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将有助于人类的和平事业。但近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台湾海峡危机的上升，或许说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大战的起源》《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等重要著作的作者，戴尔·科普兰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分析了经贸关系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复杂联系。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被迫认真考虑一种冷战结束后许多人几乎无法想象的可能：与另一个大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

几十年来，莫斯科第一次剑拔弩张，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警告华盛顿。而在8月初，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急剧升级了对该岛的军事威胁。

与这些威胁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威胁似乎暗示了相互依赖的经济作为一种和平力量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俄罗斯都依赖贸易实现经济增长并确保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成功地将其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五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出口制造业产品实现的；俄罗斯政府收入的五成以上来自出口石油和天然气。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的学说，这些关键的经济联系，应该使两国为军事冲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国家似乎都没有因为损失国际贸易的风险而有所收敛。

但情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在特定的情况下，贸易关系可能会成为战争的诱因而非阻拦。此外，军事力量的扩张甚至对抗的威胁并不总是与经济关系断裂相关联。正如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一年中所表现出的情况与上述学说相矛盾那样，经济联系的发展往往有悖于预期。对于那些认为商业联系可以帮助防止大国冲突的人来说，关键是要研究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北京和莫斯科的战略思维，这种影响往往是复杂的。

侵略性商业

为了理解贸易如何增加而不是减少军事冲突的概率，有必要借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见解。一般来说，现实主义关注的是，诸大国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保护的世界上，为了争夺优势军事力量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

但现实主义者明白，经济实力是长期军事力量的基础，国际商贸对建立经济实力的基础至关重要。对现实主义者来说，贸易可以产生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获得廉价原材料和有利可图的市场，贸易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及其技术的先进程度，从而增强其支持长期军事力量的能力。

这是拥有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好处，它解释了为什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会抛弃过去失败的专制政策，并寻求加入全球经济。

但不断增长的商贸往来也有第二个影响。它增加了大国面对贸易制裁和禁运时的脆弱性，尤其是变得依赖进口资源和出口商品到国外销售之后。这种脆弱性会促使大国领导人建设海军以保护贸易航线，甚至发动战争以确保获得关键商品和市场。

只要国家领导人对贸易联系在未来保持着强劲增长的预期，他们就有可能让自己的国家更加依赖外部力量，因为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推动了本国增长。这就是1880年至1930年的日本和1980年至今的中国的情况。这两个国家的决策层都知道，如果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建立重要的商业联系，他们都无法成为大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然而，如果对未来贸易联系的预期变差，领导人逐渐相信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将开始减少自身获得关键资源和市场的机会时，那么他们就会预见到长期经济实力的下降，进而导致军事力量下降。

他们可能会开始相信，为了保护贸易航线，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和进入广阔市场，必须采取更加进取和积极的政策。

这就是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困境，因为它看到法国、英国和美国正在退缩到越来越封闭和歧视性的经济领域。因此，日本决策者发现他们不得不加强和邻国商贸关系的控制。然而他们也明白，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他们看起来更有侵略性，让英国和美国有新的理由限制日本的原材料进口，包括最重要的石油。

今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就像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崛起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他们知道自身的外交政策需要足够温和，以维持基本信任，使贸易关系得以继续发展。但他们也需要投射出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他人切断商贸关系。

关于商业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过去一年里对东亚的动态如此敌视，尤其是在关于台湾的动态时。从更有限的角度来看，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痴迷。

不成功便成仁

根据大多数分析，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是出于对俄罗斯地缘安全的担忧。他担心乌克兰很可能在短期内加入北约，以及他渴望作为重建俄罗斯帝国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但是，发动入侵的决定，可能被一个其他因素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加强了，那就是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

首先，普京当然明白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俄罗斯对欧洲的依赖程度。今年2月之前，欧盟的工业和家庭取暖所需的天然气，大约有四成依赖莫斯科。当然，俄罗斯自身的经济也依赖于销售天然气。但根据这一商品的自然属性，普京能够预料到：天然气输送量任意程度的减少，都会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以两种方式打击欧盟，即供应减少和成本增加。同时只会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总收益产生微小的影响。

