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杂志报道了知名律师事务所众达，与共和党精英与特朗普政府深层次的互动，如何共同推动提拔上百名心仪的联邦法官包括三名最高院大法官，以及重塑美美国司法体系向右转的幕后故事。

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周六晚上，特拉西·洛维特在他们的910平方米、可以俯瞰长岛的威彻斯特豪宅里，为丈夫阿拉举办50岁生日派对。

这对夫妇是在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做书记员时认识的，特拉西是桑德拉·奥康纳大法官的书记员，阿拉则是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书记员。

现在，阿拉从事金融工作，而特拉西是众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顶级合伙人，此律所因代表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而闻名。特拉西也是未来将会掌管这家律所的候选人。

这次生日会的现场操盘手，洛维特夫妇请来了理查德·布雷德，他是阿拉在南加州长大时听过节目的资深主持人。但布雷德并不是派对上最大的明星，这一殊荣属于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

一天前，巴雷特和她在最高法院的四个同事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结束了宪法赋予美国民众的堕胎权。现在，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坐在洛维特家郁郁葱葱的草坪的帐篷下，一张铺满鲜花的桌子旁。

1998到1999年，巴雷特在与阿拉同时为斯卡利亚大法官做书记员，也与特拉西成为朋友，他们下班后一起在国家广场慢跑。当特朗普在2020年提名巴雷特为最高法院法官时，特拉西写信给参议员，赞扬这位法官的公正心态和对法治的承诺。

但他们与最高法院的联系比表面上更深。20世纪60年代，斯卡利亚大法官曾在众达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特拉西则在这个律所内部经营着一个精英圈子，其工作重点之一是在巴雷特和她的大法官同事面前为案件辩护。

在洛维特家的庄园里，客人们随着节拍跳舞，直到凌晨1点。有一次，一位与会者发现巴雷特大法官与众达律所的另一位合伙人诺埃尔·弗朗西斯科聊天，后者在阿拉和巴雷特之前一年，也曾为斯卡利亚做书记员。

弗朗西斯科于2017年离开公司，成为特朗普的副总检察长，负责在最高法院代表特朗普政府，并在2020年重返公司，最终接管了众达律所庞大的华盛顿办公室。

现在，他和洛维特的下属经常出现在法庭上。在众达律师事务所最近提起的一个案件中，法院驳回了拜登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暂停驱逐房屋的规定。在洛维特夫妇聚会后不到一周，在众达律师事务所参与的另一起案件中，最高院严格限制了环境保护局对发电厂排放的监管。

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众达律所是企业诉讼领域的巨无霸。作为一个拥有40多个办事处和约2500名律师的全球巨头，它每年从烟草、阿片类药物、枪支和石油公司，以及其他许多需要最高辩护水平的巨头公司那里，赚取数十亿美元的费用。

与大多数竞争对手相比，这家公司拥有一支诉讼律师大军，他们擅长利用微小的法律漏洞，在文书、审判地点变更和程序细节方面，出手埋葬实力悬殊的对手。但在过去20年里，众达律师事务所还一直在建立一种不同的法律业务，不仅致力于帮助共和党人赢得选举，而且在他们上任后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目标。

这些目标中最主要的是，拆除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麦加恩所蔑称的“行政国家”。麦加恩帮助特朗普竞选并随后成为其白宫顾问。为了做到这一点，这家公司将公司法的所有无情能量和创造力，带到了政治领域。

众达律所吸引了数十名年轻的最高法院书记员，他们大多来自保守派大法官，有六位数的签约奖金，并有机会从事受青睐的事业，包括对枪支管制和奥巴马医改的法律挑战。这个事务所分配了无数的无偿服务时间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也协助财力雄厚的右翼团体，反对提前投票和联邦企业监督机构。

作为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的代表律所，通过承诺从这个律师事务所和联邦党人协会事先审查的名单中挑选联邦法官，众达律师帮助特朗普巩固了共和党的支持。当特朗普获胜时，一大批众达律师顺势进入白宫、司法部和政府其他部门。

但最大的影响是在司法部门。

特朗普将挑选联邦法官的任务交给了麦加恩，他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密切合作，在联邦法院中安排了100多名保守派法官，其中包括最近在众达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几位。即使在2019年重新加入众达律师事务所后，麦加恩仍继续为参议院共和党人提供司法策略方面的建议。

公司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涉足政治并不罕见，律师事务所本身支持左翼或右翼事业的情况也不罕见。例如，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之一宝维斯法律事务所，长期以来一直在公共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立场（即使它从那些破坏这些理想的公司中赚钱）。众达律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渗透到了联邦政府，现在正利用自己帮助启动的系统，来革美国司法的命。

