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发表文章，赵长鹏将币安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现在，在残酷的加密货币寒冬中，他还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监管打击。他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吗？在采访中，赵长鹏表示这个所谓的寒冬并不值得过分关注，他认为这只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过程，并且，币安仍在高速发展中，目前仍有2000个职位空缺，但是通过彭博社对币安前员工的采访，这似乎并不是币安的所有真相。

在今年的头几个月的时候，购买以狗命名的数字加密货币，还被当做是参与金融业光明新未来的一种方式，并且完全合理。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提倡一种新的、低风险的方式来参与加密领域，建议客户投资名为TerraUSD的东西。这种代币在交易中被称为“稳定币”，是一种有点像储蓄账户的加密货币，并承诺1个TerraUSD的价值永远等同于1美元。

币安告诉那些在币安购买、出售和投资各种加密货币的客户，这种特殊的稳定币有一些特别的优势：承诺每年有近20%的回报。币安向客户建议，TerraUSD从某种程度上说，既“安全”又“高收益”。

现在，加密货币爱好者很清楚，任何了解金融正常规则的人可能也都猜到了，Terra既不安全也没有高收益。

批评者说，Terra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是加密货币崩溃的开始，进而导致比特币价格暴跌，以及整个行业的匆忙裁员，冻结客户提款。比特币从11月的峰值下跌了近70%，业界将这场低迷称为加密货币寒冬。

这对被卷入其中的狂热投资者来说是个坏消息，对币安来说也是如此。

5月16日，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披露了币安与Terra相关的损失程度。Terra公司市值曾高达16亿美元，但现在价值接近零。但赵长鹏并没有关注或发出任何警告，在当天的采访中他说：“所以，有几件关于我的事情，但我真的不怎么在乎钱。”

在迪拜一家四季酒店的法国餐厅里，喝着14美元一杯的橙汁时说出这番话，真的很难令人信服。赵长鹏是一个完全与钱有关的行业的首富，身材修长，剃着光头，声音柔和，衣柜里似乎只有黑色的币安衬衫。

他本身也是一个迷。

关于赵长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可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系列垂直整合的数字货币巨头（包括币安和FTX等币安竞争对手），不但将取代世界上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将取代整个全球金融秩序。

但是，他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牌赌场的经营者。

早在今年1月，赵长鹏（加密交易者通常称他为CZ）是全球十大首富之一，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他的净资产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下跌，已经从960亿美元缩水至110亿美元。

即便如此，币安仍然是加密货币领域最大的公司，处理的交易量比后面四个交易所的总和还要多。每天有超过500亿美元在这个平台上易手，平台一般收取0.1%的费用。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作为公司最大股东的赵长鹏，无论客户是买还是卖，都能赚钱。他说：“事实上，让我吃惊的是复原力。”

他指的是Terra，“没有救助，没有央行，没有政府干预。”

市场崩溃正在进行，但在赵长鹏的眼里，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他说，这个行业正在向前迈进。

去年年底，赵长鹏搬到了迪拜。这个充满未来感的沙漠城市，外国人的数量是当地人的9倍，在110华氏度的高温下，游客们却在室内滑雪，任何地域感早已被石油富国邻居创造的巨大财富所掩盖，对于一个有时看起来像没有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国家。

赵长鹏是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公民，12岁时移民到温哥华，毕业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位，在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中，他一直在世界各地辗转，很少在某个地方停留超过几年。

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写代码。然后在纽约的彭博社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上海，在2017年创办币安之前，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为高频交易商开发软件。但中国政府在同年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所，他开始寻找一个不会把他的公司赶出去、或因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对他进行罚款的管辖区。

他说：“我靠两个行李箱生活。实际上，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小行李箱。”

在迪拜，他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买了一套公寓，买了一辆小货车，搬来了他的物品，并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币安新阶段的一部分。

这个阶段，他说自己成为“房间里的成年人”。他指出，45岁的他比大多数加密货币企业家至少大10岁，并吹嘘自己与阿联酋政府的关系密切。他说，加密货币是比批评者以为的更可靠，而币安将成为证明这一点的公司。

