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Eleanor Olcott报道了一家中德合资企业Kleo Connect中发生的问题，这家合资企业获得了由列支敦士登政府管理的太空无线电频谱许可证，公司的创始人引入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后，出现了大量纠纷，中国公司被怀疑利用这些许可证为中国政府服务，引来了一连串法律诉讼。董事会随后将许可转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这家公司中的争斗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争夺太空控制权时的冲突。

2月的最后一天，一群欧洲金融家和企业家，聚集在一个深夜的在线会议上，以解决一个会议室的纠纷。

这次微软Teams上的会议只持续了35分钟。但这足以让董事会将数百颗近地轨道（LEO）卫星的发射权，从一家中国拥有多数份额的公司的手中夺走，并交给一家美国电信集团的子公司。

这是欧洲和中国合作伙伴，在一家合资企业中长期斗争中的最新进展，对太空电信的未来有巨大影响。

斗争的核心是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授予的珍贵的卫星许可证，这可能使合法拥有者在目前由马斯克的SpaceX主导的新兴近地轨道行业中获得优势。

空间专家、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前官员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亚斯说，获得卫星频谱的许可证“至关重要”。“它们具有战略意义，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军事上，以及通过太空从地球上获得信息主导权。”

争斗的一方是合资企业Kleo Connect的德国合作伙伴，他们指责中国投资者试图窃取许可证在本国使用。

另一方是中国的投资者，他们认为德国人急切地拿着他们的钱，却在背后密谋将许可证卖给美国的一个新的投标人，此投标人与共和党捐助者和五角大楼有联系。

2019年，运载火箭快舟一号甲从中国西北部的酒泉市发射。中国媒体报道称，它代表Kleo Connect公司携带微型卫星。

关于Kleo Connect的争议，指出了随着近地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来控制这样的资产？其并不处在静止位置上，而是在全球交错的空间轨道上跑来跑去。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让当局跟踪卫星活动，控制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这种不透明性，为欧洲和中国的太空伙伴关系带来了不安的背景。自从这家合资企业在2018年初成立以来，各国政府越发关注越来越多的商业近地轨道卫星群（注：一组共同运作的人造卫星系统）所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包括潜在的军事用途。

这个伙伴关系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影响，可能会加剧这些担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这场斗争是一场争夺太空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被伪装成一场董事会之争。”

Kleo Connect的兴衰

2014年，连续创业者和前航空航天工程师马蒂亚斯·斯波特（Matthias Spott），在前往硅谷后决定进军小卫星行业。技术改进使制造和发射小型卫星的成本下降，促使投资者重新审视这个行业的潜力。

为了发射卫星，公司需要获得使用共享无线电频率的许可证，并优先考虑在早期获得国际电联批准的卫星群（注：一组共同工作的卫星系统）。

列支敦士登是一个拥有3.8万人口的小国，位于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设法在队列的前面找到了一个位置，其许可证是最抢手的。据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称，SpaceX在2015年就获得列支敦士登的许可证进行了谈判，但最后却选择了挪威的许可证。

斯波特与一位申请列支敦士登许可证的前瑞银银行家合作，开始尝试为这个项目吸引投资。与德国投资者的合作以法律纠纷告终，这预示着麻烦即将到来。

之后，斯波特被介绍给中国的金融家杰森·周，后者正在四处寻找公司。

许多中国公司，通常由国家支持，在迟迟无法实现雄心后，正在向小型卫星倾注资金。埃夫蒂米亚斯表示，为全球客户建立卫星群是北京“数字丝绸之路”战略的一部分，以超高速互联网连接补充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周充当了筹款人的角色，促成了一个中国投资者财团，包括国家控制的上海联和投资公司和中国电信公司，向Kleo Connect投资了最初的1.2亿欧元。中国人通过分阶段付款将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增加到53%。

斯波特将担任CEO，而中国高管肖恩·谢伊（Shawn Shey）负责商业运营。主要在上海的周则从远处监督项目。德国人将负责业务的技术方面，而中国人则主要监督商业方面。双方达成了一份迷宫般的投资协议，其中充斥着复杂的合同义务和时间表，最终将使企业陷入困境。

一位内部人士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企业文化的差异，“在德国，一切都在签署合同时决定。但在中国，合同的签署只是谈判的开始”。

