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最高院近期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以及其他几个判例后，美国掀起一股反思最高院独权的思潮。来自在左翼年轻人中颇有影响力的Vice新闻网站的专栏文章走的更远，作者认为，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是没有意义的，美国需要限制私有公司的权力，引入更多公共企业和集体制度的力量。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连串决定，最好可以理解为对民主的“复古式攻击”：推翻罗案，抹去政教之间的界限，削减环保局遏制排放的能力，在第四修正案上打洞（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为废除同性婚姻和得不到节育权打开大门。其还将自己定位为使一种法律理论合法化，从而让各州无视全国的选举结果。

这是一个简单的观点，在这些判决之后已经被反复提出，但它值得重复：一小撮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能够以这种方式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这表明我们的民主是多么的陈旧，我们国家的机构对它的敌意有多深。

原来，维持我们生活运行的绝大多数决定，竟然是在没有任何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譬如社会资源如何被投资，包括什么被制造，什么时候，如何，为什么，以及调解我们生活的空间和平台如何运行，都是在没有很多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不清楚这种情况有什么民主可言，这也使得民主党人呼吁下一次为他们投更多票的呼声变得空洞。

对政治民主的承诺是言之凿凿的，但如果我们不把一切都民主化，不允许人们对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有直接的发言权，那就等于没有民主。这不是一个仅仅通过每两年投一次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民主不应该止于投票箱。

我们的工作场所应该由工人组成的工会管理，公司应该由合伙人或工人集体，或者某些在情况下由政府来管理，我们的经济应以公共利益为社会生产目的。

投票是证明我们民主政治的主要例子之一。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美国显然是作为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来管理的，在1965年之前，非裔美国人被剥夺了人格，然后是公民权，最后是选举权。普选权，这个民主皇冠上的宝石之一，不仅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只存在了一小段，而且由于保守派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功地攻击，而逐渐消失。这部分原因也要归功于最高法院。

7月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贾梅尔·布伊将今天的共和党及其主导的最高法院，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之中：吉姆·克劳法下的南方精英们，试图将 “州权、联邦制和美国制度的反多数制度”，作为保护种族隔离的利剑和盾牌来使用。今天的守旧派寻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扩大新的社会秩序，以推进保守主义运动的目标，同时使他们的果实，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

正如查尔斯·麦克雷为《新共和》杂志所写的那样，许多人认为这些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督教神权，但现实要比这简单得多。

麦克雷写道：“最高法院的目标，很像保守派法律运动的目标，不是神权，而是私有化。随着私有化的到来，人们可以更肆意地用其去歧视那些，长期以来无法获得公共资源和商品的人”。

从增加大法官名额到废除最高法院，这个领域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保护将这个国家从长达几个世纪的野蛮状态中拉出来的权利和自由。但它们都围绕着政治制度本身来进行，而这个制度本身就处在危机中。具体来说，一部被政治哲学武装起来的宪法，试图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然后要进一步限制它。

对美国政治功能失调的焦虑，总是会把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带到我们讨论的中心议题来。作为美国第四任总统、《联邦党人文集》的共同作者、制宪会议的关键设计师以及宪法框架的核心制定者，在谈论如何预测和解决政治功能失调时，他的想法无异于是圣经。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些想法充满了洞察力和解决方案，但它们更多其实在这个国家对民主有多大敌意上有指导意义。

在《联邦党人文集》和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毫不含糊的认为，民主对拟议的美国共和构成威胁。

《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警告说，要防止“派系的祸害”。派系的定义是 “在某种共同的激情或利益的冲动下团结起来并采取行动，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反对社会的永久和总体利益的团体”。通过在几个关键方面限制民主，可以防范派系：民主参与将被限制在代表权而不是直接商议上；建立制度，防止多数人垄断政策；并使少数人的利益感到永远被排除在外。

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民主的反感。在1787年6月关于参议院设计的一次辩论中，麦迪逊提出了一个保护 “少数富人”免受民主威胁的机构的设想。“土地所有者应该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支持这些宝贵的利益，并平衡和制衡另一方。”

换句话说，对于宪法的主要制定者来说，民主的核心问题是公众及其参与的能力。麦迪逊认识到，优先考虑少数富人的利益，会与大多数人产生冲突，但他认为解决办法是限制民主，而不是扩大民主，解决不平等问题。

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警告说：“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增加那些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穷人的比例，他们悄悄祈祷想要更平等地分配。到时候这些人的数量，可能会超过自认为不是穷人的人的数量”。

