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关于俄乌战争罪调查的文章，表示许多国际机构正在加入乌克兰检察官的行列，调查对战争罪的指控。这可能是追究战犯责任的最大努力。

四个人扯着长长的布条，将一具棺材从一栋小房子后院的缺口中抬出来。他们推开棺材盖，露出奥列克西·凯特勒（Oleksiy Ketler）的腐烂的尸体。今年3月，一枚迫击炮落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市外的科罗普村的路上，他被弹片当场炸死。

凯特勒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如果不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屋外，他本该在6月25日庆祝自己的33岁生日。现在，他的尸体已经成为乌克兰广泛收集证据以起诉俄罗斯及俄军残杀乌克兰平民的战争罪的又一证件。

专家们说，这一进程正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进行，可能成为历史上追究战犯责任的最大项目。但它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即使在乌克兰东部战争肆虐的情况下，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调查人员检查凯特勒的尸体时，附近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击声。乌克兰直升机在头顶上低空飞行，它们很可能将新的部队带到前线。

尽管来自乌克兰境内外的调查人员都在收集证据，但却没有什么协调。地方副检察官安德烈·克拉夫琴科（Andrey Kravchenko）说，尽管有大量专家涌入，但“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来调查、起诉和审判这些案件，他当时正坐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传来的炮击声似乎越来越近。

在克拉夫琴科认为的一次蓄意攻击中，一栋被检察官们当成办公区域的建筑被导弹击中，现在他的团队经常更换总部。

对问责制的要求很强烈。

乌克兰首席战争罪检察官尤里·贝卢索夫（Yuriy Belousov）说，乌克兰的司法系统现在几乎完全致力于调查战争罪，8300名检察官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全国各地收集证据。

乌克兰法院已经对俄罗斯士兵做出了6项有罪判决。乌克兰最高检察官在上周表示，还有近2万个案件正在调查中，其中包括酷刑、强奸、处决式杀戮，也可能包括贝卢索夫所称的数万名乌克兰人被驱逐到俄罗斯的指控。

与此同时，众多国际机构的数百名国际专家、调查员和检察官来到乌克兰。

战争初期，国际刑事法院的最高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与几十名调查员抵达乌克兰。但这个设在荷兰的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有限，通常只起诉高层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它进展也很缓慢：从事2008年俄格战争的调查人员直到今年才申请逮捕令。

也有一些其他举措。国际人权律师阿玛尔·克鲁尼（Amal Clooney）的团队为乌克兰政府就对俄罗斯采取国际法律行动提供建议。联合国已经启动了一个调查乌克兰境内侵犯人权行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三名人权专家组成，但由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因此无法建立一个正式的法庭。

波兰的调查人员正在收集逃到那里的难民的证词，以提供给乌克兰的检察官。法国已经派出流动DNA分析小组，与乌克兰当局一起收集证据。设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前往最近被俄罗斯士兵占领的领土，收集证人的证词。

居住在乌克兰的英国刑事律师韦恩·乔达什（Wayne Jordash）说，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参与并不一定能使调查取得更多成果。乔达什是一个支持乌克兰检察官的国际工作队的成员，他对在司法上协助乌克兰的一些努力持批评态度，称之为“雾里看花”，没有结果和明确的优先事项。

他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员才刚刚开始工作，其他国家的专家也已经在这里循环工作了几周时间。

乔达什说：“你不能只是空降到一个调查中两个星期，然后就期望它有意义。”

乌特勒支大学的后冲突司法学者伊娃·武库西奇（Iva Vukusic）说：“资源正在涌入，但也许在未来我们会发现，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并不正确。”例如，重复调查而不是向受害者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武库西奇指出了这项工作的规模之大。她说，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千计的潜在嫌疑人，以及数以千计的潜在审判。” 她说，所有材料都需要进行适当的整理和分析。

武库西奇女士说：“如果你有10万件物品，包括视频、声明、文件，如果你不知道你处于在什么地方，材料利用会有限制。”

她还提醒说，国际刑事法院的领导层可能会因为与乌克兰当局的合作过于密切而面临批评，因为她说，乌克兰也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角色”。

她担心乌克兰官员把对司法的期望值定得很高，可能会在缺席审判上浪费稀缺的资源。

她说：“由于暴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没有一个大案子会在两年或五年内完成。”

乌克兰战争罪检察官贝卢索夫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比赛“。即使肇事者被缺席审判和定罪，贝卢索夫认为：“我们明白在一年、两年、三年或五年后，这些人将无法逃避惩罚。“

贝卢索夫说，他感谢国际援助，但协调援助是执法当局遇到的“最大挑战”。

例如，哈尔科夫检察官在乌克兰东北部的科罗皮村挖掘尸体时使用了欧盟捐赠的新法证调查工具。但基辅以西45分钟车程的德米特里夫卡的一个单位的警官说，他们没有见过任何国际调查员，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设备。

贝卢索夫说，乌克兰希望带头起诉这些案件。这与以前的后冲突局势不同，在以前的冲突后局势中，国家当局最初将这一过程留给国际法庭处理。

但大多数乌克兰调查员在这类调查中没有什么经验。

例如，两年前加入基辅以西地区警察部队的安德烈·安德里赫克（Andriy Andriychuk）说，他的工作以前涉及调查地方纠纷或牲畜盗窃，现在它涉及”更多的尸体“。

在最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安德里赫克被叫到德米特里夫卡镇附近的一个林区。几天前，警察接到林务人员的电话，他们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坟墓。死者名叫米科拉·梅德维德（Mykola Medvid），现年56岁，与他的护照一起被埋葬；他的帽子被挂在一个用树枝做成的十字架上。

梅德维德的女儿和他的表弟确认了他的尸体。当地停尸房正式确定了死因：胸部中了致命一枪。

从那时起，梅德维德的女儿玛丽亚·特雷马洛（Mariia Tremalo）就没有听到调查人员的消息。没有目击者出面，也不清楚谁可能杀害了她的父亲，或者为什么。尽管如此，她仍然渴望正义。

特雷马洛说：“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希望肇事者能得到惩罚。”

现在，这似乎完全不可能。

在哈尔科夫附近的科罗皮村，凯特勒的母亲娜杰日达·凯特勒（Nadezhda Ketler）在掘墓人和检查员工作时悲痛欲绝。她在路上徘徊，走到另一个院落。6名官员站在她儿子的尸体旁拍照和记录，凯特勒最好的朋友米哈伊洛·米哈伊连科（Mykhailo Mykhailenko）在一旁指认他，他看起来已经吓呆了，身上还有一股陈年酒味。

第二天，凯特勒的尸体被送往市停尸房，在那里确定了最终的死亡原因。

最终，娜杰日达鼓起勇气向调查人员展示了炸死凯特勒的炸弹造成的弹坑，带领警察找到了凯特勒死亡的确切地点。娜杰日达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她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她说，她不知道战争罪审判中的有罪判决（如果有的话）是否会减轻失去孩子的痛苦。

娜杰日达后来说：“我不得不两次埋葬我的儿子。你明白，这事做一次就够难的了，还要做第二次。母亲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