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Bellware, Emily Liu, Anne Branigin 和 Shannon Liao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四个不同地区中，亚裔移民在那里扎根、并努力融入当地生活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移民态度的转变，以及亚裔移民仍然面对的歧视和困难。特别是经历了疫情期间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后，这些移民用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在动摇。

亚裔移民到美国的故事通常是家族性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曾曾祖父或祖母或父亲来到了这个国家的。

其他人是从学校的历史书中了解这些历史。我们了解到，亚洲移民美国的第一波大浪潮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随后不久就出台了排外政策。

我们总是在移民潮和排外这两个极端游走，很少会在中间地段停留，了解一下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难民涌入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滨城市，或者在2000年代南亚人涌入新泽西州中部的故事你就会明白。

今天，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或族裔群体。我们远非一个整体，而是由20多个国家、多种种族和语言组成。我们在美国各个地区形成的亚裔社区都有值得分享的经历。

与此同时，自疫情暴发以来，反亚裔仇恨犯罪有所增加。一些居民最近开始对他们家族世代居住的社区感到恐惧，还有一些人说，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一直都存在。

这个项目是对全国四个地方背后的移民故事的一瞥，每个地方都有丰富的历史，值得分享。

1. 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

作者：金·贝尔韦尔

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棉花田和长长的乡村公路上，偶尔会看见一些低矮的建筑，这些建筑曾经是美籍华人经营的杂货店，这个地区被称为“三角洲华人”。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移民在重建时代来到这里，他们在棉田里劳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已经融入了三角洲，与南部腹地的黑人和白人居民生活在一起。

多年来，三角洲华人的数量和商店都有所减少，但他们在塑造这个地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也促使剩余的三角洲华人社区保存和分享他们的历史。

81岁的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人、密西西比州三角洲华人遗产博物馆主席周吉洛（Gilroy Chow音译）说：“我认为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我们传递给家庭的价值观，如论是搬走的还是留下来的，他们传给这些家庭的价值观都有强烈的职业道德，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对教育的坚定信念。”

周吉洛的母亲和父亲于1916年从中国移民过来，首先到达新奥尔良，然后搬到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和克拉克斯代尔小镇，小镇今天约有1.4万人口。

他说：“他们留了下来，在杂货店里与表兄妹和叔叔们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在我6岁时搬到了纽约，我是唯一回到这里的人。”

周吉洛的父母会成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三角洲地区众多中国移民中的一员，是因为他们的移民美国之路是由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所决定的。

棉花田的工作非常艰苦，而且薪水太低，移民一般还需要给中国家人寄钱，再加上一连串的反华移民法，包括1875年禁止中国妇女的法案和1882年的排华法案，阻止了更多的中国移民到美国来做劳工。然而，商人和他们的家人却可以不受排华法的影响。

位于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这个小镇大约有1.1万人）的三角洲州立大学的档案员和历史学家艾米丽·琼斯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说一句‘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三角洲地区这么多中国人的移民经历是从杂货店开始的。”

琼斯说：“成为一名商人是移民美国的唯一途径，你必须有一个商业计划和财务支持，但纸生仔（指20世纪上半叶许多通过冒充别人子女身份移民北美的华人）也是这个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移民商人的做法是有时将远房亲戚，或毫无血缘关系的村民当做他们的孩子。”

中国商人移民美国后仍然面临歧视性政策，包括限制他们在哪里居住或上学，他们不得不夹在一个黑人和白人泾渭分明的社会中生活，但两者都不接纳华人。中国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适合在哪里生活的问题在一场教育战中被提了出来，也就是林诉莱斯案（Lum v. Rice），这个案件最终被提交到最高法院。来自密苏里州罗斯代的杂货店老板林龚（Gong Lum，音）的女儿因为“不属于白种人”而被禁止留在一所全白种人学校，林龚因此提出上诉，他在1927年败诉。

琼斯说，虽然三角洲华人忍受着种族主义和排斥，但也有团结和不同族裔间互助的例子。在博物馆的档案中藏有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两个华人家庭与犹太业主之间的合同，这些合同表明华人家庭已经付清了租金（实质上是拥有了这套房产）犹太房东将为这些家庭托管房产，直到他们能够合法地拥有它们。

琼斯说：“那是南方更真实的一面，但并不是黑暗的一面，中国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必须处理好所有这些会使他们失败的因素，但由于社区之间的相互帮助以及中国人本身的勤劳，他们最终成功了。”

三角洲华人的数量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达到顶峰，随着孩子们（现在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美国人）离开这个地区到其他地方求学和工作，人数开始下降。