这是美国民主和公共政策思想的核心：公众，无论是商品还是居民，是一个需要最小化和边缘化的问题，而不是扩大和培育。我们在任何地方，从自由主义者到保守派，都能发现这种调子。

沃尔特·李普曼是一位记者，他关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写了很多关于公众和它难以对付的本性的文章。

在他1925年出版的《幻影公众》一书中，他写道：“公众必须被放在它的应有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每个人才能免受践踏和乌合之众的嚎叫”。在同一本书中，他解释说，公众的作用不是对政策的“内涵进行判断。公众意见实际上是公共事务发生危机时，去发挥作用的一种储备力量。”在其中和其他地方，李普曼描绘了一个开明的精英，他们必须笼络和控制固有的非理性的公众：他们是经过训练的，而不是自治的。

在布伊的专栏中，对奴隶主和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明确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在吉姆·克劳的南方非正式版本的阐述，可以被解读为延续了麦迪逊式（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式）对以精英统治为名的，对民主的长期敌对传统。布伊写道：“对于吉姆·克劳影响下南方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来说，州权、联邦制和美国制度的反多数主义机构是用来……让他们的种族等级制度和阶级统治制度，远离联邦政府的管辖。”

在这里，贯穿守旧派和自由派关于民主的思想主线是，当它没有被激烈反对的时候，它应该被严格限制在一种仅仅用来批准精英们决策的形式。

与李普曼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问到：如果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民主，如果我们不把公众作为一种可以投射或压制的力量来培养，而是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他认为，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别的，而是创造具有完全能力的人。”

杜威哲学的一个核心主旨是，民主与一个优先考虑私人控制的系统是不相容的。不仅是政治，还有经济本身。杜威在1931年为《新共和》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吃一根咬你的狗的狗毛，去治疗狂犬病的魔力（以毒攻毒），与那些相信拥有特权和权力的人，会补救他们所造成的崩溃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他说：“只要政治是大企业投在社会上的阴影，阴影的黯淡就不会改变其本质” 。

从这一预言中产生了许多补救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使我们的社会更充分地民主化。一些人通过直接施加压力来规避这个国家的民主赤字，起义和破坏可以达到一些颠覆目的，严厉施压，并使运动的进一步行动具体化。杜威是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者，他可能避开了这些更明显的反叛方法，但他仍然相信，要拯救这个国家和其中的民主脚印，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是必要的。

当时，杜威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开始一场社会革命，通过按照社会和道德目的重组工业和生产，而不是首先考虑私人利润，从而在美国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对各个部门采用公共控制所有权，降低公司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和集中，在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更强大的壁垒，优先考虑有社会目的的技术发展，而不是有吸引力或投机性利润的潜力。所有这些原则，都可以在我们寻找如何扩大和培养民主，而不是跟随那些大机构和思想家的步伐来遏制它时，为我们提供方向。

民主协作组织的研究主任托马斯·汉纳说：经济学和民主理论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和理论：你不能只在政治领域拥有民主，你必须将民主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这种经济民主的传统，即把人们的能力和权利扩展到影响他们生活、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去，在私有制下是无法实现的。

把农业和能源部门置于公共控制之下，可能有助于防止关键商品的通货膨胀价格，但它也可以让社区更多地控制正在进行的生产类型，满足谁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生活被塑造的方式。

将肉类包装商、电力或天然气公司、炼油厂、谷物贸易商和各种供应链的其他关键节点国有化，将为优先考虑其他目的，而不是私人利润的设计（可持续性、劳动条件、零排放等）提供更多空间。一个公共医疗系统可能会降低药物或手术的成本，但它也可以解放那些保护私人医疗保险及其利润的劳动力。

拆分或禁止一些支配我们生活的科技平台，可能会消除为其运作提供支持的压迫性的劳动形式，但它也会给人们一个机会，创造一个由利润和监管套利之外的利益驱动的社会网络和社区。

正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私有化和对公地、集体、公共产品和机构的攻击之后，像创业公司这样的实体，才能够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私人解决方案，以追求利润。乘车应用软件代替了公共交通，按需送餐代替了公共食品系统。这些私人解决方案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投机者和投资者的游乐场，而不是一个更能满足社区需求的地方。

民主协作组织的研究主任汉纳说，我们希望在联邦层面和政策层面尽可能地打击公司的权力。但我们也想从头开始建立民主机构，我们想在经济领域坚持公共或集体控制，引导资源以帮助建立这些替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