他说：“我们有1.2亿用户，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积蓄交给我们，我们保护我们的用户。我们与政府和监管机构沟通。你知道，我们是稳定的人。”

能说出这种话，胆子要够大。洗钱、欺诈和黑客攻击，一直是加密行业历史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受尊敬的加密货币项目，在那些没有激光眼的人（激光眼是推特上的一种流行说法，形容看好加密货币市场的人）看来，也存在轻度的擦边球行为。

币安的擦边球很明显，这家公司目前是几乎所有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司法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国税局、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机构的调查目标。币安将这些调查描述为它与政府进行的真诚谈判，说政府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加密货币。

但目前，监管机构究竟是怎么看待加密货币的仍不清楚。

本文根据法庭文件、公司文件以及对40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及商业伙伴的采访，讲述了币安的历史，公司通过提供不受监管的小众数字代币交易（其中一些被称为垃圾币）而发展壮大，其中最著名的是狗币，它最初只是一个笑话，现在市场估值为80亿美元。

从那以后，币安扩大到与这些币的价值挂钩的高杠杆金融产品。这些衍生品在许多司法管辖区都是非法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币安，因为其还没有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设立基地。

多年来，批评者警告说，潜在的漏洞可能使犯罪分子和洗钱者有可能通过币安交易所转移资金。6月，路透社报道称，币安被用来洗钱至少23.5亿美元，包括来自暗网毒品市场、朝鲜黑客组织和普通骗子的资金。

币安表示，这些说法具有误导性，并指出有一个120人的安全调查团队，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前高级执法官员。在赵长鹏看来，币安只是作为一个离岸交易所运营，这个说法让人想到现代的开曼群岛银行，甚至是海盗共和国，即18世纪初控制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无法无天的伪政府。

无论哪种方式（赵长鹏会更喜欢开曼群岛的比喻），他表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办公室、总部、母公司，一开始，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些，当然他们（监管机构）都很生气。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建立了所有这些。”

在多年来，赵长鹏一直在挑战法律的底线，现在他正在寻求变通之路，走了一条在爱彼迎、优步和贝宝等科技颠覆者中很流行的道路：先尽可能长时间地无视政府的要求，然后，当你足够大时，与上述政府合作，锁定市场份额。

但是，加密货币交易所现在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交织在一起，而且监管机构已经表明，他们希望通过对他们认为最坏的行为者采取行动做出表率，这可能会引发一场规模空前的对抗，当这一切尘埃落定时，赵长鹏可能会被刑事起诉，或者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币安一直标榜自己是一家松散的公司，如果赵长鹏对“公司”这个词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从法律上讲，一家名为“币安控股”的开曼群岛公司拥有商标（就是赵长鹏右前臂上纹的标志），这个实体的所有权从未被披露。

赵长鹏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币安资本管理”的唯一所有者，这家公司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加密货币数据网站CoinMarketCap，并拿出2亿美元购买了一家计划将福布斯上市的公司的股份。根据公司文件，币安的许多业务，如在马耳他、新加坡、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的业务，也完全由赵长鹏拥有，或通过他直接控制的实体拥有。币安上的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旗舰交易所Binance.com进行的，而Binance.com的总部都不知道在哪里，天知道是谁拥有。

当交易者注册币安账户时，他们同意与“经营币安的各方”进行交易，使用条款规定，这些“各方”可能随时改变。一位律师在彭博获得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币安平台似乎不属于任何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

这份备忘录针对的是一名客户，这名客户在交易一种不知名的稳定币时损失了120万美元，并寻求赔偿。最终这名客户放弃了，但其他起诉币安的人提到了一连串公司和高管的名字。

赵长鹏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只是为了外人能理解而使用“公司”这个词。在他看来，币安是一个“团队”，员工是“团队成员”。不管它是什么，币安似乎没有传统的股东结构或董事会。

为了与加密货币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赵长鹏说他支持“无领导运动”，这些运动围绕着区块链的宗旨而展开。但当涉及到币安时，前雇员和投资者说，控制币安的只有赵长鹏一人。

