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佐溪

1993年，意大利导演柏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摄的电影《小活佛》上映，讲述了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修行得道成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佛祖的扮演者是后来因《黑客帝国》而走红的基努·里维斯。

在印度裔加拿大导演卡里德·赛义德（Khalid Sayed）看来，相较30年前这种匪夷所思的选角思路（用白人演员扮演有色人种），当下北美影视行业在BIPOC（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议题上已经进步了许多，却仍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一个在两年前流行起来的概念，BIPOC群体正在北美发出越来越高的声量。现在，赛义德和他的团队正在多伦多筹备第二届BIPOC电影节（BIFF），向全世界的创作者征集BIPOC相关的电影作品。

BIFF电影节的评委Melody Shang说道： “我们在努力推广这个概念，是为了在将来不需要去推广这个概念，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不用再提这种身份，每个人对待我们和对待非BIPOC群体是一样的。”

“你不是一个加拿大的加拿大人”

赛义德是加拿大影视制作公司Jamun Media的联合创始人和导演，为丰田、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客户拍摄电视广告，也指导过不少宝莱坞电影和电视剧。他在11年前来到加拿大，成为了一名加拿大公民。

但直到几年前，他还是经常被公开问，有没有加拿大本地的经验。

“现在问这个问题不合法，他们不问了。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他说，在自己的创作思路得到验证，也得到客户、媒介机构的认可以及官方的批准后，会有人突然对他说：我们想要一个加拿大的导演，你懂的，就是加拿大的加拿大人（Canadian Canadian）。

还有人会问他：“你的英语怎么说得那么好？”他哑然失笑，问对方：“你说的英语好是什么意思？我来自印度最好的大学，我也上英语课，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说：“如果你去香港工作，会有人问你怎么会说粤语吗？如果你去中东地区工作，会有人问你怎么会说阿拉伯语吗？没人会问。人们在那里有平等的机会。”

赛义德觉得，自己以一种仅仅作为BIPOC成员的方式被对待，而这个群体在加拿大的一些大型制作公司、动画片工作室中所占比例很难提升，即使有所提升，也常常只是当作一种象征——他们在那里是被当作是中国专家、印度专家、韩国专家，却从来不是“加拿大的加拿大人”。

“在争取机会的时候，我应该被视为一个加拿大人，而不是一个BIPOC——谁更有才华，谁就应当被雇佣。”他说。

之所以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在赛义德看来，是出于一种“移民必须要向我们学习”的思维定势：你不懂这个市场、不懂这块土地、人们的行为方式、饮食习惯、文化，所以你没有机会。“但当你去中东地区、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非洲工作，你不了解那里的宗教、食物，却能被当作合作伙伴被对待。这种学习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Melody Shang在2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现在是Dreameng Studio的创始人和制作人。在演艺生涯中，她也遇到过不少障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口音。由于她多少带点中国口音，她从未得到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试镜机会。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口音。”Melody说道，“这里有很多电影节，他们说是给亚洲人办的，但很多上交的和选出来的作品，都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亚裔加拿大人制作的电影。尽管他们的故事也是关于亚洲的，但他们更倾向于找那些在这里出生的演员去演。”

正因为如此，BIFF电影节对全球的创作者开放，去年的第一届BIFF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00部电影作品，为了呈现不同的声音，评委团也包括了非BIPOC成员。

Melody说：“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有自己的口音，也有和我们原本文化更强的连结，我们想要支持的不仅是那些长得和我们像，还有那些跟我们有类似经历的创作者。好莱坞电影所展示的也许是对的，但很多都是过去而非当下的。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如今的中国和印度是什么样子。”

加拿大的国门对全球敞开，但当赛义德深入了解后，却发现并不那么让人满意。他住在密西沙加这个移民城市，当他去到市长办公室，发现政府的团队成员中，没有一个来自于BIPOC群体。

“这里存在一种不能说出口的偏见。”出版人、BIFF电影节的管理总监卡里姆·米兹拉希（Karim Mizrahi）说道，数年前他能听到这些直白的话语，现在的区别是，这些话不再能被说出口。

但斯鲁蒂·加纳帕蒂（Shruti Ganapathy）则觉得，这样的偏见并非没有被说出来，“只是小声说而已，你依然可以听到”。加纳帕蒂是万锦艺术协会的执行总监，也是此次BIFF电影节的执行总监，负责电影节的筹资工作。

常年负责各种艺术活动的推广、和不少艺术家和创作者打交道的加纳帕蒂说：“要把一个黑人或者亚洲艺术家推上舞台，我所不得不要经历的各种繁文缛节非常非常多，但在帮白人艺术家做推广的时候，我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麻烦。”

有色人种占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但在加拿大，BIPOC群体在影视制作、生产和发行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障碍。

拿原住民群体为例，根据2013年原住民电影制作的报告，2008年到2012年，加拿大电视电影公司（Telefilm Canada）资助的310部电影中，只有5部是由原住民创作的；2008-2012年间，安大略省媒体发展公司（Ontario 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支持的115部故事片中，只有一部是由原住民创作的。而根据麦肯锡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在美国从事电影工作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中，只有约6%是黑人。

