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与玛丽法学院的教授Timothy Zick以及东北大学兼职讲师Diana Palmer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分析了最高法院关于纽约州的隐蔽持枪法的判决。他们认为，这项判决中最关键的概念，是所谓的“敏感场所”的定义，这个定义决定了人们可以在哪些地方携带枪支。而这项判决限制了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持枪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纽约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只有那些被证明有必要在家庭以外携带武器的人，才能获得隐蔽持枪许可。托马斯大法官在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公司诉布鲁恩（New York State Rifle & Pistol Association Inc. v. Bruen）一案中的6-3多数意见书中写道：“第二和第十四修正案，保护个人在家庭以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
布鲁恩案因此开启了美国枪支问题的下一个主要战场：不是谁能买到枪或能买到什么枪，而是数百万拥有枪支的美国人，每天可以在哪里携带这些枪支。
这个问题将对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人们是否能在学校、商场和公共公园携带枪支？在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呢？在身边有人持枪的地方祈祷是什么感觉？法院和立法机构将不得不决定，人们是否可以在抗议和政治示威活动中、在投票站、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以及在美国生活中几乎所有其他公共场所携带枪支。
最高法院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确定演讲者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街道、人行道、机场、游乐场、公共图书馆、公共广场等，是否享有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交流权利。法院的答案：不是在每个地方，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有同等权利。这可能预示着大法官将如何确定可以限制枪支的“敏感场所”。
毕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武器流入公共场所的各个部分。
即使在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在布鲁恩案中，现在已经限制了各州对枪支监管的自由裁量权。由国家司法研究所资助的暴力研究项目，对1966年至2019年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新研究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大规模枪击者，“至少有一些枪是合法购买的”。如果各州不能再利用自由裁量权在许可阶段限制持枪人员和场所的数量，那么确定“敏感场所”，将成为限制枪支在公共场所存在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多数州已经拥有强大的公共持枪权。但有一点很重要，不管是红州还是蓝州的州法律，都充满了禁止在许多地方公开持枪的规定，包括公共交通、投票场所、需要许可的活动附近的区域、体育设施、公共游泳池、内河赌场、校车站、药房、商业停车场、公共公路、游乐园、动物园、酒类商店、机场、游行、示威、金融机构、剧院、酒店大堂、部落土地，甚至枪支展览。
在如此多的地方发现共同点是很困难的。但有可能确定核心的安全、功能和宪法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将一些地方作为公共携带的“敏感”地点的理由。
将近15年前，法院表示，至少在某些地方可以限制甚至禁止公众携带枪支。在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中，承认个人有权为自卫而持有和携带武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写道，他的多数意见中，不应有任何内容，让人们对“禁止在学校和政府大楼等敏感场所携带枪支的法律”产生怀疑。
法院认为，这些“长期”的限制是“推定合法的”。这样的措辞与其说是提供了答案，不如说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是什么让这些地方变得“敏感”？那么，所有其他人们从事礼拜、商业和其他活动的公共场所呢，这些地方，或其中一些是否都是“敏感”的？
在布鲁恩案的口头辩论中，大法官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们询问了在时代广场、纽约市地铁、公共示威和大学校园中的公共持枪权问题。
对于一些枪支权利的支持者来说，禁止或限制在任何地方公开携带枪支，违反了海勒案中承认的自卫权。他们认为，保护的需要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这一立场忽视了一个历史性的认识，即有些地方的枪支可以而且应该被推定为禁止。
相比之下，一些枪支管制的倡导者可能会争辩说，由于对公共安全的普遍关注，或许多人在看到枪支或知道枪支存在时感到不适，因此每个地方都是“敏感”的。但这一立场将否认第二修正案在家庭之外的任何适用性，这是布鲁恩案中明确拒绝的一个立场。
一些枪支权利的支持者还认为，只有当政府或私有财产所有者，为保卫手无寸铁的平民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时，地方才是“敏感”的。但这一标准与历史和海勒都不一致。许多学校和政府大楼没有，也可能不会有这些枪支支持者所要求的那种安保。
更重要的是，“充分的所有者防御”的论点，忽视了在一些地方限制公众携带枪支的许多非安全理由，如保护政府大楼的公民功能。
在布鲁恩案的口头辩论中，双方的倡导者都难以提供答案，因为最高法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发布任何明确的指导意见，也没有现成的公式来确定场所的“敏感性”。
历史可以是一个有用的指南，尽管并不完美，这显然是法院，保守派超级多数用来作为参考的地方。
“如果你承认，而且我认为历史记录要求你必须承认，各州确实在敏感的地方取缔了枪支，难道我们就不能说时代广场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吗？”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在口头辩论中问道。