周吉洛说：“密西西比三角洲华人的情况很有趣，在1970年左右的高峰期，可能有大约2500名华人，有许多家庭在有中国杂货店的城镇定居。所以这里的每个镇子，你都会发现中国杂货店，甚至在只有1000人的镇子里，都可能有一个甚至两个中国杂货店。”

周吉洛最终回到了克拉克斯代尔生活，现在已经退休，他当了多年的工程师，参与过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太空计划，他的妻子萨利是一名教师，他回到这里是因为社区，以及他对自己幼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周吉洛说：“有一种说法是关于凯文·贝肯和每个人都隔着六层关系的说法，如果你来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那更像是三层。”（六度分隔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间人就能够建立起联系，最多六层，凯文·贝肯是一名美国男演员，这个理论经常以凯文·贝肯为中心，研究各个演员和凯文·贝肯间的“距离”）。

2. 加州长滩

作者：艾丽米·刘（Emily Liu）

柬埔寨镇位于加州长滩市阿纳海姆街上，绵延一英里，两旁是柬埔寨人经营的餐馆、杂货店和社区中心，坐落在一个购物中心中。根据《华盛顿邮报》分析的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包括长滩在内的洛杉矶都市区有4万多柬埔寨裔美国人，是柬埔寨以外的所有城市中，柬埔寨人最集中的地方。

最初的移民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柬埔寨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之间的对外交流项目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一波富裕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许多是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的子女。

但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柬埔寨人的人口结构迅速改变。难民们正在逃离红色高棉，一个杀害了近200万人的暴力政权。根据历史学家陈素真从移民和归化局获得的数据，1975年至1994年期间，有近16万柬埔寨人进入美国。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难民。

据陈素真说，根据1980年的《难民法》成立的难民安置办公室认为，长滩是一个拥有足够多的廉价住房且不需要流利的英语就可以找到工作的城市。低廉的房产价格让许多柬埔寨移民开始做生意，并建立了柬埔寨城今天的文化中心。

索菲亚·切芙是柬埔寨难民的女儿，在柬埔寨城的中心地带长大。像许多其他难民一样，她的父母在长滩登陆，因为在这里，文化的纽带和家庭的种子已经种下。

然而，现年38岁、有两个孩子的切芙说，在长滩这个离洛杉矶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的阳光、海滩飞地，其他柬埔寨人的存在并没有使新移民在一个新国家的成长轻松多好。

切芙说：“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没有为我们提供适量资源的地方，年轻人，像我和我的姐妹们，可能最终被关进监狱或在帮派中吸毒，因为我们在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国家生存。我们的父母不会说英语，不能工作，不能在经济上、精神上或情感上支持我们。”

2002年，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当时柬埔寨和美国之间签署的一项遣返协议使被判有罪的柬埔寨人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当时，切芙是“高棉女孩行动起来”的创始成员，这是一个促进性别和种族公正的社区组织。作为回应，组织发起了一场反驱逐出境的运动，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并向受到影响的家庭提供服务。

切芙说：“柬埔寨难民的安置工作在警察过度管理和资源不足的地区进行。我觉得我们的社区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定罪。”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一份报告，在2016至2018财年期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驱逐了218名柬埔寨人。许多人被迫回到了他们根本不熟悉的国家，其中一些人在小时候就来到了美国。

长滩市的柬埔寨裔美国人社区已经团结起来，反对可能导致家庭分离的驱逐出境，以及其他问题，如住房问题，因为这里的住房越来越贵。居民们说，许多柬埔寨城的租户正在艰难地维持着他们的生意，最近有几家柬埔寨老牌杂货店和活动场所已经关闭。

作为柬埔寨境外最大柬埔寨人口的一份子，像切芙这样的长期居民正在为保持自豪感而奋斗。她说：“保持柬埔寨城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3. 费城

作者：安妮·布兰尼金（Anne Branigin）

200多年来，费城一直被誉为美国的诞生地。

但是，最早的菲律宾人移民到这个城市的浪潮是通过美国建立帝国的愿望而实现的：从1898年开始对菲律宾进行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些移民中的第一批是菲律宾海军军官，美国海军在20世纪初招募这些军官作为船上的杂工和船员。费城南部靠近海军造船厂的一个社区开始繁荣起来。

1912年，这些退役军官成立了“菲律宾-美国费城协会”，担任协会董事会主席的精神病学家罗梅尔·里维拉说，这个协会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菲律宾裔美国人组织。

随着菲律宾海员开始在这个城市扎根，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也来到这里，“津贴领取者”（Pensionado），即由美国政府挑选出来的、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的精英学生。

这项计划成立于1903年，是威廉·麦金利总统“仁慈的同化”（Benevolent assimilation）这一大目标的组成部分，麦金利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利被暗杀后继续采用这一方法。竞争性补助金提供了教育和晋升机会，特别是在行政、医学和工程领域。“津贴”这一名称来自于美国政府给予每位学者500美元养老金或津贴，相当于今天的1.64万美元多一点。