这场正在向全美各地的法庭和州议会蔓延的革命力量，现在正生动地展示出来。即使在民主党人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向右转。

在最近的任期内，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中，前两位是麦加恩亲自挑选的，第三位是巴雷特，是他从学术界挖出来担任联邦法官的。他们帮助消除了宪法保护的堕胎权，侵蚀了政教分离，削弱了各州控制枪支的权力，并限制了联邦监管机构的权力。

众达律所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案件，而且这家公司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正在关注与其领导者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其他法律挑战。

众达的影响力似乎还在增长。

今年，众达律师事务所一直在向众多知名的共和党人收取费用：特朗普政治行动委员会、苏珊·柯林斯参议员等温和派、梅赫梅特·奥兹等特朗普的盟友、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凯文·麦卡锡，还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恩·约翰逊等强硬派。更不用说支持边缘候选人的各种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如正在竞选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的，前全国橄榄球联盟明星赫谢尔·沃克。

弗朗西斯科最近作为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代表，出席了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的作证。麦加恩最近开始代表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抗大陪审团的传票，就特朗普推翻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作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幕僚长，也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近期同僚。

下一届共和党总统政府，无论属于特朗普、德桑蒂斯还是其他人的，都很可能会有众达律所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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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众达律师事务所在克利夫兰成立，是法律行业飞速发展时代的先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是第一批在美国和海外开设多个办事处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并不知疲倦地、极其成功地捍卫了美国一些最糟糕的企业行为。

这家事务所帮助雷诺烟草公司质疑香烟的危险性，帮助查尔斯·基廷的欺诈性储蓄和贷款协会来抵御监管机构，还帮助普渡药业保护奥施康定阿片类药物的专利。但直到2003年斯蒂芬·布罗根接任管理合伙人，它才成为一个保守派的机器。

布罗根是纽约市警察的儿子，1977年从圣母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直接加入众达律师事务所，除了在里根司法部工作过两年外，他一直在众达律所工作。布罗根的一些盟友说，了解他和他政治立场的关键，是通过他的信仰。

他的一位知己说：“布罗根非常保守，是铁杆的天主教徒，这是他为人的基石”。

布罗根请来了一系列很高知名度的联邦党人协会的信徒，包括迈克尔·卡文和诺埃尔·弗朗西斯科等里根和布什政府的主要律师，在公司的问题和上诉部门工作，这成为一种内部保守派智囊团。

虽然这家公司的大多数律师仍然专注于为大公司提供基本服务，但众达公司接手了越来越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案件和事业，包括极端保守的巴基研究所，努力阻止在俄亥俄州扩大提前投票，并挑战奥巴马政府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合法性。

到2014年，当华盛顿一家陷入财务困境的翰宇（Patton Boggs）律师事务所的三位共和党律师，开始寻找新东家时，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规模庞大，有一个繁荣的华盛顿办事处，而且其领导人是保守派。

此外，翰宇的团队包括麦加恩、本·金斯伯格和威廉·麦金利，将填补一个空白。

虽然众达在为公司提供如何驾驭联邦官僚机构的咨询方面，建立了强大的业务，但这个公司并没有为政治家提供如何驾驭选举，和竞选财务法律的咨询业务。如果没有帮助人们赢得职位所带来的关系，众达就难在国会大厦和白宫发挥影响力。

金斯伯格曾是小布什和罗姆尼的总统竞选活动的顶级律师，他与弗朗西斯科和卡文相识多年，这对他很有帮助。在面试过程中，金斯伯格告诉弗朗西斯科，他了解到，尽管众达律所的名声很保守，但它可能雇用了很多民主党人。引进一个代表两极分化的共和党人的团队会有问题吗？

弗朗西斯科向他保证，不会的。

事实上，宣传保守主义原则正成为这家公司营销宣传的一部分。弗朗西斯科在2015年的众达宣传片中说：“政府的触角几乎侵入了我们客户工作的每一个方面，律师和法院的工作是确保联邦政府在我们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存在，而我喜欢确保这些界限得到执行”。

金斯伯格和麦加恩在整个共和党机构中很有名气，几位未来的总统很快就向他们寻求咨询。威斯康星州的斯科特·沃克、德克萨斯州的里克·佩里和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克里斯蒂等州长，都成为他们的客户。麦加恩最近曾在联邦选举委员会任职，他淡化了竞选财务规则，放慢了这个机构的决策速度，他说这是为了使此机构对其监管的人和团体做出更多的反应。他还代表了其他政府官员的权力机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全国步枪协会、亿万富翁科赫兄弟家族。

