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刊文，通过介绍埃里希·施瓦策尔（Erich Schwartzel）的新书《红地毯：好莱坞、中国以及文化霸权的全球斗争》（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详细介绍了美国娱乐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微妙的关系。
1986年，当《壮志凌云》将要上映时，发行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经过精心策划，以支撑起强大的美国形象。时至今日，人们都能想起那个头发光亮、23岁的汤姆·克鲁斯，骑着摩托车自如地飞驰，或驾驶着F-14A雄猫舰载战斗机，戴着标志性的飞行员墨镜。
这部电影在美国国内赚了1.8亿美元票房，并成功地做到了多年来美国政府官方征兵广告所不擅长的事情：影片一经上映，海空军的报名人数激增，甚至连雷朋墨镜的销量也大涨。
然而，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标志，也许是克鲁斯所穿的轰炸机飞行员款夹克，上面装饰着纪念美国在冷战时期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布章。
注：下图为阿汤哥在壮志凌云中穿的G-1飞行员夹克。注意布章顶部的文字“Far East Cruise 63-4”其实是影片道具师的小失误，现实版的应为Far East Cruise 63-64”。这是纪念美国第7舰队1963年10月至1964年5月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的为期6个月的巡航，期间舰队巡航区域包括日本本土、冲绳和台湾。USS Galveston是指参与巡航行动的加尔维斯顿号轻巡洋舰。
美海军海外部署周期平均为6个月，在部署结束后有发行纪念徽章和臂章的传统，这些徽章和臂章主要是退役老兵收集和佩戴，现役军人在军服上不得随便佩戴。电影中的G-1飞行夹克应该是男主人公父亲留下的。联系到男主人公父亲牺牲的经历，这可能是男主人公父亲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前留下的遗物
但是，当续集《壮志凌云2：独行侠》的预告片在2019年夏天发布时，有些东西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了。克鲁斯的夹克上突出的加尔维斯顿号巡航布章上，以前是日本和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现在被替换成了两个颜色相似的不同符号。
替换的动机是什么？
中国。
中国电影观众错过了第一部《壮志凌云》，在1986年，中国人的观影选择主要限于本国官方宣传片和颇为奇怪的好莱坞进口片，但《壮志凌云2：特行侠》进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体环境。2019年时，中国不仅可以接触到好莱坞最火热的大片，而且经常为其票房贡献最大的部分。
日本和台湾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美国的盟友，但在《壮志凌云2》的世界里，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何正面描述，面对中国国家审查时都会导致风险，会使这部电影损失数亿美元。于是，派拉蒙公司的高管们在预告片中主动删除了“冒犯性”的国旗，中国官员甚至不需要说一句话。
著名记者埃里希·施瓦策尔（Erich Schwartzel）的新书《红地毯：好莱坞、中国和全球文化霸权之争》（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一书，在其他话题之外，还聊了下围绕那个布章的历史。
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在两部《壮志凌云》之间发生的故事。”
施瓦策尔是一名记者，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为《匹兹堡邮报》报道页岩油气压裂技术的发展，而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的书，算是一场职业意外。
但是，在2013年加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分社后，施瓦策尔“很快就开始在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看到无处不在的中国”。无论是中国明星出演美国大片，还是中国资方控制美国院线，中国对美国电影行业的蚕食都绝非一时兴起。
如果要追溯的话，至少从1990年代起，在第一部《壮志凌云》上映的几年后，中国就开始对好莱坞采取行动了。
《红地毯》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像一个美国公司受到中国市场引诱的警世故事。在施瓦策尔的讲述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决策，呈现出浪漫求爱的情调，并变成了猫捉老鼠的刺激。正如施瓦策尔所说，本书分三幕展开了“这种意外关系的故事”。
第一幕以好莱坞的成立为开端，好莱坞是美国梦工厂，创造了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
第二幕讲述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开始允许美国电影进入影院后发生了什么，详细描述了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突然开始与一个拥有超过10亿潜在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时，随之而来的无数次沟通不畅。
压轴戏当然聚焦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学习了好莱坞的经验，现在有可能反过来在商业上吃掉好莱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年后左右，中国的年票房额终于超过了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票房市场。
施瓦策尔解释说：“中国想利用电影向世界打出自己的品牌，而且从最专业的人那里学到了如何做到这一点。”
建立了好莱坞高管和中国官员之间交往规则的那部关键电影，你可能从未看过。马丁·斯科塞斯1997年的电影《达赖的一生》（Kundun），被认为是一部庆祝达赖喇嘛生活的著名影片。但是，在摩洛哥开始拍摄后不到两天，电影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引发了一连串拨往洛杉矶的不愉快通话。
