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刊文，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界应对中国挑战时，可能陷入的陷阱——过分执迷于对抗，过度调动资源，丧失自身比较优势，并分析了中美关系可能稳定下来的框架。加美编译，不代表赞成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与中国的竞争，已开始吞噬美国的外交政策。

面对一个利益和价值观与美国截然不同、但国力相仿的对手挑战，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正在变得如此专注于对抗中国，以至于可能忽略了本该支撑着美国战略的利益和价值观。

目前美国的外交路线，不仅会带来中美关系的无限期恶化，日益增长的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危险；还可能破坏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可持续性，以及美国国内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活力。

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成为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和战略家的核心关切，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特别是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专制，在国外也更加具有胁迫性。北京镇压了新疆维吾尔人，粉碎了香港的民主抗议；迅速扩充其常规军备和核武库，在东海和南海积极拦截外军战机，纵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为俄罗斯的误导信息张目；对外出口审查和监控技术，诋毁民主国家，试图重塑国际规范。

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而且只可能越来越长，特别是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并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话。

然而，合理的警醒有可能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从而最终以适得其反和有害的方式，塑造美国的政策和社会。在试图制定美国国家战略，以适应于一个更强硬和更强大的中国时，美国一直在努力定义什么是成功，甚至什么是一个稳定状态，这是指没有完全的胜利或完全的失败，两国政府最终都能接受，并以民众、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愿意承担的代价实现。

由于对自身目标没有明确认识，美国国内也没有就自身应该如何与世界相处，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变得很被动，更像在小圈子里打转而不是驶向任何明确的目的地。

值得称赞的是，拜登政府已经承认，美国及其伙伴必须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以在国际上与中国提供的一切竞争，并且已经在正确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关于气候和饥饿的多边倡议。

然而，在反击中国的每一个倡议、项目和挑衅中，本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排挤了振兴包容性国际体系的努力。这一体系即使在全球权力转移和不断演进的情况下，也会保障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即便乌克兰战争吸引了美国相当多的注意力和资源，但俄乌冲突更为广泛的影响，是加剧了对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而中俄战略融合又加强了这一关注。

中美领导人都声称希望避免一场新冷战。事实是，他们的国家已经在进行一场全球层面的斗争。美国寻求延续其首要地位和一个高度有利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而中国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虚伪和治理不善而受到削弱，这为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影响力和正当性提供了机会。

中美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宿命论倾向：认为危机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是有必要的。只有在经历了冷战初期那种以眼还眼的对抗之后，才会出现相互接受的公平竞争和共存规则，但冷战初期的对抗并不是生存保存，现在更不是。

即使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被动的姿态也开始推动美国的一系列政策。美国经常落入这样的陷阱：试图对抗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作为，却不了解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需求。由于缺乏前瞻性视野和对其可支配资源的如实评估，美国在确定各领域和各地区的优先次序方面举步维艰。

由于地缘政治棘手，美国在全球挑战上取得必要的进展几乎变得不可能，因此常常损害自身更广泛的利益。长期风险是，如果不染上在国内不宽容、在海外过度扩张的习性，美国似乎就无法管理长达数十年的竞争。

在试图压倒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可能会破坏自身力量以及遮蔽住自己的愿景，而这两者是美国持续领导力的基础。

更好外交方法的基准，必须是美国追求的世界，去实现美国想要的那个世界，而不是它所害怕的世界。无论是制裁、关税还是军事行动，评判政策的依据，应该是它们是否进一步向想要的那个世界迈进，而不是它们是否损害了中国的特定利益，或提供了胜过中国的某些优势。

在最佳情形之下，外交政策应代表着美国的力量，而不是反映着美国旨在避免的行为。美国不应怀念过去的首要地位，而必须用行动和语言来承诺一个经过改革的、并且有共赢愿景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中国在内，能够满足应对共同挑战的基本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过去做出的一系列精心调整，这些调整旨在遏制中国的侵略、提高对中国胁迫的抵御能力以及加强了美国的联盟体系。但是，这些调整必须配有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不仅要讨论危机沟通和减少风险，还要讨论合理的共存条件和国际体系的未来，因为中国必然会在塑造未来方面发挥作用。