还有一个关键客户：联合公民组织。这个组织由有影响力的右翼活动家戴夫·博西经营，因在最高法院成功挑战竞选开支限制而闻名。2014年底的一天，博西和麦加恩在电话中，讨论众达律师应该为哪些总统竞选活动工作。

博西问道：“特朗普怎么样？”

麦加恩持怀疑态度回答说：“特朗普怎么样？”

“不，他真的在考虑竞选。”

“他每四年都这么说，他不是一个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吗？”

博西回答：“他变老了，是保守派。我认为你们会很合得来。”

麦加恩在2020年于宾夕法尼亚州韦德纳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回忆了这一幕，他信任博西，并很快在纽约见到了特朗普。在他们谈话结束时，特朗普为麦加恩的儿子签名了一本书。他写道：“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

麦加恩对此印象深刻。

特朗普当时正在抨击自由贸易和建制派，他所说的很多话引起了麦加恩的共鸣。麦加恩告诉我：“他和我对2016年重要的事情有相同的看法，这不是华盛顿特区顾问们认为重要的事情”。

当时，特朗普正在寻找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向世界展示应该被认真对待他刚刚起步的竞选活动。麦加恩同意为他服务。

从很小的时候起，麦加恩就被他后来描述的“对集中权力的厌恶”所驱使。在大学期间，当他观看了参议院对罗伯特·博克的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后，这种内心的感觉逐渐变成了保守主义。麦加恩被他所看到的一切激怒了，认为民主党人对一位受人尊敬的保守派法官的行为“不光彩”。

当时参议院被民主党控制，最终以58：42否决了博克的提名。

当麦加恩在2015年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时，他的观点已经演变成反动自由派法院和行政国家的痴迷。在他看来，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经常做出有利于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的裁决，这些官僚正在践踏私人公民和公司的权利。  

麦加恩代表的是一个机会渺茫的候选人，但他的眼睛却盯着一个非常大的奖项。在当时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强烈的信念负担。其中一个空白点涉及司法部门。对于一名律师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可以将自己的信念，譬如倾向于保守派法官，纳入总统竞选人的议程。他们将控制联邦机构，并严格遵守宪法书写的规定。

2016年初，麦加恩与特朗普团队一起在爱荷华州参加党团会议，他得到消息说，当时担任联邦党人协会对外关系负责人的乔纳森·邦奇，希望与竞选团队的人交谈。比起任何其他利益集团，联邦党人协会在华盛顿的保守派圈子里是一个缔造者，为联邦法院提供服务，为有抱负的共和党政治家把关。

麦加恩在法学院时是这个协会当地分会的主席，他在俯瞰得梅因市中心的酒店房间里给邦奇打电话。邦奇解释说，这个组织正在对主要候选人进行调查，并想知道特朗普阵营是，否对他当选后可能提名的各类法官作过很多考虑。

麦加恩回忆说，他向邦奇保证：“你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年3月，大约二十几名共和党人，包括参议员、众议员、说客、联邦党人协会的莱昂纳德·利奥等人，出现在国会山的众达律所的新古典主义大楼里吃午饭。麦加恩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帮助保守派机构适应这位共和党的非正统领跑者。

当时的想法是，特朗普将发表简短的讲话，然后接受提问。当时距离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突然去世后只有几周时间，麦康奈尔明确表示，他不会允许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替代者进行投票。因此，下一任总统将立即得到一个空缺，以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

麦加恩和特朗普曾密谋如何利用这一未曾预料到的事态发展，来巩固保守派对其候选人资格的支持。今天他们将推出其战略的一个关键阶段。

在特朗普发言几分钟后，利奥邀请他谈谈法官问题。特朗普建议：“我为什么不公开发布一份名单，列出可能成为我将在最高法院任职的人？”正如麦加恩后来回忆的那样，房间里响起了欢呼声。(他和利奥有时对这次决定性的会议有不同的说法，在利奥的说法中，麦加恩曾要求他带来一份名单）。