赛义德说：“在美国，过去3年中有许多积极的变化，但在加拿大，尽管BIPOC群体在人口上正在逐渐成长为多数人群，这里有仍有巨大的空间需要去填补，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让BIPOC群体更有存在感。” 

他认为，在美国、好莱坞、奥斯卡，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BIPOC电影工作者，但在加拿大，想要获得更多平等的机会，面临的是迥异的文化。

他拿巴基斯坦裔加拿大导演沙米恩·奥贝德·奇诺伊（Sharmeen Obaid-Chinoy）举例，作为一个两次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导演，即使在加拿大的影视圈，知晓她名字的人也甚少。“我们不会说她是加拿大人，几乎没有人讨论她。”

BIPOC创作者所获预算仅为同行的10%

过去两年中，加拿大政府陆续发布了一些针对BIPOC影视工作者的资助项目。但在加纳帕蒂看来，要获得这笔资金，BIPOC群体要面对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加纳帕蒂说，作为非BIPOC群体在申请这些项目的时候，往往只需要回答所制作的内容是不是和BIPOC相关这样的问题（大概在3个问题左右），但作为一个BIPOC，却要回答10多个问题。

赛义德也表示，尽管比起前几年，相关的资助更多了，但BIPOC群体要拿到这笔资金，难度比非BIPOC群体大得多。

实际上，这形成了另一种恶性循环。Melody说：“在加拿大，我们能够有一个好演出的机会更少，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制作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也很难成功。BIPOC群体中的高净值人群看到这些有限的产出，会觉得我们不够优秀，就不会给我们经济上的帮助。”

在广告制片方面，Melody面对的现实更为直接。一些品牌客户会拍摄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例如中国的、印度的版本），作为华人创立的制作公司，他们所获得的预算仅仅为主流广告工作室的10%。她说：“我们非常勤奋，特别希望证明自己能够做得很好。但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却只拿到十分之一的预算。”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由黑人制片人、编剧和导演主导创作的电影所获得的资金，平均比其他电影少40%。

赛义德认为，BIPOC影视行业从业者和广告公司不应该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钱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客户和资助者也知道，这些人不会要求更多，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能变得越来越没底线。”

在为BIFF电影节筹资的过程中，加纳帕蒂也倍感艰辛。那些“主流”的电影节主办方很快会拿到一张1万加元-2万加元的支票，但去年的BIFF电影节在找赞助人的时候，沟通起来却非常痛苦。 “你要反复告诉他们，我们和加拿大更相关，更需要被看到。”

“有趣的是，BIPOC是加拿大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去买广告里的产品，拿到的报酬和资助却是相反的。”加纳帕蒂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因为BIPOC群体没有真正反对过，而他们正是想通过BIFF传达这样的声音：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远大于自己应得的部分，我们希望有平等的位置。

努力发声， 是为了将来让BIPOC的概念淡去

6月中旬，网飞宣布推出一项针对加拿大影视创作者的项目，来自弱势群体的七位创作者获得了有偿指导的机会，为网飞的一个原创剧集开发素材，参与者可以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

这也在BIPOC群体中引起了一波讨论，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举措并不会真正帮助BIPOC群体找到更强烈的存在感。

加纳帕蒂说道：“网飞在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想播出更多BIPOC相关的内容，也有这方面的资助，但要支持这个群体，就得从草根开始，只是帮助金字塔尖的那些人，并不会真正起作用。在加拿大也是同样的情况，加拿大比美国人天性更保守，要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就更有挑战性。我们依然在挣扎。”她说。

BIFF的意义，不仅限于让更多的BIPOC创作者获得更大的平台和机会、提升这一群体的身份认知。在加纳帕蒂看来，全球化的进程在继续，单一叙事无法维系。“如果我们只是从一种角度来讲故事，对于文化融合和文化理解并没有帮助，而这对当今的世界是亟需的。虽然听起来有点滥俗，但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她还补充道，近几年，她在加拿大看到不少影视人才的流失，很多人觉得在加拿大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最后不得不回到印度。她觉得，现实本不应该这样，这些人应该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出于必要性而回到印度。

Melody刚来到加拿大时，听闻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大感震惊，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这个是一个敏感群体，甚至不能被公开讨论。但久而久之，她现在觉得这就是一个和空气一样普通的名词。“我希望以后当人们听到BIPOC电影节的时候，他们不会讨论不同肤色的人，而只是把它当成是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来参加的电影节。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制作人，别人在提到我的时候，不是说我来自中国，而是说我很了解中国文化。”

赛义德也希望，几年后，他们可以不再需要用到BIPOC这个词。“黑色、黄色、棕色是颜色，为什么白色就不是颜色了？它们都是色谱上的颜色而已。”

 

参考资料：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diversity-and-inclusion/black-representation-in-film-and-tv-the-challenges-and-impact-of-increasing-d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