英国、殖民地和早期的州法律禁止或限制在各种公共和私人场所使用枪支。一些法律禁止了整个地理区域的武器，而其他法律则是在特定的地方，如学校或教堂。
1328年英国《北安普顿法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晚上或白天，携带武器前往集市和市场”。在昨天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努力贬低这项法律的价值，说它是“在批准宪法前450多年”制定的。
得克萨斯州禁止在学校和人们为“教育、文学或社会目的”聚集的地方使用枪支。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也有类似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支持法院将学校指定为敏感场所。哈佛大学早在16世纪中期就规定学生不能在校园内携带枪支，而弗吉尼亚大学自1825年开始接收学生起就是如此。一些州还禁止或限制在教堂里使用枪支。1877年，弗吉尼亚州禁止人们“携带任何枪支、手枪、弯刀、匕首或其他危险武器进入任何宗教场所，而这个场所正在举行宗教活动”。
对可以携带枪支的地点的限制并无争议。佐治亚州最高法院1874年的一项裁决，将“在法院、选举和礼拜场所等地方携带武器的做法”，定性为“一件本身就很不妥当的事情，不适当得令人震惊，完全无用且充满邪恶，如果宪法的制定者使用了足够宽泛的词语来给予它宪法保障，那就太奇怪了。”
在提到“立法会议、投票场所和法院”的携带禁令时，最高法院在布鲁恩案中指出，“对这种禁令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地方是‘敏感场所’，这一点已经确定。”
如果“敏感性”像布鲁恩案中说的那样取决于历史渊源，那么允许州和地方当局禁止在某些地方携带枪支是有很大先例支持的。
但到了某个时候，历史上的类比总会用完，或根本就不存在。时代广场和购物中心可能像现代的“集市”或“市场”，但地铁、投票站、公共抗议活动呢？历史不会回答每个问题，但揭示了立法者和法院长期以来认为场所限制是必要的原因。这些考虑中包含了某些价值观，为今天提供了指导。殖民地和美国早期的法律将所有这些地方视为敏感地点，不仅是因为公共安全问题，而且也是为了保护与这些地方相关的公民功能和宪法价值。
将一些地方视为敏感地点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理由，与公共安全有关。考虑一下最近在夜总会、音乐会、纽约市地铁、水牛城的一家超市和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一所小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一位在水牛城袭击中幸存的收银员告诉记者：“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可悲的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大量人群聚集的地方，为执意实施大规模谋杀的人提供了目标丰富的环境。
公共安全是禁止在某些场所公开携带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正如历史和当代的例子所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公众携带武器会干扰场所的主要功能。当反对密歇根州与新冠有关的健康限制的武装抗议者，公开携带长枪来到立法机构时，他们不仅威胁到立法者的人身安全，而且还威胁到立法程序本身和州政府的运作。1月6日的骚乱同样表明，不仅在政府大楼内，而且在政府大楼周围都需要禁止枪支。
同样，一些地方有时也会为重要的公民和宪法职能提供便利。考虑到公共街道上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如2020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正如一些大法官在布鲁恩案的口头辩论中所观察到的，拥挤的公共集会引起了严重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问题。
埃琳娜·卡根大法官想知道，“有一万多人的抗议或活动”是否可以是敏感的”，巴雷特大法官问，“为什么不呢？”
谈到新年前夜的时代广场，她说：“人们互相挤在一起。也曾经有过暴力的情况，所以我们做出判断，这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大法官们没有提到的是，在抗议活动期间，在公共场所拥有武器，会威胁到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说话和和平集会权利的行使。
这是一个真实的权衡，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权衡。经验性的证据，包括本文作者之一戴安娜·帕尔默的博士论文，表明如果大多数人知道那里会有枪支，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当被问及如果他们知道一些抗议者会携带枪支，他们是否会参加当地他们所关心的主题的集会时，71%的调查参与者表示他们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参加集会。
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成年人害怕大规模的公共枪击事件，三分之一的人因为这种恐惧而避开一些公共场所。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和其他城市的武装人员和团体，改变了公共论坛的传统特征和功能，即自由和平地交流思想的场所。虽然枪支权利的支持者可能主张不受限制地自由携带枪支参加抗议活动，但维护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人们在公共论坛上享有免于恐惧、恐吓和干扰自由表达的自由。
正如法学教授达雷尔·米勒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其他私人和公共场所也牵涉到非第二修正案的宪法价值。与公共论坛一样，大学校园为思想的自由交流提供了便利，而教堂则为自由行使宗教提供了庇护所。投票地点是公民能够或应该能够在不受恐吓或胁迫的情况下行使投票权的地点。
批评者可能会说，将一个地方指定为“敏感”，并不能保证谋杀者会遵守这一指定。虽然这是事实，但它忽略了一点。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决定枪支在公共和私人场所的自由流动程度。布鲁恩案的判决取消了政府的另一项重要权力，即限制公共携带。
美国最高法院接受了一种对第二修正案的解释，这将确保在更多的公共场所中会有更多人持枪。在可预见的未来，枪支将继续成为美国生活经纬线的一部分。
现在，“敏感场所”的问题被摆在了中心位置，这表明国家在枪支法律方面的处境：争夺宽泛的枪支自由的边界，而不是考虑这些自由首先是否应该如此宽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