如果特朗普公开承诺从一份经批准的名单中，选择斯卡利亚的继任者，那么，这将大大缓解保守派对选出一个可能支持堕胎权的大法官的担忧。麦加恩和利奥领导的团队将仔细研究候选人的法庭意见，这份潜在的最高法院人选的最终名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形成，但这将成为特朗普竞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2019年，麦康奈尔在和麦加恩，一起出现在肯塔基州举行的联邦党人协会会议上解释说：“这份名单让一大批共和党人感到放心。名单的建立，成为使我们这边跟特朗普站在一起的最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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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约一周，麦康奈尔打电话给麦加恩谈未来战略。当时有100多个联邦司法职位空缺，主要是因为麦康奈尔一直拒绝对奥巴马的提名人进行投票。奥巴马上任时，未填补的法官职位大约只有一半。

人们普遍预计，特朗普将挑选麦加恩担任他的白宫顾问。

现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建议麦加恩，一定坚持要求总统将挑选法官的权力交给他，而且只交给他。这与前几届政府的传统不同，在前几届政府中，一群专家倾向于从实质上和政治上辩论各个候选人的优点。

麦康奈尔建议说，你就自己做吧。麦加恩向特朗普提出了这个想法。特朗普说当然可以。

麦加恩准备行使巨大的权力，他的公司也是如此。显然，由于众达律所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合作，以及麦加恩计划升任白宫顾问，这个公司的律师很快就负责识别和调换白宫和司法部许多职位的候选人。这项工作是无偿的。

一些众达律师说，他们反对为特朗普的过渡期投入无偿工作时间，但被否决了。 为什么众达律所愿意这样做？

部分原因似乎是，这为这家公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自己的工作人员为新一届政府播种。

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麦加恩身边有诸多他的老同事。曾帮助领导司法部过渡计划的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格雷格·卡萨斯将成为他的副手，从翰宇律师事务所跟随麦加恩的安妮·唐纳森将成为他的幕僚长。

至少还有三名众达律所的员工也将前往白宫，威廉·麦金利获得了白宫内阁秘书的职位。

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占据了司法部的上层，并在商务部和农业部的接近高层的位置任职。负责监管能源市场和消费者产品安全的机构会有来自众达的专员。除了麦加恩之外，准备担任政府最高职位的众达律师是诺埃尔·弗朗西斯科，特朗普提名他担任总检察长。这意味着这家公司最近的合伙人，将被安排在美国政府中两个最有权力的法律职位上。

任何新的总统，都会从大型律师事务所抽调大量人力，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在奥巴马和其他总统手下任职，并将在拜登总统手下任职。但是，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之际，情况是人才从一家律师事务所向新一届政府的不同寻常的大迁移。

众达律师事务所本身似乎也在加倍强调其向党派性的转变。2017年春天，一封电子邮件发给了合伙人，说希望他们签署一封支持弗朗西斯科的公开信。这对一些众达律师来说太过分了，他们对特朗普政府的头两个月表现感到震惊，尤其包括对来自几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旅行者的禁令。

一位前合伙人告诉我，这是她开始寻找新工作的时刻。她说：“我觉得我被征召去支持一个我不相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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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很快就变得很难区分，哪些是众达律所的利益，哪些是特朗普政府的利益。

事务所曾在政府之外为之辩护的案件，现在可以从政府内部进行裁决。例如，2012年，在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众达律所开始对《平价医疗法案》进行多方面的攻击。其中一个方面是排队让几十个天主教组织提起诉讼，挑战奥巴马医改要求雇主保险计划支付避孕费用的规定。

现在，随着特朗普政府由前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组成，这些诉讼已经没有意义。麦加恩的办公室与司法部合作，于2017年10月发布了一项规则，称对节育有宗教偏见的雇主，可以在其健康计划中排除避孕保险。

这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很大好处。

众达律所和司法部达成了一项法律和解方案。诉讼将被终止，而政府将承诺不强迫原告提供避孕保险。虽然众达律所曾表示要将其法律服务费捐赠给天主教团体，但和解协议中包括一项规定，即政府将向众达公司支付300万美元，以支付其产生的部分费用。

除了四名众达律师外，美国政府的一名代表也在和解协议上签了字。他的名字叫布雷特·舒梅特。他是司法部民事部门的一名副助理检察长。他的老板是刚从众达公司来的。

不到两年后，舒梅特就离开了司法部，被聘为这家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合伙人。

曾帮助谈判达成和解的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修·凯里斯说，他不知道舒梅特参与了谈判，把这与他的聘用联系起来是“愚蠢的”。

很快，就在麦加恩和他的同事们非常厌恶的行政国家内部，众达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网络。2020年的人口普查即将到来，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包括史蒂夫·班农和赖因斯·普里伯斯，提出了询问人们是否为公民的想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吓唬移民，让他们不要参加人口普查。