一位前高管说：“说到底，他控制着公司。”

对于币安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在赵长鹏交易所的股份不是来自股权，因为币安似乎没有任何外部股东，而是通过币安币（即BNB）。今天，这些硬币的交易价格约为220美元，隐含的总市值约为360亿美元，币安在2017年首次以每个15美分的价格出售这些硬币，作为ICO（加密货币首次发行的简称）的一部分，投资者招股说明书宣称：“区块链是没有边界的。”

与Coinbase等受监管的交易所不同，在币安早期，任何想在币安上交易的人，首先必须获得比特币。他们可以先从银行账户将资金转移到受监管的交易所，然后再转到币安，或者他们可以在银行系统之外操作，例如，通过出售货物（比如二手车、阿片类药物）换取加密货币，或者从其他加密爱好者手中购买加密货币并支付现金。

币安网站允许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开设账户，只需提供基本的个人资料和电子邮件地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们是谁。如今，拥有未经验证的账户的用户不能做什么，但多年来他们可以每天提取两个比特币，在2021年政策改变之前，这相当于12万美元。

现在，币安将最高限额降至0.06比特币，以今天的价格计算，每天约1200美元。赵长鹏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同时在180个国家发展的公司”，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国家，“我们在各地都有用户。我们在各地都有团队。”

但是，无处不在并不意味着无处可去。赵长鹏一直就像一个游牧民，在世界各地的酒店房间、出租公寓和度假村里工作，同时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视频电话与员工沟通。但前雇员说，多年来，币安也有一个秘密大本营。这很不方便，因为不仅违背了公司所宣称的去中心化“组织”的观念，而且这个大本营还恰好在中国，而加密货币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因此，即使中国政府关闭了竞争对手的交易所，100多名币安员工仍然每天都到上海黄浦区的一个办公室报到，他们坐在传统的工作站里，桌上放着双语名片。他们被雇用，并使用公司化名“瑞克文化发展”申请商务签证，他们说，他们被提醒在公共场合尽量避免穿带有公司商标的衣服，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哪里工作。

然后，在2019年11月，他们被告知要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他们把电脑、办公用品和其他小玩意装箱。据当时在那里的几个人说，有些人把他们的名片捏成一团，在卫生间的水槽里用水冲烂，使其无法辨别。他们有的被重新分配到上海周围的共享办公地点，有的像赵长鹏一样去了国外。

当加密货币新闻媒体Block报道说，作为中国打击加密货币的一部分，黄浦办公室成为“警察突袭 ”的对象时，赵长鹏否认了这一点。他声称，不仅没有突击检查，而且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币安办公室。

他在推特上说：“没有警察，没有突击检查，没有办公室。”

他把Block的报告称为“FUD”，即“恐惧、不确定和怀疑”的首字母缩写，在加密货币圈子里，这个词被用来描述所有对比特币不利的消息。他补充说：“我们将提起诉讼。”

The Block更新了它的报道，澄清道“突袭”一说存在争议，但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赵长鹏并没有起诉。在迪拜四季酒店的采访中，他也没有否认上海办公室的存在。他说：“一些政府官员参观了办公室。但他压根就不是一个监管者，只是一个政府官员。”

然后他开始了对媒体的批评：“作为一名记者，对于同一件事情你可以写两种非常不同的叙述，对吗？”

他继续说，带着很懂行的微笑：“你可以说，‘这个人逃进了一家餐馆’，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慢慢走进餐馆，享受着阳光下的美景’。 ”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说法。我们在一个完全空置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已经被赵长鹏的保安检查过了。阳光从窗户射进来。

他继续说道：“周围有很多说法都是基于非常不准确的信息。”

加密货币行业一直都在叙事方式上做文章。比特币的推动者一直以来称，各国货币（即法定货币）的基础不过就是集体信仰和政府法令。但是，美元的基础来自于广泛的共识，而且长久以来基本保持住了它的价值，但是在加密货币的传播过程中，一路上涨仅仅是因为信徒们的相信，却很少考虑到它的实用性。