具有包容性的和积极的全球愿景既能约束竞争，又能廓清中国将可能失去什么。

否则，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和不安感的增加，零和博弈的逻辑将变得更为压倒一切，由此产生的螺旋式升级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零和博弈逻辑会扭曲全球的优先事项，侵蚀国际体系，将助长普遍的不安全感，强化群体思维的倾向，破坏作为自由民主基石的多元性和公民包容。

如果不予以改变，这将延续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带来灾难。

不可避免的竞争？

在华盛顿，关于中美关系之所以变得如此糟糕的标准说法，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在国外变得更加强硬，甚至继续利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来占便宜。

 

这种变化当然是事情的一部分，其既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产物，也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这种影响力的方法。但是，完整的分析报告，也必须承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相应变化，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回应。

美国以一系列惩罚性行动和保护性政策来应对中国的行动，从关税和制裁到限制商务和科学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进一步偏离了长期以来作为自身比较优势的开放和非歧视原则，同时强化了中国的信念，即美国永远不会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与此同时，部分由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美国也动摇了自身对国际机构和协议的支持，而这些机构和协议，长期以来构建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关系。

双方都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做法，产生了一种互为镜像的动态。

中国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说服美国人与强大的中国共存，而美国则认为，它必须制衡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以捍卫美国的首要地位。结果就是一个下降的螺旋，每一方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都会促使另一方采取更进一步措施来加强自己的安全。

在解释中美关系为什么日益紧张时，一些学者指出了权力平衡的结构性变化。

格雷厄姆·艾利森曾写过《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一个既存大国时，往往会导致一场争夺霸权的战争。然而，仅仅关注国力是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之曲折。中美关系也由对威胁、机会和目标的认识的变化所驱动。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之后，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冲防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同时通过更深的融合，寻求鼓励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看到了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优先考虑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他们向外国投资和资本主义实践敞开国门，寻求学习外国的专业知识，同时定期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尽管在1995-96年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中国领导人偶尔也试图表明决心，但他们基本上坚持了前任领导人邓小平的低调策略，以避免引发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而这种受威胁感可能会扼杀中国崛起的努力。

如果说哪一年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出现了拐点，那也不是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摒弃了这种观念：经济治理方面中国是学生、美国是老师。那一年的中国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但世界的大部分注意力却集中在西藏的骚乱以及中国随后的镇压上。

中国官员将事件归结为外国干涉，中国共产党对外国势力有意阻挠中国崛起这一观点越来越执着。

随后几年里，本已停滞的自由化运动发生了逆转：中国共产党镇压了传播自由主义观点的高校教学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镇压了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并在新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和拘留系统。所有这些行动，都表现着由动乱的恐惧所激发的宽泛的“国家安全”概念。

而在国际上，中国放弃了全部形式的战略谦逊。

中国在捍卫其领土和领海主张上变得更加强硬，包括中印边境，中日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开始挥舞着经济实力迫使其他方面尊重中共的利益。中国加紧发展能够对抗美国在周边地区干预的军事能力，包括扩大其曾经规模有限的核武库。

发展军事能力的决定在习近平之前就有了，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具有强制性和不妥协的做法。

随着注意到中国国力以及中国运用国力意愿的不断增强，美国增加了战略对冲举措。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重返亚洲”，即使美国寻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就超过了美国给予中国相应重要发言权的意愿。

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华盛顿的评估变得特别极端。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一个马列主义政权要“强奸”美国、统治世界并颠覆民主。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开始谈论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对抗中国影响力和削弱中共的举措和倡议。在演讲中，美国高级官员暗示了政权更迭，呼吁采取措施来“赋予中国人民以权力”，以寻求不同组织形式的政府，并强调“中国历史包含了中国人民的另一条道路。