这将减少美国倾向于民主党的部分地区的记录人口，从而使其失去国会席位。在人口普查局所属的商务部，证明增加公民身份问题的大部分法律工作，落在了刚从众达律师事务所来的詹姆斯·乌斯梅尔的身上。这个操作的关键，是要让另一个政府机构正式提出要求，出于非政治原因将这个问题纳入其中。

2017年秋天，乌斯梅尔亲自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他最近的一位众达律所同事约翰·戈尔，他现在在司法部担任高级职务。在最近被一个国会委员会发现的手写说明中，乌斯梅尔向戈尔建议，为了保护投票权，司法部要求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其中。戈尔很快就起草了一封给商务部的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

一系列联邦法官认为，投票权的理由是一个借口，这个计划最终解体。

与此同时，众达律师事务所同意将特朗普的2020年竞选活动作为客户，同时也继续处理2016年竞选活动的后续。这个职责，包括在特别顾问罗伯特·穆勒和国会民主党人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过程中，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进行辩护。

众达的管理合伙人布罗根参与制定了一些计划，以帮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挫败各种调查，或者至少让它们尽可能快速和无痛苦地结束。包括试图控制竞选团队向国会调查人员提交哪些文件，以及哪些工作人员可以接受采访。

布罗根很快准备承接更多的工作。

这是麦加恩的主意，他的一位密友说。他想把他的时间花在为司法机构配备联邦党人协会认可的法官上，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对行政国家进行改造。由于他和他的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在审查司法候选人方面所做的工作，麦加恩已经有了一个快速的开头。

他安排特朗普提名尼尔·戈萨奇接替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职位，还为总统提供了各上诉法院的提名人选，如艾米·巴雷特。但麦加恩越来越发现自己和他的团队，花时间在特朗普的个人法律问题上。他和布罗根讨论了是否可以请众达律所来处理这些工作。

2017年春天，布罗根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至少会面两次，推销众达律所的服务。

即使是布罗根的一些盟友也说，他们担心这家公司可能快越界了，这将成为客户的一个问题。毕竟，大公司对特朗普的极端政策和言论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布罗根的顾问们建议他放慢脚步，他却勇往直前。

那年春天，众达律师事务所在华盛顿的一个团队，预计被指派研究和跟踪穆勒调查的每个角度。一位合伙人杰夫·斯图尔特被拉了进来，因为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与穆勒合作。斯图尔特向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关于特别调查顾问，可能采取的策略和证据的建议。布罗根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最终，布罗根没有得到特朗普的个人外部顾问的工作（特朗普给了另一个律师约翰·多德）。就麦加恩而言，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潜在法律风险，特别是当特朗普在2017年6月催促他解雇穆勒时，麦加恩拒绝并考虑辞职。

大约在那时，他给布罗根打电话。麦加恩大发雷霆说，总统疯了。也许他应该开始止损，回到众达律师事务所。

据了解麦加恩的知情人说，对此，布罗根回答说，不开心“不是辞职的好理由”。如果麦加恩在加入白宫后这么快就放弃了，这不仅对麦加恩，而且对众达律所来说都是不利的。

已经收拾好办公室的麦加恩听从了布罗根的建议，一直待到2018年底。到那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参议院刚刚确认了布雷特·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这是麦加恩选择的第二位法官，特朗普提名，麦康奈尔的参议院确认。

在麦加恩负责挑选司法提名人的情况下，白宫在21个月内向联邦法院提名了130多名法官。在他们得到确认时，上诉法庭的四分之一的法官已经转正。

这证明了麦加恩对重建联邦司法机构这一事业有多大影响。这一规划过程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特朗普在众达律所的华盛顿办公室内与莱昂纳德·利奥等人会面。

离开白宫后，麦加恩是保守派演讲场上的常客，他喜欢说，当民主党人抱怨特朗普把挑选法官的过程，外包给联邦党人协会时，他感到非常不爽。麦加恩会列举，“我们没有外包”，然后说到高潮部分，“我们把它内包了！”

他指出，他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所有下属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在2019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联邦党人协会活动上，他宣城，“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到2020年底，众达律师事务所将从特朗普的各个竞选委员会，共收取约1500万美元的费用（这一数额将在未来两年继续增长）。这相当于这家公司在此期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众达在这项工作中投入了许多高价律师，每个人都积累了数百个计费小时。就工作量而言，这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客户，只是一个大公司的客户每年可以轻松产生数千万美元的账单。

一些律师开始相信，公司基本上是在白白地做大量的工作。一位与布罗根关系密切的合伙人对我说：“我们在补贴特朗普！我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我们是傻瓜。我们在拿着合伙人的钱，在补贴他！” 