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国化的菲律宾人阶层，他们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帮助领导它。它还可以在1902年菲美战争结束后，通过平息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反对，加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联系。

费城和其他城市的津贴领取者后来都成为了菲律宾的领导人。安东尼奥·西森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他领导菲律宾大学医学院和菲律宾总医院。他的妻子霍诺莉亚·阿科斯塔-西松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医学院，因在那里发展专业领域而被称为“菲律宾妇产科之母”。

里维拉指出，对于有抱负的医生来说，费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城市。这里有良好的医学院，包括一所女子医学院，这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还有有一个刚刚起步的菲律宾人社区。但他说，关于费城移民当时是如何获得津贴的，“几乎没有文献记载”。

在美国的其他地区，菲律宾人受到歧视。菲律宾土著人被作为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进行了展示。在加利福尼亚，1906年，一位菲律宾退休人员和一位白人女性的婚姻使他们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在印第安纳州，由于有报道说州立大学的退休人员“与白人女孩调情”，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白人与“八分之一以上的菲律宾血统”结婚。

尽管如此，里维拉说，这些第一批医学生仍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力，帮助建立菲律宾的医疗基础设施，并为未来从事医疗工作的移民打开大门。

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优势，因为他们来到美国这里更容易，我们在菲律宾学到的东西就是来自这里的教学内容。”美国在二战后出现了护士短缺，于是转向菲律宾人来填充国家医院的工作人员。

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今天，菲律宾人占美国移民护士的四分之一以上，占所有护士的4%，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二代和三代菲律宾裔美国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菲律宾裔美国人现在占美国人口的1.2%。

据里维拉说，在大费城地区，估计有3.5万名菲律宾人，至少有五个菲律宾人护理协会。这个地区的菲律宾裔美国人社区还包括学生、医生、餐馆老板和企业主。里维拉认为，社会和专业组织的激增，特别是作为菲律宾人的独特冲动。

里维拉说：“我们通过分离来成长”，这是他从当地一位长者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我们通过不断地分离到别的地方而成长。”

4. 新泽西，爱迪生市

作者：香农·廖（Shannon Liao）

在新泽西州爱迪生市的大街上开车，你可能会看到印度餐馆、印度教寺庙、清真寺和古尔邦德寺。爱迪生是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亚裔占48.6%，比2000年时的29%要高不少。

在接受《邮报》采访时，居民们将其描述为一个和平的社区，移民们来到这里上好学校并创造收入。它的魅力在这场疫情中只增不减，这助长了郊区的房地产繁荣。

45岁的米特拉·卡利塔说，像爱迪生这样的城镇一直都很吸引南亚移民，“然后它们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已经拥有社区所渴望的基础设施，《郊区的萨希布》一书在2003年记录了米德尔塞克斯县周围如何成为印度以外全球印度人口最多的家园（之一）。

卡利塔创办了两家媒体公司，URL媒体和Epicenter NYC，他说，南亚移民被爱迪生的“学校、民族杂货店，甚至被了解移民人口文化和习俗的殡仪馆”所吸引。

同年，2003年，贾斯普里特·辛格和他的家人搬到了爱迪生市。当时他15岁。他回忆说，他被送到一个“英语为第二语言”（ESL）的班级，他需要来自南亚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才能理解讲课内容。他仔细观察了其他学生。

辛格说：“在食堂里，我经常观察他们如何点三明治。就是他们拿什么样的面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一个星期后，我就可以帮助另一个孩子了，当时他正在困惑怎么点三明治，这就像是帮助接龙。”

现年34岁的辛格是镇上一家宗教用品商店India Sajawat and Puja Hut的共同所有者。

据辛格说，虽然疫情暂时关闭了这家商店，但最近它的业务量大增，因为人们来购买印度教、锡克教和佛教物品，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中寻求宗教信仰的安慰。各种各样的产品（神像、神龛等）反映出了客户群的家乡，他们来自印度各个地区，以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迪生和米德尔塞克斯的亚裔人数越来越多，但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的。这个县的居民描述了这个地区面临的反亚裔移民运动，包括在2017年邮寄到家庭的政治传单，声称“中国人和印度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小镇！”

卡利塔认为这种歧视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执政期间种族主义言论的激增，她说，尽管爱迪生非常多样化，移民人口也很多，但这种言论依然渗入了当地政治。

她说：“无论你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你都会觉得很放心，但如果你是棕色人种，你的孩子送到新泽西州爱迪生的学校，你应该会感到特别放心。”然而，她说，当“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人口，正在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作斗争”时，这种安全感已经开始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