在支持拍摄这部电影的迪士尼高管中，恐慌开始蔓延。索尼电影公司当年也正在拍摄一部达赖喇嘛的传记电影《西藏七年》，虽然《达赖的一生》描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还是太接近今日了。
当时的迪斯尼战略规划负责人彼得·墨菲（Peter Murphy）很快意识到，拍摄这部电影可能会危及其公司在中国的全部未来。在中国，批评往往会指向经济制裁。
不撤下这部电影，就会面临失去中国业务的威胁，撤下这部电影就会遭到斯科塞斯带领的媒体的反击，两难之间迪斯尼做出了妥协：还是要发行这部电影，但要尽可能地低调。在对宣传活动撤资以确保《达赖的一生》在上映首周惨败后，迪斯尼将用糟糕的票房数字来告诉斯科塞斯，不值得在全国院线推广这部电影。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后来说：“坏消息是，这部电影已经拍出来了，好消息是没有人看。”
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安抚中国人。1997年11月1日，中国宣布立即停止与迪士尼、索尼以及米高梅公司的“所有商业合作”，后面这两家公司在政治敏感题材的电影方面也有类似的过失。
经过艾斯纳漫长的道歉之旅，以及动画片《花木兰》的上映，中国才最终在1999年允许迪士尼重返中国。
《达赖的一生》，只是好莱坞在中国遇到的许多不幸的早期失误中一例。施瓦策尔解释说：“21世纪初是求爱的早期，双方都在了解对方，设定界限，有时尴尬地曲解了对方的意图。”
回想一下，1999年，当年美国意外地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发中国报复，禁止美国电影在放映六个月。
当年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购买了香港星空卫视，宣布电信行业是 “对各极权主义政权的明确威胁”，中国则以取缔私人卫星天线作为回应。
默多克后来道歉了，将自己的商业利益从香港转移到了北京。
谁能忘记2004年中国审查机构禁止了职场喜剧《大公司小老板》（In Good Company）在中国的上映？该片由托弗·戈瑞斯（Topher Grace）主演，他饰演一位年轻的企业高管，在企业的阶梯上不断攀升，被禁只是因为这位活泼的新秀。在企业体制中的台词挑战了共产党的理想。
施瓦策尔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讲述了好莱坞铸成的这些“大错”。
随着关系在21世纪逐渐升温，双方很快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些基本规则。由于毛泽东在1950年禁止了美国电影，中国在20世纪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好莱坞的崛起过程，当时电影业成为了美国作为全球霸权而出现的一个关键工具。
施瓦策尔经常引用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它通常以流行文化或娱乐的形式出现，通过吸引和信念来吸引全球市场，而不是“硬实力”那样的军事力量。
相反，中国一直在体验着与艺术生产的不同关系。正如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体现的那样：党的路线将置于一切之上。当美国导演在制作《星球大战》和《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等横扫全球的大片时，中国导演则忙于拍摄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即表达执政党价值观的宣传片。
到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奈的软实力理论译本，已经在北京政府官员中流传开来，他们急于展示一幅不那么生硬的中国国力和国家形象。正如几年后奈告诉中国大学生的那样，“最好的宣传不是宣传”。
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美国电影逐渐被允许进入中国影院，一些界限仍然存在。1994年，一项被称为进口分账（master contract）的协议首次正式确定。协议允许每年有10部进口电影。
第一部中国大陆分账引进的电影，是1993年由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动作惊悚片《亡命天涯》，但直到《泰坦尼克号》在中国获得了超过4400万美元的票房，好莱坞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在规模。这一票房数字甚至超出了好莱坞高管们认为的上限。1999年，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妥协的一部分，分账引进的数量限制最终从10个增加到20个。
美国电影公司很快了解到，与中国电影企业的谈判，将涉及与中国审查制度打交道。正如施瓦策尔所说，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速成班”，也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最重要的基础因素。
到了2008年，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甚至公布了一份由19个条款组成的清单，规定了外国电影想要在中国影院放映则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虽然有些条款相当直接（没有鬼怪或时光旅行，以免这些幻想元素给人民群众带来不适当的信仰或希望），但其他条款更容易理解（没有任何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
很快，好莱坞电影不仅在中国影院放映，中国的政策也渗透到了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过程中。
阅读《红地毯》的大部分乐趣，在于其揭秘了所有为配合审查而进行的剪辑，不读的话就难以察觉。例如，2006年《碟中谍3》的原始电影剪辑中包括汤姆·克鲁斯在上海跑步的场景。这是专门为了吸引中国观众而选择的地点，跑步背景中有晾在晾衣架上的内衣。
但是，在中国官员表示担心这一画面，可能是在用不光彩或暗含“落后”阴郁的方式描绘他们的国家后，派拉蒙电影公司从场景中删除了“脏衣服”，施瓦策尔引用的中国官员用语。
好莱坞最昂贵的消除行为之一涉及《赤色黎明》的重制。这一影片讲述了一群青少年保卫美国不受外国侵略者侵扰的故事。当米高梅公司在2008年首次构想这一情节时，中国最初被想象为敌方。