但这家公司的退休合伙人乔·西姆斯说，关于公司补贴特朗普的猜测“几乎肯定是错误的。我被告知，为竞选活动提供的所有法律服务时间都有适当的账单和收据”。

也许布罗根对特朗普政府播种的低税率政策和保守派法官感到满意，司法部对更大的宗教自由的全面支持可能也没有坏处，特别是当杰夫·塞申斯作为司法部长，在2018年6月众达华盛顿办事处的一次活动中，提出了他的“礼拜场所”倡议：司法部将起诉那些阻止建造或扩建礼拜场所的地方政府。

这家公司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从与特朗普的关系中获益。到2019年初，众达律所成为特朗普政府退出者的收留所，这些人包括回归的前同事和以前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律师。第一个回来的是麦加恩，布罗根同意给这位回归的合伙人加薪七位数，他前往白宫时的收入为240万美元。

紧随麦加恩之后的是罗伯·卢瑟。他曾是麦加恩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助理之一，是麦加恩组建的法官遴选机器中的一个重要齿轮。在白宫工作之前，他曾担任塞申斯的参议院助理。

卢瑟在加入公司后不久就对众议院的一位同事感叹道：“我们成功了！我们重塑了司法机构！我们改变了国家！我们改变了这个国家！”

其他人紧随其后，包括约翰·戈尔和布雷特·舒梅特，他曾签署了奥巴马医保避孕诉讼案的解决方案，在加入司法部之前曾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麦加恩说：“他对监管事务带来的见解和见识，将使我们的客户受益匪浅” 。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回来了。詹姆斯·乌斯梅尔为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工作，最终成为州长的办公室主任。

在这第一波浪潮中，诺埃尔·弗朗西斯科是个例外。他在2020年6月宣布离开总检察长一职。到那时，他已经在最高法院辩论了17个案件。他为特朗普对那些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的禁令辩护，削弱了工会的权力，保护了科罗拉多州一名面包师不为一对同性恋夫妇制作婚礼蛋糕的权利。

他击退了一项禁令，此禁令将阻止为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提供资金。在卸任总检察长的一个月后，他重新加入了众达律师事务所。

有最近卸任的总检察长和白宫法律顾问在身边，更不用说所有其他人，这给众达律所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炫耀权利。但这也加深了公司内部日益扩大的文化鸿沟。一些律师说，特朗普团队的涌入成了临界点，他们一直不情愿的接受了事务所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的事实，已经设法将其作为一个不幸的意外将其忘掉。

但欢迎那些曾与他们认为是有毒的、无法无天的政府纠缠在一起的人回来？

“这是公司给它的认可，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律师和其他同僚说，“这不是一个意外， 是一种支持。”

当麦加恩在白宫的时候，在众达律所的一些共和党人中有一句名言：不留下任何空缺。当然，这是对麦加恩在司法机构中安插了多少保守派的认可。但也有一个更具体、更露骨的含义：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最终进入法官行列的人。

格雷格·卡萨斯是第一个。特朗普于2017年9月提名他为强大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卡萨斯是众达的长期合伙人，曾与麦加恩一起去了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现在，他有了一个终身任职，进入国家第二重要的法院。

9个月后，特朗普提名两名男子到辛辛那提的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工作。埃里克·墨菲和查德·瑞德勒。墨菲是俄亥俄州的州检察官。在此之前，他在众达律师事务所哥伦布办事处工作，与瑞德勒一起工作，瑞德勒在司法部担任高级职务之前，一直是上诉部门的合伙人。众达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在一份新闻稿中欢呼“我们非常自豪”。

然后是斯蒂芬·瓦登，他跟随麦加恩从Patton Boggs律师事务所来到众达律师事务所。作为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为各州的选民身份识别法辩护。瓦登在农业部工作，成为总法律顾问。2019年，白宫提名他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

最后是凯瑟琳·米泽尔。她是卡萨斯担任上诉法官的新工作中的第一批书记员之一。然后，她获得了最高法院的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的书记员职位。众达律所从那里挖走了她，用大约4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

仅仅几个月后，特朗普在2020年9月提名当时年仅33岁的米泽尔，到她家乡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任职。美国律师协会认为她“不合格”，因为她的专业经验不足，除其他缺陷外，还指出她从未作为首席律师甚至是协理律师办理过案件。

但参议院还是确认了她，托马斯在一个仪式上让她宣誓就职，她的丈夫查德在特朗普政府工作，后来被聘为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久之后，米泽尔将上了国际新闻头条，因为她驳回了拜登政府要求在飞机和其他交通工具戴口罩的强制令。