拜登政府则停止了任何关于中国政权更迭的言论，并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战略举措，这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与此同时，也延续了特朗普的许多政策，并赞同必须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一评估。

其中一些努力，如司法部旨在起诉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行动，已经被修改；但是其他一些的努力被维持了下来，包括关税、出口管制和签证限制；有的则扩大了，如对中国官员和某些公司的制裁。

与此同时，在国会，对中国越来越猛烈的反对。可能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唯一能达成共识的事情，尽管这种共同关注也只是在关于如何竞争方面，产生了有限的结果，比如最近关于国内半导体投资的立法。

五十多年来，美国试图将接触策略和威慑策略相结合，将中国带入到一个大体上维持着美国利益及其价值观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决策者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中国同行致力于捍卫共产党的统治，但美国研判过，认为中国在这个体系内而不是在这个体系外的话，世界面临的危险程度就会降低。

这一押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而且仍然比其他选择要好。然而华盛顿有许多人，总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因此，中国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助长了过去的美国政策遭遇全面失败的论述，而他们对纠正这一失败的关注，则加深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导致中国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不会接受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有意愿做出任何必要的事情，以展示出对方的举动不会奏效。中美的决策者都认为，对方只尊重实力，把克制理解为软弱。在今年6月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会晤一天后，承诺将在台湾问题上“战斗到底”。

告诉我这将如何结束

目前中美关系轨道导向的结果很明显：一个更危险、更不适合居住的世界，特点是永远存在着对抗和危机风险，对冲突的准备优先于解决共同挑战。

大多数决策者，至少美方，并不寻求中美之间发生危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场危机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而后果将是巨大的。即使双方都想避免战争，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在激烈的公众监督下，几乎没有富裕的时间做出反应，因此很难找到降级缓和的途径。

即使是有限地使用武力或胁迫，也会在军事、经济、外交、信息等多个领域引发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反应。由于领导人为了显示决心和保护他们的国内声誉，一场危机可能被证明难以控制。

台湾是最有可能的爆发点，因为台湾和北京各自的的变化，这个岛日益成为中美紧张关系的中心。台湾的人口和代际变化，再加上北京在香港的镇压，加剧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抵触，使和平统一的设想看起来越来越像幻想。

台湾传统上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于2016年赢得总统职位后，中国大陆对新总统蔡英文采取了强硬态度，尽管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走向正式独立。海峡两岸的沟通渠道关闭了，中国依靠越来越多的强制措施来惩罚和阻止，那些它认为会导致台湾永久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渐进式行动。

作为回应，美国增加了在台湾海峡及周边的军事巡逻，放宽了与台湾官员交往的限制，扩大了政策范围以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并继续倡导台湾实质性参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然而，美国许多善意支持台湾以威慑中国大陆的努力，反而助长了北京动手的紧迫感，即需要向台湾开一枪，以阻止稳步发展的美台关系。

即便美国官方对台湾遭到攻击时是否进行干预，采取了“战略模糊”的政策，中国大陆的军事规划人员也预期美国的介入。由于在夺取台湾的同时，还要有足够实力保证美国不干预的战略预期实现起来极为困难，所以这种困难，确实是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台海和平的威慑力所在。但美国许多旨在加强台岛抵抗胁迫能力的行动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更多的是在挑衅而不是威慑中国。

例如，特朗普政府努力颠覆美国与台湾交往的规范。在2020年8月，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成为自1979年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内阁成员，这一访问促使中国大陆派遣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决定无视这一长期以来促进航道安全运作的非官方护栏。

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入侵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惯用手段，用于表达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对台支持的不满。2021年10月，解放军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创下新高，三天内有93架飞机入侵，这是对附近美军主导的军事演习的回应。

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相互加强的事态发展推动下，这种“行动-反应”的循环，正在加速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恶化。最近几个月，北京官方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使用了历来表明意图升级的短语。习近平多次对美国总统拜登说：“玩火自焚”。

