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旗下的1843杂志的Don Weinland，报道了在上海的疫情封锁期间出现的一个网络互助组织。组织的创立者在封锁后迅速意识等待政府帮助并不足够，并开始了自己的互助网络，帮助了上千人获得药品和食物。网站在开设期间遇到数次攻击，但仍然坚持了下去。而在上海的封锁结束后，他立刻关停了这个网络。
杰夫·刘（Jeff Lau）是一名30多岁的IT工作者，独自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大型住宅区。3月下旬，当浦西准备根据中国的清零政策进入为期四天的封锁状态时，他开始囤积食物。他估计，一打鸡蛋、36包方便面和几袋苹果足以让他度过隔离期。
然后，突然间，商店的门被封了起来。小区的大门被锁上了。有些甚至被焊死了。而且，在宣布的隔离期过后也没有重新开放。
像上海2500万居民中的许多人一样，刘感到深深的不安。几周前，南方的制造业中心深圳被关闭了一周，试图摆脱奥密克戎。在此之前，在没有任何警告或准备的情况下，中国西部的整个西安市被强行封锁，持续了数周。
在上海，卫生当局每天报告数以千计的病例，远远多于以前的暴发，但封锁像上海这样大的城市是史无前例的。
几天之内，很明显，当地政府已经不知道如何让人们吃饱。满载物资的卡车被堵在城市边界的道路上。网上流传着政府提供给居民的腐烂蔬菜的视频。社交媒体上的留言中充斥着对救命药物的请求。富人和有关系网的人的情况一般较好，尽管并不总是如此。连一些金融家都报告了缺少食物的问题。
规则很严格。大多数居民不被允许踏出他们的公寓楼，政府没有说明这些措施何时会结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上海的封锁基本上将持续下去。
在封锁之前，刘注意到一位独居在邻楼的老太太在垃圾桶里捡瓶子。他担心她会饿死。当他与负责他小区的政府部门联系时，他被告知，除非他加入一个国家的志愿者团队，帮助分发食物，否则他几乎无能为力。
他立即报了名，并被安排了一些记账的任务，他很难看出这项工作对周围的人有什么帮助。他试图联系待在家中的老太太，了解她的情况，但一个感染病例意味着她的大楼被封锁了。
刘意识到，如果他要支持人们度过封锁期，他就必须在政府官僚机构之外这样做。
刘的一位同事在一天半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网站。那些急需物资的人可以在网站上发布请求。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将直接与此人联系。帮助者可能会找到一箱蔬菜，或者找到一个拥有罕见通行证的送货司机，有了通行证他们就可以上路。志愿者们帮助生病的人找医生来治疗他们。创建网站的原始团队充当管理者，每隔几个小时检查一次，以确保请求得到满足。
为了保持低调，他们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用户的数据。网站上只有基本的联系信息。一旦问题得到解决，这些信息就会被删除。各方之间的直接互动发生在离线状态。
这套规则，使尽可能多的活动不被国家看到。
刘要求本杂志使用一个英文名字而不是他的真名，以避免官方的报复。当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经常在说到一半时停顿下来，考虑如何准确地描述危机的发展，而不至于听起来显得贬义。当被问及细节时，他有时会指出，他不能说更多，因为这会“越界”。
在中国，贬低官方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特别是在与外国媒体交谈时。
一小群同事在朋友中传播了这个消息。刘联系了大学生和当地一个嘻哈舞蹈团的成员。反应很热烈。在封锁开始后的十天内，网站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请求，主要是关于食物的请求，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数开始激增。刘每天工作12小时，以应对大量涌入的人群。
刘认为，这个网络的一个优势是人们在招募其他志愿者时的谨慎。刘在一开始就认识这个小团体。但是，不透露下一级的联系人已成为标准做法。随着关系链在上海传播，志愿者们在最亲密的同事之外保持了严格的匿名性。他们还将网上互动保持在最低限度，使这个网络在世界上监控最严密的大都市之一中保持一定的安全性。这意味着有影响力的人，如医生、教授和中层官员，都愿意报名参加并提供帮助。
当小组徒劳地寻找卷心菜和花生油等主食时，很明显，资源的分配是严重不平等的。刘最终发现他所在地区的一家商店，比其他商店能够获得更多新鲜蔬菜和肉类。他说：“他们有某种背地里的渠道。”
这是封锁期间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居民社区没有食物，而其他社区似乎有大量的食物。