在新冠疫情期间，前往投票站投票成为一种风险，宾夕法尼亚州扩大了邮寄投票的使用。对选民来说，这是一个偶然的变化。唯一的问题是，选票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

通常情况下，这不会构成一个问题。但在2020年的秋天，邮政服务变得不可预测和缓慢。有时，信件在系统中快速通过。而在其他情况下，却消失了数周之久。在选举前几天寄出邮寄选票的人，现在有可能因为迟缓的邮件服务而失去选票。

2020年9月，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由于新冠疫情期间邮寄投票的重要性，和邮政服务的混乱，要求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有可能剥夺选民的权利，违反国家宪法对“自由和平等选举”的保障。

因此，法院下令将最后期限延长三天。

特朗普花了几个月时间抨击邮寄投票，共和党人怀疑这些选票会向民主党倾斜。因此，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开始出动，要求执行选举日的最后期限。实际目的是让这些邮寄的选票更难计数。

为了做到这一点，共和党求助于众达律师事务所。

宾夕法尼亚州案件的首席律师是约翰·戈尔，他在司法部工作时曾推动人口普查中的公民身份问题。他的目标是让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天延期。他主张的基础是，延期违反了立法机构的意图，通过批准这些额外的日子。

戈尔写道，宾州基本上允许“选民在选举日之后投票或邮寄选票”。

事实并非如此，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曾明确表示，选票需要在选举日之前盖上邮戳。但戈尔抓住了宾夕法尼亚州裁决中的很一小部分：如果晚到的选票上的邮戳难以辨认或丢失，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这些选票将被推定为有效。

戈尔的声称，裁决的这一部分是对滥用权力开了绿灯。但他的主张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甚至包括共和党人。由13名律师和其他曾在共和党政府工作的人组成的小组，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写道，“选民会知道并设法遵守广泛宣传的11月3日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这是 ‘常识”。他们补充说，“以最广泛的多数拒绝戈尔的要求，将有利于本法院、我们的国家及其和平保留或移交权力的宝贵传统”。

这个申请最终在最高院以平局被搁置。最高院大法官阿利托、戈萨奇、卡瓦诺和托马斯都投票同意，但巴雷特还没有宣誓就职，未能打破平局。

10月初，戈尔和众达律所在另一起具有重大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州投票诉讼中，代表特朗普和共和党。

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试图迫使县选举委员会，扔掉那些官员认为与已经存档的选民登记记录不符的签名的选票。戈尔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否则就会为“计算虚假的邮寄和缺席选票”打开大门。

他是在传播特朗普关于选举可能受到舞弊影响的毫无根据的恐惧言论，还为之法律支持。在选举前两周，州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随着选举当晚结果的公布，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度领先近70万票，他急忙宣布胜利，试图利用他和他的助手们所知道的，在数以百万计的邮寄选票被统计出来之前转瞬即逝的“红色幻象”（这是指共和党人由于对新冠疫情的轻视会更多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

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随着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领先优势不断缩小，他的律师（不是来自众达公司）提出动议，要求加入这个州延长三天最后期限的诉讼。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希望寄托在这项行动上。他的团队在动议中写道，其结果“很可能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

两天后，即选举后的星期五，戈尔直接向最高院的阿利托大法官，提交了一份最高法院请愿书，要求法院命令宾夕法尼亚州，隔离选举日之后到达的任何邮寄选票，并停止计算这些选票。戈尔对这个州的县级选举委员会是否正确处理晚到的选票提出了疑问，并警告说宾州有可能将“无效”选票与合法选票混在一起。

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几小时内，阿利托大法官命令选举委员会将迟到的选票分开。

事实证明，这事无关紧要。在三天的延长期内，只有不到一万张邮寄选票送达，而到了选举后的周末，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超过3万张选票。(他的差额最终将超过80000）。最终，宾夕法尼亚州每四张邮寄选票中就有超过三张是投给拜登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和党人如此急切地要限制计算这些选票。

众达律所后来坚持认为，这家公司提出的是合法的、难以解决的宪法问题，只有最高法院才能裁定。正如众达律师事务所上诉组的保守派代表之一卡文，在电子邮件中所说：“对选举前的投票规则违宪的质疑，与选举后选举被盗、在投票和计票时是否违反了投票规则的质疑，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决定性的、公认的区别。前者被普遍认为是律师界的最佳传统，因为除其他外，它是确定投票规则是否符合宪法的唯一途径”。