5月，拜登暗示将无条件承诺保卫台湾，并不是像之前那样简单地表达美国有义务向该岛提供军事手段来保卫自己，并维持美国战略能力以反对任何武力行动，中国外交部强调，中国“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其主权和安全利益。”

尽管中国仍然倾向于和平统一，但也逐渐相信：为了阻止台湾永久分离，并迫使其迈出统一步伐，胁迫性措施可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鉴于北京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的情况下。

即使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发展轨迹的信心，使得中国相信“时与势”仍然在它一边，但台湾和美国的政治趋势，使中国大陆官员们对和平统一的前景越来越悲观。

大陆并未制定夺取台湾的时间表，似乎也没有寻找夺取的借口。然而，正如政治学家泰勒·弗拉维所阐明的那样：当中国认为其主权要求受到挑战时，它就会使用武力。美国支持台湾的高调象征性姿态，尤其会被理解为一种必须做出回应的侮辱。截至本文撰写时，南希·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是自1997年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之后的首次，引起了中国大陆的警告，“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理”，随后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性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试验。

随着美国和台湾都进入2024年的总统选举，政党政治的运作可能会促使更多行动出现，以推动台湾政治地位和法理上的独立。

目前还不清楚蔡英文总统的继任者，是否会像她一样坚定地抵制来自强硬独立派的压力。即使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尽管受到选民欢迎，也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民进党领导人并不满足于现状。民进党领导人曾游说华盛顿不要发表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声明。3月，台湾驻华盛顿代表处给了前国务卿蓬佩奥一笔不菲的酬金，供他访问台湾，蓬佩奥在台湾呼吁，美国向台湾提供“视其为一个自由和主权国家的外交承认”。

在台湾海峡之外，空中或海上发生致命摩擦的风险也在上升。随着中美军队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作业的接近，双方都打算展示他们的战斗意愿，战机飞行员和舰船操作人员正在采用危险的战术，提高了无意中发生冲突的风险。

2001年，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与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美国机组人员被中国拘留11天。在最初的激烈态度后，中国努力避免了一场全面的危机，甚至镇压了街头的反美示威。今天很难想象这样的解决方案：展示决心和避免示弱的愿望会使化解对峙变得异常困难。

亚洲无法承受中美之争

即使双方能够避免危机，继续当前的进程也将加剧地缘政治分歧，同时抑制双方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美国越来越注重团结世界各国来对抗中国。但是，就形成对抗中国的联盟而言，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采用了意识形态框架，这个联盟不太可能包括可能会捍卫普世法律和制度的伙伴。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的一篇提到中美的文章中写道：“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试图强行做出这样的选择，都将开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对抗过程，并将即将开启的亚洲世纪置于危险之中。”

目前的竞争方式也可能会加强中俄之间的联盟。拜登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协助，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制裁，表明中俄“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其实是有上限的。但是，只要中俄两国政府都相信，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它们得不到安全，它们就会继续深化合作。在入侵乌克兰后的几个月里，两者在太平洋进行了联合军事巡逻，并努力开发美国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替代方案。

最终，中俄关系的形成，将取决于中国如何权衡其对抗美国的需要，与维护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资本和科技联系的需要。中国与俄罗斯的结盟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中国内部正在就与俄罗斯之间的距离展开一场高层级的辩论，而全面结盟的代价，让一些中国分析人士感到震惊。

然而，除非美国能够可信地表明，中国将从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看到战略利益，而不仅仅是战略风险，否则主张加强中俄合作的人将继续赢得这场争论。

尽管拜登政府希望将某些问题划分开来，但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阻碍了在共同挑战方面取得进展。尽管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但在反毒品、防扩散和朝鲜等此前双方共同努力取得成果的领域，两边的龃龉却盖过进展。

双方都有太多的决策者担心，合作意愿会被解读为缺乏决心。

这种紧张局势正在进一步侵蚀本已脆弱的全球治理基础。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中心还能维持多久。