到4月中旬，危机已经加剧，这个网络开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一群住在一个小公寓里的16名工人贴了一份食物请求（对于那些无法负担高额租金的移民或打工者来说，这种狭窄的居住条件在上海很常见），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地方政府通常会给一套公寓提供一个食品包裹，大约有一个标准行李箱那么大，但不管有多少人住在那里。
刘的网络，能够为工人们提供更多必需品。
药品的稀缺性，很快就变得比食品的稀缺性更加紧迫。精神病药物以及治疗癌症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的药物需求量很大。上海有一些中国最好的医院，但在封锁的最糟糕的日子里，许多慢性病患者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小区。即使人们设法离开，医院也经常拒绝接收任何没有最近的明确的核酸检测结果的人。一些人死在急诊室外。
全市各地都有关于食物和医疗的请求，在刘的网站和更大的社交媒体上都有。上海闵行区的一名男子在一个公共留言板上写道，他的父亲患有晚期鼻窦癌，已经在一家医院预约接受专业治疗，“他需要有针对性的治疗，但居委会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老人被禁止离开他的小区，因为他不能及时得到他的核酸测试结果。他苦苦哀求，希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癌症扩散得很快……请帮忙！！”
一个城市的长期封闭，数百万人被隔离在家中，打破了人类联系的纽带。经历不再是集体共享的了。只有当局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叙述。而中国提出的说法是：有能力的官员、有序的服务和慷慨的国家。很少有体制外的人能够亲眼看到所发生的动荡。当刘和他的团队处理请求时，他们也瞥见了政府试图掩盖的失败。
企业冷漠的情况屡屡发生。有一次，十几个建筑工人提出请求，他们是被遗弃在一片空旷的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当他们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带有塑料屋顶的小型临时住所时，被封锁了。
这群人是工地上的囚犯，甚至不能离开去寻找食物。他们的雇主停止向他们提供方便面，但刘的快递员让他们得以继续活下去。
随着封锁时间拖到五月，居民自杀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一些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人们紧紧抓住自己的阳台，准备跳楼，同时他们对这个无情的世界发出难以听清的呼喊。其中许多场景以跳楼和清晰可闻的落地声结束，随后尖叫声回荡在楼房周围。
一对80多岁的夫妇，都患有癌症，在刘的网络上发布了一个请求，要求提供缓解的药物。他们中的一个人还剩下四天的供应量，另一个人则是六天。如果没有这些药物，他们将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们告诉刘，如果得不到药，他们准备爬上屋顶，跳楼自杀。
经过一番努力，网络为他们找到了药。但是，当交货的时候，当局告诉志愿者们不要再插手了。不管刘对这对夫妇的命运了解多少，但他都不愿意再说。
刘自己也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他收到了来自警察和其他公民机构的电话，告诉他网站是非法的，要求他关闭。网站开始频繁收到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黑客从许多不同的来源发送互联网流量洪流，使网站不堪重负。
刘不愿意猜测谁是这些攻击的幕后黑手，攻击并没有特别大的破坏性，但刘开始在网络安全方面花费更多。他猜想，隐藏在网络深处的，拥有财政资源的人，帮助使网站不被当局关闭。
他说：“他们就在那里，但你永远不会看到他们的脸。”
随着6月初封锁的放松，上海的街道上恢复了交通。商店和餐馆谨慎地重新开张。刘的网络不再需要了，很快就解散了。数字记录被删除。现在网站上只有一条感谢参与者的说明。
在描述他的工作时，刘表现得很开朗，精力充沛。网络最终发展到1000多名志愿者，并在运作的55天内交付了6000多个包裹。它帮助了1600多名老人和病人。
他没有再看到他最初想要帮助的，那个在垃圾桶里翻找的老人，尽管他听说她在危机中幸存下来了。
但他对自己城市的态度已经改变。他在谈到上海时说：“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自己正在计划逃离中国。中国领导人表示，“动态清零”政策将继续实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下一次上海进入封锁状态时，这个城市的一个无名英雄可能不会再来帮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