这个事务所没有参与特朗普及其盟友，将在未来几周内提起的离奇的操纵投票诉讼。

他的说法模糊了一个基本事实：众达律所及其律师试图阻止选票被计算在内，都是为了服务客户。

甚至在选举之前，一些合伙人就已经离开了众达律所，称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2014年与麦加恩一起受雇的金斯伯格在2020年8月宣布退休，他告诉熟人，他不希望自己的最后一次总统竞选，涉及帮助一个煽动者破坏民主。

现在，在选举之后，其他合伙人也怀有类似的想法。其中一些人向凯文·奥尔吐露心声，他当时是众达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公司高层领导中少有的自由派。多年来，奥尔本人一直在私下里向同事抱怨他对公司为特朗普工作的不满，担心这将永久地玷污公司的声誉。

现在，这些担心似乎正在实现。

奥尔还不知道，但随着国家的法院牢牢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的雇主正准备加速向右倾斜，着手建立影响深远的判例。约翰·戈尔将代表卡尔·罗夫和比尔·巴尔等人成立的一个团体，为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辩护，这个法律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选民欺诈，限制使用投票箱。

布雷特·舒梅特将代表阿拉巴马州的一群房地产商，成功挑战拜登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暂停驱逐租客的规定。麦加恩和他的七位同事将代表几十位共和党立法者，包括共和党的大部分国会领导层，通过“法庭之友”简报（外界针对法院所不能理解的议题提供意见），对肯尼迪诉布雷默顿学区案进行权衡。

这个案件涉及一名高中橄榄球队教练肯尼迪，在比赛后立即与他的学生进行祈祷。众达律所声称，如果法院判决肯尼迪败诉，那么推而广之，“一个犹太图书管理员也不能在休息时戴上圆顶小帽，在图书馆里默默地研究宗教文本”。

这个比喻很不可靠，因为肯尼迪教练是在球场上公开跪着祈祷，而不是在私下里，他的大部分队员也和他一起，但是其他一些学生觉得他们被逼得没有选择。然而，麦加恩在五年前选择的特朗普的第一个最高法院任命的戈萨奇，却写出一个多数派意见，应用同样的逻辑，接受肯尼迪的中场祈祷只不过是安静的私人事务的立场。

众达律师事务所将代表一家大型煤炭公司，帮助说服最高法院宣布环保署控制碳排放的努力无效。众达律师事务所欢欣鼓舞地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的胜利，很可能为新的“对行政机构行使其他执法权的法律挑战”打开大门。

不过，现在，所有这些都是看得见的。随着有关选举的法律争论的展开，并开始向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螺旋式上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众达律所工作意味着什么？这些律师为谁服务？他们会走多远？

2020年11月中旬，奥尔在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律师们召开了两次视频会议。第一次是与合伙人的会议。奥尔声称，众达律师事务所并不是要推翻选举，而只是在为一个宪法问题发起诉讼。

然后，这个通常严肃的会议就四分五裂了。

这是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一位合伙人愤怒地插话道。会议变得气氛紧张。另一位合伙人说，公司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不清楚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其他人说他们正在考虑退出。

公司的年轻明星之一斯巴克·苏克南也开口了。她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6岁时来到纽约，自费读完大学和法学院，并为联邦法官（包括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做文职工作。今年早些时候，36岁的苏克南成为众达律所的合伙人。现在，在电话中，她的声音颤抖着谴责这家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作。她说：“提起这场诉讼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夺穷人的选举权”。

第二天，奥尔又召开了一次视频会议，这次是和律师一起。这些低级别的律师甚至比合伙人更激动，当奥尔陈述了关于律师接受不重要客户的重要性的样本文书后，他们变得很激动。会议在没有接受提问的情况下结束了 。

奥尔以客户保密为由，拒绝对内部讨论发表意见。

此后不久，参加电话会议的律师帕克·龙梅德，向整个华盛顿办公室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信息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是：“我们不同意”。

龙梅德批评这家律所事务所，将“其声望和信誉借给了一个一心想破坏我们的民主和法治的政府的项目”，并采取“旨在压制投票”的法律行动。

他补充说：“作为律师，我们选择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事业。我们选择我们所支持的东西”。

几个月后，在拜登宣誓就任总统后不久，一份关于人事变动和其他内部消息的备忘录，发给了众达律所的律师。特朗普司法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将返回。一位合伙人即将退休。另外六名律师即将离开，苏克南和龙梅德也在其中。

这个备忘录向他们做了个愉快的告别：“我们祝愿你们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