双方为大大小小的细节争吵不休，经常去找列支敦士登通信管理局解决争端，这家机构负责发放卫星许可证并监管这个项目。

通信管理局主席莱纳·施内普弗莱特纳说：“这个合资企业的功能失调变得越来越明显。”

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董事会会议记录，双方在他面前就从雇用员工到选择卫星制造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他补充说：“这些事情在提交给监管机构之前就应该被理顺了。”

根据八名前任和现任员工的证词，这些裂痕很快就把公司分成了两派，而且诉讼也开始不断。一位前雇员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组织被分裂成两部分，双方互相起诉。”

他不愿透露姓名，因为担心会有法律后果。双方在德国法院发起了60多起诉讼，比该公司高峰时期的员工人数还多。

斯波特指责中国人没有遵守合同。周指责斯波特故意延迟签署文件并破坏项目。双方都否认了这些指控。德方试图解除谢伊的商业运营负责人的职务，引起了中方的报复，他们采取行动解除了斯波特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一家建立革命性的卫星群，以帮助人们在世界遥远的角落进行通信的公司，却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形成了一堵沉默的墙。六名前任和现任员工说，谢伊限制了中国公司与德国创始人领导的技术团队之间的沟通。

一位前雇员说，“惰性似乎是中国管理层的第一要务”，这与初创企业通常的活力充沛不相符。

他们补充说：“大多数人都会收听周一上午9点的会议，然后在一周的其余时间里什么都不做……他们似乎并不想建造一个卫星群”。

谢伊否认他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工程师。我知道业务和技术团队一起工作有多重要”。

一个关键问题是，随着项目的发展，中方为卫星制造商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SECM）划定了更大的作用。SECM是Kleo Connect的投资者，双方同意它将开发卫星群的一部分。

但中国投资者在提交给英国通信管理局的商业提案中，力促SECM成为开发卫星群的“关键技术合作伙伴”。

与西方世界的同行一样，SECM是国家军队的供应商。它的重要地位引起了西方安全官员和德语媒体的担忧，即卫星群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谢伊说，中国军方有自己的卫星，不会使用这个商业卫星群，并补充说，对参与的指责是欧洲“针对中国公司的议程”的一部分。他说，如果发现这个卫星群被用于军事目的，列支敦士登当局有权力关闭卫星群。周说，Kleo Connect是一个“商业项目”，潜在客户包括中国的渔船和上海港口。

但德国合作伙伴也想知道，如果卫星从中国建造和发射，并服务于以中国为主的市场，他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中方表示，由于内讧和监管障碍拖延了项目，没有欧洲制造商能在紧迫的关键期限内交付卫星，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SECM。

然后，在2021年夏天，SECM做了一件事，进一步增加了德国人的怀疑，即Kleo Connect被用作促进中国在太空的利益的工具。这家上海公司向同一轨道位置发射了一系列测试卫星，频率范围与合资企业计划在下一次卫星发射中部署的相同。金融时报通过审查国际电联的许可证文件核实了这些说法。

Kleo Connect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克莱门斯·凯撒说，他与在中国远程工作的名义副手朱烨（音）一起制定了测试任务、卫星规格和发射计划。朱烨从SECM加入Kleo Connect，在那里他是一名首席太空工程师。

凯撒说：“几个月后，SECM突然发射了Kleo Connect想要发射的那种Ka波段卫星，这也是股东之间最初商定的。”

一篇SECM宣传这次发射的文章显示，朱烨与一群员工站在一起庆祝发射。商业运营主管谢伊说，卫星发射与Kleo Connect没有任何关系。“SECM有这么多不同的客户。他们必须继续进行自己的计划，而他们使用了自己的卫星备案。” 

德国人说，这证明中国合作伙伴在利用Kleo Connect的资源，用于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投资。前首席执行官斯波特说：“中国投资者试图确保Kleo Connect不是一个成功的公司。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影子组织，试图从Kleo Connect中窃取卫星群。”

周否认了这一指控，称Kleo Connect正在与全球客户和供应商建立一个商业卫星群，而中国则是“锚定市场”。

列支敦士登通信管理局越来越多地被夹在中间，特别是在中国投资者起诉监管机构涉嫌扣留一份测试确认文件之后，他们说这份文件可以让他们开始接受制造商的订单并推进卫星群的建设。

监管机构的施内普弗莱特纳甚至以“破坏性行为”为由禁止谢伊进入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他作为“最后手段”所采取的措施。谢伊说，欧洲合作伙伴“设计”了这一禁令，在与通信管理局开会前隐瞒有争议的信息，确保在监管者面前发生争执。