但随着中国越来越担心美国试图遏制或削弱其影响力，例如，通过否认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削弱影响力），它对其他机构的投资就越多，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多边体系也越来越多，目的是降低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尽管中国方面并没有对它声称支持的许多原则表现出诚意，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歧，使其能够将美国说成是在保护少数强国的特权。在联合国，中美经常试图削弱对方的倡议，发动象征性的斗争，要求第三国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对竞争的执着会带来成本和危险。美国大力保护科研安全，加上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增多，对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产生了寒蝉效应，损害了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美国物理学会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43%的美国国际物理研究生和处于科研生涯早期的科学家认为，美国不欢迎他们；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年轻科学家认为，政府对科研安全的保护方法，使他们不太可能长期留在那里。

这些影响在华裔科学家中尤为明显。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67%的华裔教师（包括归化公民和永久居民）表示曾考虑离开美国。

由于美国一直在寻求保护自己免受中国间谍、盗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经常坚持将互惠作为与中国进行商业、教育和外交交流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封闭的体系中，严格的互惠是以牺牲美国的比较优势为代价的，即美国社会和经济传统的开放、透明和机会均等，这推动了创新、生产力和科学进步。

不安全和恐惧的气氛，也对民主和有关中国和美国政策的公共辩论质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避免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的愿望，渗透在私人和公共政策讨论中。其结果是一个回音室，鼓励分析人士、官僚和官员在政治上正确，而不是在分析上正确。

当个人觉得有必要为保护自己和专业上占上风而相互争吵时，结果就是群体思维。一个鼓励自我审查和反思性定位的政策环境，阻碍了多元化的辩论和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而这些因素对美国的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裔美国人被拘留，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再到911事件后针对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无辜的美国人被夸大的“内部敌人”恐惧所夹击的例子。在每一个案例中，过度反应对美国民主和团结的破坏程度与对手国家相当，甚至超过对手。

尽管拜登政府谴责了反亚裔仇恨，并强调政策必须针对行为而不是族裔，但一些政府机构和美国政界人士继续暗示，个人族裔身份和与海外家庭的联系是加强审查的理由。

赶在灾难发生之前

如果美国和苏联都能实现和解，那么中美没有理由做不到。在冷战初期，约翰·肯尼迪称赞“为了多样性让世界变得安全”的必要性，强调“我们的态度和他们的一样重要”。他警告美国人“不要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和解是不可能的，沟通只不过是交换威胁。”

尽管美国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其将付出高昂代价，但它必须给中国一个真正的选择。威慑需要武力威胁与安全保证同时进行。为此，美国决策者不应害怕与中国同行直接接触，讨论美中两国可以共存的条件，包括相互竞争的界限。

对于美国人来说，想象与一个被认为在自由化道路上不断前进的中国共存相对容易。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现在面临着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设想与一个超级大国共存，为双边互动找到一个新的基础，重点是塑造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中国的国内体系。

最迫切的需要与台湾有关，美国必须加强威慑，同时澄清其“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这意味着要确保中国大陆明白，一场台湾危机的代价将有多大，将危及其更广泛的发展和现代化目标，但同时也要确保，如果中国大陆不采取强制行动，美国和台湾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挑战极限。

在帮助加强台湾对中国大陆胁迫的抵抗力的同时，美国应避免将台湾描述为美国利益的重要资产。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在5月所说的那样，这种说法使中国认为，美国试图 “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

相反，美国应该明确表示其对解决两岸分歧的和平进程，而不是对某一特定结果的持久兴趣。当他们强调中国大陆如果升级其对台湾的胁迫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时，美国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向台湾强调，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单边努力，包括要求法律上的独立、美国在外交上的承认，或其他象征性的步骤来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永久分离，都会产生反作用。

这些步骤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刺破对危机日益增长的宿命论，因为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试图遏制北京并将利用台湾来达到这一目的。要在崩溃的美中关系下打地基，就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建立公平竞争的界限，并愿意讨论共存的条件。