体育媒体企业家戴夫·波特诺伊曾短暂地做过网红股投资者的精神领袖，他在描述一种不知名数字货币的投资时说：“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妈的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庞氏骗局。如果它真的是庞氏骗局，那就趁早介入。” 

波特诺伊所指的这款数字货币并没有在币安交易所交易。

一位使用币安交易所的交易员说，币安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货币赌场”。这位人士要求匿名，因为他担心币安可能会报复并冻结他的账户，他说，赵长鹏认识到加密货币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来自纯粹的投机，他的眼光很精准。

这位交易员说：“他把这个行业中最愚蠢的部分变得非常好操作。”

这位交易员表示，币安给出的的信息一直是“去买你的狗币，挣大钱去吧。”

币安的一位女发言人杰西卡·荣格指出，一些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的代币甚至比币安还多，而且公司采用了“严格的程序”来审查其上市信息。她说，在Terra公司倒闭后，币安开始评估数字货币的广告宣传方式。

即便如此，在公司的早期，币安对垃圾币的处理方式，是币安与其他数字货币交易所不同的关键因素。美国大型交易所Coinbase只提供三种代币，而币安则销售100多种，像推销蛋白粉一样推销这些代币，采用多级营销式的推荐计划，网红可以从他们推荐的人的交易费中获得分成。

币安还举办了推广比赛，交易量最高的用户可以竞争奖品，包括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而被称为“币安天使”的志愿者在Telegram聊天中宣传公司，并举办个人活动，传播将资金投入加密货币的智慧。

币安表示，天使们的工作是免费的，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出于对加密货币社区的热爱。联合创始人何一说：“他们就像传道者一样。”

何一曾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后来改头换面，成为加密货币界的“币圈一姐”，现在是币安的首席营销官。

尽管在ICO中声称币安将是一个“纯粹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但赵长鹏似乎从一开始就怀有更大的野心。一位前产品经理回忆说，他在2017年的一次面试中被告知，币安寻求的不仅仅是主导加密货币交易所市场，而且还要主导像纳斯达克这样的证券交易所。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为那些尚未拥有加密货币的客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要与银行系统和监管打交道。

赵长鹏在迪拜的四季酒店说：“早期的加密货币用户，他们对境外（投资）没有意见，但其余的是普通用户，他们可能更喜欢受监管的交易所。”

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有类似的计划，但Coinbase制定的政策，似乎是为了迎合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比如要求用户出示政府身份证，而币安则采取了更自由的做法。币安网站仍将是一个不受监管的交易所，但公司也将努力建立受监管的当地交易所，使得用户可以用美元或其他国家货币购买加密货币。

币安曾向日本、马耳他和新加坡的政府发出申请，但这些政府最终都阻止了币安开业，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包括荷兰、南非、泰国，甚至开曼群岛）都警告交易所不可在当地运营。赵长鹏将这些失败描述为挫折，是“关注多个地方，试图看看哪些地方会变得对加密货币更有利”过程中的部分经历。

币安在英国的情况更加混乱，那里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币安业务部门，前雇员说，这是分散的商业战略的标志，助长了激烈的内部竞争。这两个子公司的联系非常少，一个子公司的一名高管说，他是在祝贺他雇用了一个新人时才发现另一个子公司的存在的。

币安的发言人荣格说，英国的团队进行了合作。她在谈到公司的战略时说：“这不是分散的，它是有目的的。”

2021年6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命令其中一个子公司“币安市场”（Binance Markets）停止进行所有“受监管的活动”，并在其网站上张贴了一个通知，表明这家公司并没有获得在英国开展业务的授权，宣布币安“没有能力接受有效的监督”。

币安在其英国网站上显示了这则公告，但币安交易所网站（Binance.com）仍然对英国的交易者开放，因为在法律上，它与被警告的英国分支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2019年，赵长鹏成立了币安美国（Binance.US），他说这家公司将完全独立，并会遵守美国法律，限制对风险较大的产品的访问。但在2020年，《福布斯》报道称，它获得了一份泄露的文件，描述了一个拟议的“诱饵和转换”策略，其中写道，币安美国是一个诡计，旨在将审查从主要交易所转移开。