最后，施内普弗莱特纳威胁说要撤销许可证。他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项目不会按照通信管理局的批准交付，德国公司只应该被当作一个空壳，而这些频谱实际上被中国公司使用。”

对斯波特来说，这种威胁使他有权终止与中国合作伙伴的使用协议并寻找新的投资者。

美国人的加入

斯波特说，这个项目的诉讼历史使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不敢涉足这个被业界称为“文件大战”的卫星许可证项目。直到他遇到了德克兰·甘利（Declan Ganley）。

这位爱尔兰企业家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Rivada的创始人，公司为美国政府做了数亿美元的工作，包括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

甘利说，他是一个支持生命（反堕胎）和反对欧盟一体化等问题的积极分子，他还对“中国共产党在通信网络方面的战略”敲响了警钟，是“早期对华为情况发出的警告声”的人之一。

Rivada在列支敦士登和德国设立了子公司，以获得授权并运营卫星群，有可能将Kleo Connect控制权的董事会之争变成一场地缘政治斗争。

这家美国公司得到了一些高调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其投资者包括也支持特朗普的科技亿万富翁彼得·泰尔和前小布什政府官员卡尔·罗夫。

甘利的关系并没有止步于华盛顿。在Rivada公司获得持有列支敦士登许可证的公司的多数股权后，甘利让列支敦士登的迈克尔王子担任董事。

然而，即使有王室的参与，Rivada公司在刚刚起步的近地轨道经济中的冒险，对于一个刚进入卫星行业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ivada公司计划发射600颗卫星，这些卫星将在1050公里的高度环绕地球，提供比传统静止轨道卫星（更快的连接，传统的静止轨道卫星在离地面约3.6万公里的固定位置随着地球的旋转而移动。

如果甘利完成了这个项目，它可以将Rivada公司推入近地轨道卫星玩家中的精英联盟。太空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卫星工业协会预测，到2030年，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可能膨胀到10万颗。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的生存，将部分依赖于能够提供最快和最可靠的互联网连接。Rivada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对列支敦士登卫星许可证的控制，这项许可证比SpaceX拥有的挪威许可证拥有更优先的频谱权利。

一旦Rivada部署了它的卫星群，那么SpaceX的Starlink卫星在与Rivada的卫星相交时，将不得不给予其网络优先权。

但成功还远非确定。一位业内人士说，“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规模的项目将是一个重大挑战”，Rivada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国际电联的规定，卫星群必须在14年内部署完毕，否则列支敦士登的许可证将被撤销。

Rivada公司的时间正在流逝，当它进入这个项目时，时间段就只剩下不到一半的时间。

甘利对他“非常强大的团队”完成这个项目的前景感到乐观。通信管理局是拥有向公司分配和撤销卫星许可证的最终权力的机构，它已经为Rivada获得许可证开了绿灯。

然而，对它们的争斗仍在继续。在2月份的微软Teams电话会议上被踢出董事会后，中国投资者周对他的前欧洲合作伙伴提起了法律诉讼，他指责这些合作伙伴阻挠项目并取代他这个投资者，侵犯了中国股东的权利。

他还在华盛顿对Rivada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故意干扰合同关系。周说，对于一个“如此规模和复杂的项目，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最不希望的就是出现法律缺陷”。

甘利为他的公司的行为辩护，说它“在程序上听取了广泛的法律建议，我们严格遵守了这些建议”。

许可证现在掌握在一家公司的手中，而这家公司的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是美国和英国军方的退役高层，还有一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事实强调了小型卫星数量迅速激增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两国的专家都警告说，很难追踪商业卫星群的活动。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埃夫蒂米亚斯说：“没有人有能力跟踪和监测成千上万的小卫星。”

他解释说，各国政府本应向国际电联提供详细的技术规格，但他补充说，“没有人认为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如果他们想隐藏什么”。

急于部署近地轨道卫星，除了超高速互联网的潜在军事应用外，还引发了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碰撞的风险越来越警惕，因为卫星的数量越来越多，太空碎片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Kleo Connect合资企业的崩溃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敌对国家驾驭太空经济所需的信任和合作，在地球上仍然很缺乏。

一位太空行业的业内人士说，这背后更大的意义应该困扰我们所有人，“我担心在太空发生事故之前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我也看不到一个即时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