尽管最近有一些会议和通话，美国高级官员还没有与他们的中国同行进行定期接触，以促进这种讨论。这些讨论还应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以防止中国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制造隔阂。但是，美国也应该围绕与中国共存的潜在形式，与盟友和伙伴形成共识。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鉴于中国的胜利主义和不信任态度，美国政府领导层没有理由配合。这些都是重大障碍，但值得一试的是，美国可以采取措施稳定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而不需要首先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竞争者经历多次危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稳定关系的关心程度，足以让它做出回应。尽管其声称“东升西降”，但它仍然是较弱的一方，特别是考虑到其不确定的经济发展迹象。

中国在国内的挑战通常会限制其行为，而不是像一些西方评论家猜测的那样，促使中国进行冒险的赌博。政治学家查布（Andrew Chubb）指出，当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时，他们在南海等地区的行动就不那么坚决。

由于中美都不愿意做出单方面的让步，担心这些让步会被国内和对方理解为软弱的表现，因此缓和政策需要对等。双方将不得不采取协调但单边的步骤，以避免军事化危机的发生。

例如，如果中美双方达成默契，就可以减少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在不示弱的情况下降温。军事行动是必要的，以表明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和航行，包括台湾海峡。但最终，美国的威慑能力和台湾抵御中国大陆武统的能力，与美国军队每年是否穿越台湾海峡4次、8次、12次或24次，关系都不大。

在当前不信任的氛围中，言语必须与行动相匹配。在2021年11月与拜登的虚拟会晤中，中国领导人说：“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中国大陆此后的行动，削弱了其在台湾和美国的信誉。拜登同样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也不想改变中国的制度。然而，美国随后的行动，包括努力使供应链远离中国，以及对中共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不仅削弱了其在中国领导人中的信誉，而且也削弱了其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中的信誉。

一些政府官员继续援引冷战的相似之处，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

为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拜登政府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避免虚伪和双重标准的指控。想想美国打击数字威权主义的政策吧：与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类似公司相比，美国对中国监控技术公司的打击更为严厉。

让世界还原其本来面貌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秩序建设努力集中在排除中国的安排，如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尽管官员们一直谨慎地坚称，这些举措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会做出相应努力，就中国在国际或地区秩序中的角色进行谈判。

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包容性的小团体仍然可以实现(世界贸易组织已就渔业补贴和新冠疫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对范围更小、目的性强的联盟投资，继续优先于更广泛、包容性更强的协议和机构，包括那些中国和美国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协议和机构，地缘政治将更紧张将打破而不是重振国际体系。

美国要想恢复领导地位，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应对批评，即美国领导的秩序意味着“规则是为你服务的，不是为我”。明确而谦逊地承认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例，比如入侵伊拉克，将是克服这种怨恨的重要一步。

美国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提供价值，无论是在疫情、气候、饥饿还是技术方面，而不是简单地敦促他们不要与中国合作。在国内，美国必须努力重建两党对美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持。

当美国重新设想其国内和国际目标时，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而不是为了打败中国。然而，使美国所寻求的包容、积极的世界愿景更充实，也是朝着明确美国欢迎或接受中国倡议，而不是条件反射式地反对它们迈出的第一步。

两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分歧，仍将导致美国反对中国的许多活动，但这种反对将伴随着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谈判的明确意愿。美国不能将如此大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以至于国际规则和机构不再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但如今更大的风险是，过度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将通过使体系瘫痪，和让主要大国推动替代安排的结合，破坏体系本身。

最后，美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发挥其榜样的力量，并确保采取的反制中国的措施，不会落入试图超越中国的陷阱，从而破坏自己的榜样形象。保护或惩罚行动，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外交，都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否可以对抗中国，还应根据它们如何影响更广泛的体系，以及它们是否反映了对美国原则的忠诚来评估。

竞争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只要战胜中国定义了美国的目标，美国就会继续以其自身以外的条件来衡量成功。排名是一种象征性的建构，而不是一种客观条件。

如果像布林肯所说的那样，追求人类的进步、和平与繁荣是最终目标，那么美国不需要打败中国才能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