人员此时已经进入了徐延军的iCloud账户。

一个合乎逻辑的途径是，他多年来用来招募国安求职者和线索来源的Gmail地址，在苹果公司注册了服务，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然后，在计划中的会议前两天，大卫·郑发微信说了最后一个变化。他说，他的老板要在那个周末派他去比利时，为赛峰集团在那里的分公司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这意味着阿姆斯特丹被排除在外。

但是，4月1日复活节周日，徐延军能在布鲁塞尔见面吗？

徐延军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同意了。

不过，他知道自己在冒险，在远离中国的地方，而且是以别人的条件安排与消息来源的会面。3月30日，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时，他与一个很可能属于他妻子的用户发微信聊天。在一些日常琐碎对话，譬如“不，她没有看到他的特殊旅行枕头”之后，他写道：“我在书柜中间的眼镜盒里放了一个U盘，里面有一些加密的文件。如果发生什么事，会有人来找你，告诉你密码。”

一分钟内就有了回应，“哦，天啦。不要这样吓我”。

第二天，3月31日，徐延军和同事徐恒飞往阿姆斯特丹，然后坐火车向南两个小时，穿过低矮的沿海平原，来到布鲁塞尔。

当天晚上，大卫·郑发信息说他刚到布鲁塞尔。他报告说，在他的酒店附近有一家每日面包餐厅，这将是完美的，在圣休伯特拱廊街，这是市中心的一个庄严的19世纪购物拱廊的组合，楼上的咖啡馆很安静。

徐延军回应道：“好的，当我快要到那里时，我会通知你。”

大卫·郑在布鲁塞尔，这一点是真的，但他不是刚到。他正在打字的酒店房间是赫尔团队的行动基地。联邦调查局早在一段时间前就确定了这个城市。比利时与美国的引渡条约，是与每个欧盟国家签订的一套总体协议的一部分，是世界上同类协议中最强大、最全面的一些。他们关于欧洲不同城市的冗长讨论其实是一个计谋，其目的是为了将徐延军的舒适区越拉越远。

第二天，4月1日，徐延军和他的同事提前两个多小时到达每日面包餐厅。他给大卫·郑发短信说他们在下午12点43分到了。半小时后，大卫·郑回复说，他刚和老板及团队吃完复活节的午餐。

然后在下午3点12分，他假意写道，他已经到了咖啡馆，“我现在在这里，你在吗？”

代替大卫·郑出现的是比利时联邦警察，他们在收到信息后立即逮捕了徐延军。

徐恒也被拘留了。他携带了多个SIM卡读卡器和装有7720欧元（7814美元）和7000美元的棕色信封。由于他不属于逮捕令的范围，他很快被释放。这两个人带了一个1兆字节的硬盘和一些基本为空的存储卡。

徐延军以真名旅行，持有护照和中国身份证，并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是华为Mate S（密码：xuyanjun1980），除其他事项外，还包含一个关于风扇叶片的问题清单。第二部是苹果手机，他曾用它勤奋地记录自己的生活。

2021年10月18日，在辛辛那提的波特·斯图尔特美国法院开始的审判中，徐延军没有作证。他几乎没有说话。有一次，逮捕他的比利时警察总督察斯泰恩·本那布茨站起来指认他。在另一个时刻，大卫·郑也这样做了。

但除此之外，现实生活中的徐延军已经处在在诉讼程序的边缘，默默地听着法庭指定的翻译，用外语大声朗读他的内心想法，并在离家7000英里的法庭上进行剖析。他没有回应要求他为这个故事发声的英文和中文信件。并最终通过他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

在2018年徐延军某被引渡到美国时公开的起诉书中，司法部指控他密谋并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窃取商业机密。美国助理检察官蒂莫西·曼根在对陪审团的结案陈词中说：“本案的证据，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来自他自己的言论，几乎没有另一个这样的案件是这样的。你们不必解决任何形式的争议如他说、她说之类的。这些是他自己的陈述，他的承认。”

联邦调查局对苹果和谷歌的搜查令，已经打开了他的iCloud和多个Gmail账户，FBI的数字取证专家已经挖掘了逮捕时找到的手机的内容。然而，调查人员未能从徐恒携带的iPhone中找到任何东西。逮捕后的第二天，有人远程访问了这个设备并将其内容删除干净。

在审判中，徐延军的律师没有否认他是一名情报人员。塔夫脱·斯泰丁纽斯和霍利斯特律师事务所的拉夫·科恩在自己的结案陈词中说：“他是一名招募人员”。

他隶属于国安部并为其工作。没有人可以隐瞒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成功地窃取了任何实际的机密，或者说他甚至在试图窃取。

辩方竭力强调了徐延军对基本间谍技术的蔑视，科恩问陪审团，“一个超级间谍的人如何以自己的身份旅行？”

他的律师认为，徐延军的现金信封、详细的技术问题和他的恶意软件，可能已经接近了那条红线上，但他没有越过它。科南告诉陪审团：“徐延军没有要求提供秘密信息，没有‘要求’”。而当大卫·郑突然开始交出通用电气的内部文件时，并不取决于徐延军来告诉他，什么可以，或什么是不可以的。”

科恩总结说：“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徐延军，我的客户，已经成为一颗棋子，在美国工业界试图利用中国和试图与中国相处的紧张局面中的一颗棋子，对吗？”

2021年11月5日，联邦陪审团判定徐延军某的所有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50年的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他的案件也使多年前由赛峰集团黑客事件引发的调查得到解决。圣地亚哥的联邦检察官起诉了徐延军的国安部主管查荣，以及赛峰飞机发动机苏州公司的顾根和田希，还有其他七名与国安部江苏分局有关的人，他们密谋入侵十几家航空航天公司。

不出所料，赛峰集团的员工被解雇。除非他们离开中国，否则这些被告人都不可能面临审判。

通用电气和赛峰集团都与联邦当局合作，其员工在徐延军的审判中作证，他们拒绝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被指控与徐延军合作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陈锋没有回复信息，这所学校也没有回复，《彭博商业周刊》无法找到其他被指控的国安部共谋者的联系信息。

在亚利桑那州，霍尼韦尔公司的亚瑟·高也被起诉，并对无证出口受控信息的行为认罪。2022年3月10日，在为徐延军的审判作证四个月后，也就是被霍尼韦尔解雇三年后，他被判处三年缓刑和10000美元的罚款。亚瑟·高的联邦公共辩护人没有回复信息，霍尼韦尔公司也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联邦调查局的赫尔在2020年初被提拔为特工督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此案中的工作。

在通用电气航空公司让他离职后不久，大卫·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不过在他的要求下，新雇主在审判中没有被点名。他对分享信息的兴趣比以前要少。他通过其律师拒绝接受本刊的采访。他也没有回应领英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