正如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1945年提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东欧国家不平衡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说服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接受自身的强硬政策，就是因为他们更需要贸易，而且太弱小以至于无法抵抗。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洲人继续高价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这一事实向普京强烈地暗示着：如果他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普京显然低估了欧洲反应之凶猛，但普京意识到欧洲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之深，再加上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可以在几周内轻松击败乌克兰，这让他增添了信心，认为大胆进攻能够奏效。

第二，普京有理由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在未来会下降。2010年，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南部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储藏，气田实际覆盖了顿涅茨克省和卢甘斯克省。据估计，该气田蕴藏着大约两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这一规模相当于27个国家的欧盟五年的总消费量。

乌克兰政府迅速改变了国家法规以鼓励外国投资，并在2013年与壳牌石油公司签署了开发该油田的协议，同时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则在东南沿海合作开采深水天然气。

尽管普京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可能是出于其他考虑，但当时莫斯科方面肯定清楚，如果乌克兰东部的天然气矿藏由西方公司开发，乌克兰不仅会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且会开始向欧盟出口自己的天然气，从而在关于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输往欧洲的谈判中增加筹码。

俄罗斯向欧盟输送西伯利亚天然气的三套管道设施，包括一条过境白俄罗斯的管道和另一条通过波罗的海通往德国的管道，而历来最重要的是过境乌克兰的管道，主要是因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欧洲内陆国家特别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如果能向欧盟出口自己的天然气并摆脱俄罗斯的供应，乌克兰将扭转其与莫斯科不对称的能源关系。如果基辅与北约和欧盟建立哪怕仅仅是非正式的联系，更不用说加入其中一个或全部了，那么乌克兰不仅会成为莫斯科的政治威胁，也会成为经济威胁，从而大大削弱俄罗斯的长期经济实力。

简而言之，泽连斯基总统在2021年底采取了一些举动，以加强乌克兰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些举动无疑打乱了普京对俄罗斯命运的认识，也许还加剧了普京对自由民主可能蔓延到俄罗斯的担忧，但这也预示着俄罗斯在未来继续打能源牌的能力将大大丧失。

因此，俄罗斯可能会失去对乌克兰经济影响力的强烈预期，促使着普京认为吞并第聂伯河以东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选择，这一地区拥有乌克兰九成以上的天然气储备。

筹码小，赌注大

相较而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要比俄欧对称得多。中国的经济是由工业制成品出口驱动的。正如旧日本经济在战间时（一战结束后到二战爆发前的历史时期）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原材料来维持其经济发展，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世界工厂的地位，提供了全世大比例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5G通信设备，确实给了中国对贸易伙伴的一些影响力。当它不喜欢这些贸易伙伴的外交政策时，可以用选择性的进出口限制来威胁它们。

但也正如日本在战间期对进口的依赖一样，中国的对外依赖使其具有俄罗斯所没有的短期脆弱性。莫斯科当然会受到经济制裁的伤害，但其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并且还是以自身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高价出售，就可以对冲很多压力。

如果中国面临程度接近于现今俄罗斯承受的全面制裁，其经济将被彻底摧毁。事实上，北京对这一脆弱性的认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遏阻了自身的扩张主义欲望，包括入侵台湾的计划。

尽管事先做了充分威胁，不过考虑一下中国实际上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细节就知道了。尽管北京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和飞过台湾领空的导弹发射来展示其愤怒，但经济反制被限定在制裁台湾出口的农产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员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台湾出口的半导体施加任何限制，因为中国九成以上的高科技芯片和很大一部分的低端芯片都依赖台湾。

当然，中国也很谨慎，没有直接制裁美国。因为担心会引起新的贸易战，加剧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

 