币安称这项计划被歪曲了，并起诉诽谤，由代表彼得·蒂尔打倒Gawker媒体而闻名的律师查尔斯·哈德主导此案。

福布斯坚持它的报道，而币安最终放弃了诉讼。赵长鹏在迪拜说：“这篇文章是不准确的”。但他补充说，这一争端并没有影响他决定出资2亿美元购买这本杂志的股份，而且他不会干涉编辑事务。当被问及文章中的不准确之处，他说他不确定。

赵长鹏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过美国了，有些人认为他这是承认了被逮捕的恐惧。他说，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为了避免挑起冲突而避开美国。

他说：“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在美国，没有问题，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们在那里试图招揽用户。”

当他在美国会议上发言时，他是通过Zoom进行的。

币安现在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对象，即在2017年ICO期间可能出售未注册的证券和内幕交易，还面临着美国证交会对全球交易所和美国部门之间关系的质疑。专注于加密货币的华盛顿游说公司Rulon & White Governance Strategies的管理合伙人托德·怀特表示，这些调查是赵长鹏没有认真对待合规问题的结果。

怀特说：“他们只是在世界各地创建交易所，我理解你在试图建立一些东西，但需要重视反洗钱规则。”

怀特说，他在2018年的一次会议上敦促币安高管更认真地对待合规问题，但遭到了回绝。他说：“他们对此表现得非常不屑，无定形是一种战略选择，因为你无法起诉一朵云。”

币安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并表示它认真对待合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家建立在对华尔街持怀疑态度的公司来说，币安甚至比最大的金融机构还要集中。今天，它同时是一个交易所、一个经纪公司、一个储蓄银行、一个风险投资人、一个数据供应商和一个“垃圾币赌场”运营商。

换句话说，它是纳斯达克、嘉信理财、美国银行、安德森·霍洛维茨风投公司、晨星和凯撒皇宫赌场的结合体。区块链公司ConSensys Software的经济学家莱克斯·索科林说，赵长鹏的加密货币组织，“以一种传统金融机构永远不会被允许的方式进行垂直整合”。

简而言之，币安的商业模式充斥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例如，考虑到它的规模，在其交易所上市通常会使币价飙升，而且在币安上市前出现了交易活动的高峰，导致一些批评者怀疑是内幕交易。

币安的女发言人荣格表示，员工必须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禁止短期交易。她说，公司解雇了任何被发现违反这项政策的人。

虽然币安受到加密货币交易商的欢迎，但其历史上曾出现过故障、提款冻结，以及至少一次黑客攻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互联网执法办公室前主任约翰·里德·斯塔克说，即使币安和竞争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成熟，它们的运作方式仍然与旨在保护消费者的法规相悖。

他说：“他们在完全没有信托基础设施、没有消费者保护、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运作，只是完全自由地做你和我。当时当涉及到财务问题时，这不会是你想要的。”

在迪拜，赵长鹏指出，对币安的许多批评可能同样适用于公司的竞争对手。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所被指控犯罪或违反证券法，甚至成熟的竞争对手也遇到了监管问题。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是FTX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赵长鹏的竞争对手，他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对媒体的了解，向民主党政治家捐赠了巨额资金，并获得了橄榄球明星汤姆·布雷迪、超模吉赛尔·邦辰和篮球明星斯蒂芬·库里的支持，但FTX也曾在避税天堂之间辗转过。

Coinbase在早年采取了保守的做法，后来接受了狗狗币，现在更是列出了100多种代币，包括狗狗币和柴犬币（一种类似狗狗币的加密货币），在炒作过程中，这些货币不知不觉中从元宇宙笑话变成了投资机会。Coinbase的网站上有一些指南，其中解释了如何投资于一个杠杆式的狗狗币指数，这个指数的股票代码为“Bullshit”（币安也有类似的指南），自去年秋天以来，Bullshit的价格已经暴跌了99.96%。

