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分析了美国最近发声的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原因，文中认为，尽管传统上认为美国例外主义使美国人的想法与众不同。但现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意见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并无大区别，却迟迟无法在堕胎等问题上立法，而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失败。

如果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女性进行堕胎，她就违法了，即使她的怀孕是强奸的结果。

然而，同一个女人可以买一支每分钟能发射45发子弹的AR-15步枪，可以在从学前班接她的孩子时把手枪别在腰间。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与别的富裕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异类。

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反映了选民的偏好。错了，这只是政治失败的结果。

美国的例外主义，曾经似乎可以用来解释是跨大西洋两边各种不同，有好有坏。美国更强的宗教性，解释了关于同性恋婚姻和堕胎的文化战争强度，更强调个人主义解释了美国创业经济的活力、为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行动的意愿。以及不幸的是，对枪支的热情。

这种诊断早就不准确了。在新冠袭击之前，美国国内移民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属于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清真寺的美国人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70%下降到现在的50%以下；而美国的出生率与法国相同。

美国在这些方面变得不那么特殊，公众舆论也是如此。

在堕胎方面，美国人的观点与其他富裕国家的观点惊人地接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堕胎在头三个月应该是合法的，此后则受到限制，如果母亲的健康受到威胁，以及强奸和乱伦，则有豁免权。后面这些限定词应该是多余的，但之所以包括在内，是因为有六个共和党州的立法机构得堕胎禁止令中，没有这种豁免。

美国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率在2000年为40%，现在则为70%。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与意大利人差不多，比日本人或波兰人更宽容。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人的态度因为太过平凡反而引人注目。

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愿意对他们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以帮助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比例略高于持相同观点的荷兰人，并与比利时持平。

在枪支方面，美国确实是一个异类：这是唯一一个平民拥有枪支数多于人口的国家。但总体情况也有误导性：60%的美国家庭没有枪支，比1960年的50%要高；绝大多数人赞成禁止能够快速发射大量子弹的枪支。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禁止攻击性武器，也没有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使堕胎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历史上反堕胎情绪比较强烈的爱尔兰，已经就堕胎问题达成了民主解决方案，日本也是如此，在日本，女性的选择权甚至不如美国那么受欢迎。没有人认为瑞士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的地方（在1971年才给予女性投票权），也已通过全民公决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美国和意大利是七国集团中，没有将净零排放目标写入法律的两个成员。

美国一直无法通过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投票来解决任何这些问题。

联邦堕胎权是由最高法院在1973年确立的。最接近国家气候法的通过，是在2007年，当时法院决定总统可以监管碳排放。然后在2015年，法院决定同性恋婚姻是一项宪法权利。

在所有这三个案例中，法院都是在国会未能立法的情况下介入的。现在，法院已经推翻了其中一个决定，一些大法官正在谈论撤销其他决定，这种政治退让的代价越来越明显。

解决办法听起来很简单：国会应该通过反映公众意见的法律。

在美国的制度实践中，在任何有争议的事情上，获得众议院的多数票、参议院的60票和总统的签字都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就是一套不能反映美国人实际民意的联邦法律。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