尽管如此，如果中国对未来贸易关系的预期急剧下降，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性可能导致其采取进取行动。以台湾高科技半导体行业为例。中国现在有一定能力生产15纳米甚至10纳米以下的芯片。但是为了保持身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手机等技术发展的前沿，它需要7纳米或纳米以下的芯片，而只有台湾能够高质量地大规模生产这样的芯片。

例如，最新一代的苹果iPhone手机虽然在中国组装，但使用的是苹果设计、由位于新竹的台积电生产的5纳米芯片。

声称中国大陆未来是否有可能追赶美国，将取决于继续得到台湾芯片并不过分，就像日本在1930年代的地位取决于获得美国和英国控制的石油一样。也正如1941年美国的石油禁运一样，如果北京官员怀疑美国可能采取措施切断中国获得台湾芯片的渠道，他们就可能会认定现在有必要拿下台湾以避免长期的经济衰退。

这并不是什么牵强附会，2022年6月，一位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宣称，如果华盛顿对中国施加类似于今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中国应该收复台湾以确保拥有台积电的芯片生产设施。

注：知名经济学家指陈文玲，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

 

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中国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就像日本在1941年的期望一样，是一个美国政策能够决定的应变量。如果美国官员明白是他们的政策直接塑造了北京对未来商贸环境的看法，并且还不仅仅是在整个贸易方面，而且在与台湾有关的高科技贸易层面也是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觉到，除非采取有力行动本国经济就会崩溃。

敌对情绪有可能导致战争，但敌对情绪的螺旋式上升源于选择，而不是既定现实。通过向中国保证其能够继续从台湾获得半导体，即使不是制造半导体所需的荷兰的精密光刻机，拜登政府就可以缓和北京对未来贸易联系的担忧，减少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甚至可能反对美国的这一姿态，因为将使中国在芯片方面依赖外部人，而芯片是当代高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但由于对台湾的攻击不仅会招致经济制裁，危及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关系，而且还可能导致芯片制造厂本身被无意破坏，北京就完全有理由在涉及该岛地位的问题上缓和其行为，如果不是措辞的话。

使依赖不那么危险

鉴于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普京可能认为欧洲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屈服。但中国大陆领导人现在知道，美国人、欧洲人和他们的全球伙伴有决心惩罚入侵者，而且通过入侵台湾，他们可能会破坏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历史表明，当其领导人对未来的贸易联系有积极的预期时，依赖性强的大国在其外交政策上会很谨慎，因为他们知道贸易将有助于建立国家的长期权力基础并增加普通公民的财富。而习近平如果要维持中国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国家本身的稳定，就需要上述这两种情况出现。

当大国寻求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来帮助维持和平时，它们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平衡行为。 仅仅拥有高水平的贸易是不够的，因为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对外依赖国，如果它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机会获得维持其大国地位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就会被推向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像美国这样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小心，不要发出正在寻求令对外依赖国衰落的信号，或者更糟的是把它推向绝对和相对衰落，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对日本的石油禁运那样。然而，开放的贸易政策也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它可以帮助对外依赖国在相对实力上迎头赶上，并成为一个长期威胁，正如从奥巴马到拜登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理解。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推动中国等崛起的大国通过结束货币操纵、补贴和非法占有外国技术等做法，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向这些国家保证，如果它们在外交政策上表现温和，它们将继续享有获得经济增长和国内稳定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大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建立贸易关系，使各国在绝对数量上得到增长，同时确保任何一方都不必担心相对经济实力在未来大幅下降，从而使其易受外部威胁或内乱的影响。

由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再加上习近平始终与普京保持一致，这可能很困难。但随着大国外交恢复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华盛顿可以提醒北京政府，中国需要美国和西方伙伴来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华盛顿不会利用中国的对外依赖来破坏这些目标。

拜登可以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方面已经吸取了1941年的教训：破坏一个国家对未来贸易的期待会招致战争。但他也可以建议北京从日本1930年代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采取侵略性政策，以防止破坏健康贸易关系所需要的国际信任。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能够改善彼此对贸易和未来行为的预期，东亚地区再有几十年的和平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