但正如施瓦策尔所解释的那样，当2010年编辑工作完成时，“没有任何一个好莱坞高管会碰触一部把自身最重要的新客户设定为反派的电影”。相反，米高梅公司雇用了一家特效公司，这一公司精心检查了影片中每一个带有中国国旗或国徽的镜头，并将这些符号替换成朝鲜的符号。
好在因为演员是东亚人，至少可以保持原样不动。这样的变化很小，大多数美国观众其实几乎注意不到，但这一变动使米高梅公司额外花费了一百万美元。虽然《赤色黎明》在美国回响一般，但它最终完成了更重要的事情，这部电影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愤怒。
施瓦策尔写道：“这是一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看到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却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发生了变化。”
随着美国制片人学会了从电影中删除些什么，他们也相应掌握了增加电影装饰的艺术，以巧妙地迎合乃至促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些被称为“中国元素”的装饰是为一种当代东方主义服务的，这种东方主义不是对西方观众有利，而是对亚洲观众有利。
施瓦策尔写道：“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后期制作编辑……奉命使电影‘更具中国特色’，这样就会传递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信息。”
如果说《赤色黎明》是自我审查，那么像《碟中谍3》这样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则代表了“一种反向的审查，即电影公司将尽可能多的‘中国元素’塞进剧本中，希望能吸引并取悦中国的官僚和观众。这是自好莱坞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电影制作的根本层面上所做出创造性的决定，包括：选角、故事线和对白，首先考虑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衰落的美国和崛起的中国之间“全球文化霸权之争”，在2022年5月遇到了一个怪异的情节转折。
当时，《壮志凌云2》在经过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多次推迟后终于上映。《壮志凌云2：独行侠》作为一部续集，故事发生在原作的30多年后，克鲁斯的角色则是卷土重来的年迈飞行员，但仍能胜过年轻一代。
《壮志凌云2：独行侠》展示了美利坚帝国的持久力量，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汤姆·克鲁斯本人的影响力。而作为好莱坞对美国军事力量有意无意的宣传，《壮志凌云2：独行侠》真的没有必要说得那么好。
在看起来像另一个事先自我审查的例子中，电影中的大反派，一个东方敌对势力仍然没有明确指名，其飞行员在头盔后面是神秘莫测的。但奇怪的是在最后的剪辑版本中，日本和台湾的“冒犯性旗帜”，被恢复到了克鲁斯身穿的夹克上。
《壮志凌云2：独行侠》取得了破纪录的票房，尽管最终根本没有在中国上映。鉴于中国电影观众对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任何影片的喜爱程度，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结果。在其前所未有的票房（14.53亿美元并且还在增长）之后，一些美国评论家甚至怀疑这部电影，是否预示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潜在转变。
他们问：有了这样的回报，美国电影业是否真的需要继续向中国叩头？
《红地毯》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毕竟，它是在《壮志凌云2：独行侠》上映前近四个月出版的。但在整本书中，施瓦策尔警告说：这种帝国式的狂妄有风险。在他讲述的美国和中国的故事中，中国从未被远远甩在身后。他讲故事的循环、留白的节奏，模拟了转型中的帝国的繁荣和衰落。
施瓦策尔反复比较了中国目前的崛起和美国在20世纪初的崛起，后者本身就借鉴了之前大英帝国的战略。他还讲述了许多“技术转让”的例子，中国积极借鉴好莱坞的打法，例如大连万达集团在合作协议失败后仍保留了华纳兄弟的剧院蓝图，或者西方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的中国同行，在《长城》的拍摄现场用手机拍摄脚手架方案。
施瓦策尔经常注意展示中国娱乐业的实质结构，追踪DVD和流媒体等新媒体形态的历史。但是，也许比接受新设备和技术技巧更重要的是，中国对潜意识故事的初步接受：多年来，中国已经开始了解到，最好的宣传并不像是宣传。
即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坚持复制好莱坞的基础设施和通用的讲故事模板，弥漫在美国电影院中的魔力已被证明难以复制。《红地毯》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章节，详细介绍了梦工厂动画公司2008年的电影《功夫熊猫》，这部影片在中国有着意外的成功。
施瓦策尔写道，这部电影在中国取得了“2600万美元的健康收入”。
这部电影的核心情节：熊猫必须学习功夫以战胜邪恶的雪豹，并不是为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而采取的战略或策略，而是出于梦工厂编剧室的自发兴奋之情。这部电影的主角阿宝诞生了，他是一只可爱的熊猫，在他父亲平先生经营的面馆工作，平先生是鹅老板。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于一系列的中国文本和艺术类型，包括：功夫电影、古代战争图画、古典哲学。它既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热情致敬，也是中国电影人通常不愿意制作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英雄之旅。
中国观众对《功夫熊猫》的喜爱，让中国当局感到困惑。中国官员和电影制作人希望发现，也或许是希望复制它的成功密码。于是他们盘问了制片人梅丽莎·科布，还有梦工厂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森伯格等相关人士，以了解使《功夫熊猫》如此受欢迎的不寻常的叙事选择。
为什么要把一个代表着中国的标志性动物，变成一个笨拙和疲惫的生物，在压力下暴饮暴食？
而让熊猫的父亲成为一只鹅的选择，是否隐含着一些煽动性的东西（译注：指俄罗斯，俄爹）？
卡森伯格回答说：“这只是一只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