赵长鹏承认他的公司有一些失误，并说他在过去一年已经改变了方向。此前，币安试图向监管机构解释，为什么一个大规模、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不是什么巨大的威胁。但赵长鹏意识到，正如他所说，“我们无法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改变比他们改变更容易。”

赵长鹏曾试图通过某种影响力的运动来强调这一点。他对福布斯的投资，通过一个拟议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看来已经失败了，因为投资者已经对SPAC感到失望。但币安也为高调的足球赞助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其中包括阿根廷的国家俱乐部、意大利拉齐奥和巴西顶级联赛），并承诺以5亿美元支持埃隆·马斯克接管推特的竞标。

赵长鹏在谈到马斯克的交易时说：“我们想支持言论自由”，不过当被问到这个决定与雇用哈德起诉福布斯是否有冲突时，他含糊其辞。他说：“言论自由是很难定义的。我从来没有和查尔斯·哈德交谈过。我们的团队处理了这个问题。”

作为赵长鹏新的成人阶段的一部分，他一直在进行媒体宣传。他的公关人员曾建议他向《商业周刊》展示他接地气的一面，比如参观他新居住地最喜欢的地方。但是，赵长鹏在工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兴趣，于是这次旅游被降格为乘坐赵长鹏的小型车（一辆黑色丰田Granvia），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的10分钟车程。

赵长鹏说：“人们推荐劳斯莱斯或宾利，但这些车都没有可以放平的座椅”，说着，他按下一个按钮，把自己的座椅放到坐在第三排的两名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人的膝盖上。说道：“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显然，在我们开车的过程中，如果说他对迪拜有什么喜爱，那一定不是室内滑雪或超现代的建筑，而是包容的监管气候。这一点是很难让人参观的。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赵长鹏向传统的转变可能并不是那么迫切。采访当天，赵长鹏说记者可以参观迪拜的新办公室。但在一连串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中，助理和公关顾问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币安的一位代表说，事实上，由于新冠病例的激增，办公室已经关闭。

这很奇怪，在采访过程中，赵长鹏并没有提到疫情，公司的其他人也没有提到。前一天，币安安排了与公司中东业务主管的单独采访，他在一个拥挤的酒店大堂里，没有戴口罩，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个人会议一样。

10天后，币安的宣传主管向《商业周刊》提供了一次由人力资源团队成员谭鹏鹏（Peng Pheng Tan，音译）带领的虚拟参观。在参观之前，币安方面曾解释说，办公室并不十分热闹，但给人的印象是里面至少有一些活动。赵长鹏说：“所以，我们有办公室，但人们每周只来办公室几天。” 

谭鹏鹏在踏入迪拜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座大楼的电梯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她用手机直播了这一景象。她说：“我们正在做一个Hot desking系统。”（即不同员工在不同时段分享同一张办公桌的办公方式）。

然后她穿过一组蓝色的门。里面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看到迪拜市中心令人惊叹的美景。办公室里只有光秃秃的混凝土地板、裸露的管道、是高强板，别的什么都没有，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停顿。

她说：“没有人会来这里”。

她又停顿了一下。“是的，基本上是这样。”

与此同时，赵长鹏和币安的高管团队又开始行动了。他在采访的第二天就飞往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币安在活动期间举办了披萨赠送活动），然后就去巴黎过夏天。他在欧洲一直很成功，币安意大利和币安法国最近都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最近，赵长鹏一直在谈论巴黎可能成为另一个大本营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一个月，赵长鹏在推特上说，与其他加密货币公司在经济放缓中裁员不同，币安正在“为2000个空缺职位招聘人员”。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在看似热闹的办公室内，向一个假想的雇员伸出手的照片。即使这不是完全真实的，但这很诱人。这间办公室与Shutterstock（一个廉价图片网站）上的办公室一模一样。赵长鹏的头被PS到了一个模特的身上。币安的荣格说这条推文是“元宇宙笑话的一部分”，就像赵长鹏在做他自己的柴犬币一样。这条推文收到了5万多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