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传媒系副教授Maria Repnikova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外交政策上使用软实力的区别。她发现，两国对软实力的定义不尽相同，美国注重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而中国则更务实，通过投资和提供留学机会等吸引全球南方的国家。然而，这些中美试图吸引的国家，并不认为两国的软实力是零和的竞争关系，相反，他们更关心能分别从两国获得什么好处。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

在后冷战时代，很少有概念比“软实力”的概念，更深刻地影响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这个词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书中把它定义为，“让别人想要你也想要的东西”。

奈并不只是想解释国家权力的一个要素，他还借此反驳了美国即将面临衰退的论点。相反，奈认为，除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之外，美国还享有对任何潜在对手的巨大优势，这要归功于其丰富的软实力，这依赖于“无形的资源：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利用国际机构来决定辩论框架的能力”。

软实力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重视，但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的几年里在美国得到了检验。在美国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反美情绪的急剧上升之后，奈坚持认为，软实力不仅仅是与硬实力互补，而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实力。

他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说：“当我们不重视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时，我们就会付出代价。”

他敦促更加慎重地部署公共外交。

这种论点在小布什政府中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后来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2013年，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将奥巴马的第一位高级外交官希拉里，描述为“软实力的国务卿”。特朗普时期更鹰派、更少国际主义的政府下，软实力再次弱化，而在拜登上任时再次回归，他承诺恢复国家的道德地位，“不仅要以我们的力量为榜样去领导，而且要以我们的榜样为力量”。

在过去20年政策的这些变化中，软实力的概念越来越突出，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所推崇，他们把它作为描述美国和平文化轮廓的简称。德国评论家约瑟夫·乔夫在2006年引用这一概念时写道：“美国的软实力不仅仅是流行音乐和低俗，它的文化影响力既高又低（指高雅和低俗文化），既是垃圾摇滚又是谷歌，麦当娜和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好莱坞和哈佛。”

这一概念的流动性以及软实力，给美国在通往霸权的道路上提供了先机，也使得这一概念对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具有吸引力。中国是最热烈欢迎软实力概念的地方之一。大约从2007年开始，在当时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国高层官员开始将软实力纳入他们的演讲和出版物中。那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敦促党的干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了丰富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外交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国有媒体机构，以及在162个国家建立被称为孔子学院的文化和语言中心等其他课堂。

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招收外国学生和学者，力求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变得国际化。

与美国一样，软实力在中国被视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想法，是国家崛起特别是经济扩张的重要添加剂。事实上，中国的专家和官员，现在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迫切地接受了软实力。人们固有的认识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有限的，被西方所掩盖，要想真正与美国抗衡，中国需要得到全球舆论更多的认可，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对中国来说，外部的合法性和尊重也与国内的合法性有关。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倡导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理念有关，这些术语标志着围绕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历史的社会凝聚力和自豪感。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加速，很自然地将软实力视为另一个竞争载体，华盛顿和北京希望自己及其政治和经济模式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精英们显然是这样看的。

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潜在弱点：在美国，对民主规范的侵蚀，可能会损害美国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堡垒的形象；在中国，经济放缓和中国对疫情采取的清零政策造成的孤立感，可能会削弱其务实、注重结果治理的声誉。

但是，这种直截了当竞争的样子，并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的发展情况。

首先，这两个国家对软实力的解释大相径庭，对这一概念的操作方式也截然不同。华盛顿将民主价值和理想作为软实力推广的核心，而中国则更注重实际问题，寻求融合其文化和商业的吸引力。这种方法在西方收获有限，但却在“全球南方”产生了共鸣。然而，即使在那里，人们往往认为这两种形式的软实力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简单地说，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都非常乐意让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用他们各自的愿景和价值观来诱惑他们。华盛顿和北京认为是零和的东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往往认为是双赢的。

软实力的硬问题

美国的软实力概念一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因为美国将自己作为自由民主秩序的主要捍卫者。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抓住了美国影响力的这一观点的本质。他用自己最喜欢的说法宣布：“不仅要以我们的力量为榜样去领导，而且要以我们的榜样为力量”。

2021年12月，拜登政府主办了一个虚拟的民主峰会，目的是为了民主复兴和建立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国家的联盟。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与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提升了加强民主团结、对抗共同的专制侵略者的目标。

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呼应了这些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美国大使馆庆祝性别、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为个人韧性和创造力的例子欢呼，有时也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宣传个别移民的成功故事，并邀请他们在活动和论坛上发言。

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私营部门的文化输出形成的，如好莱坞电影、嘻哈音乐和时尚风格，以及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等全球知名的品牌。美国的软实力投射往往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结合起来，例如，在冷战时期，国务院在国外推广美国爵士乐手，而中情局则暗中赞助作家和出版物。

这一传统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存在并扩大，国务院赞助艺术家和音乐家，充当类似于文化大使的角色。

在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实践更注重实用主义而非价值观。一些中国分析家在讨论奈的观点时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区别是人造的，他们指出，美国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正如学者赵可金所指出的，即使是美国软实力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可口可乐，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商业巨头。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战略不仅包括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还吹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执政能力、技术进步、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以及在反贫困和反腐败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动员能力。任何可能改善中国形象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软实力的要素，甚至包括中国的硬实力。

华盛顿有时依靠软实力来转移对其硬实力的注意力，而北京有时则吸引人们对其硬实力的关注以加强其软实力。

在中国领导人的重要国际演讲中，他倾向于淡化意识形态，注重更实际的愿望，这体现了中国更加务实、不那么意识形态的软实力。

2021年9月，习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他的表述削弱了权利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将“人权”重新定义为获得经济的机会。在与全球受众的交流中，中国的国际媒体，如中国日报和CGTN，跟随中国领导人的步伐，强调中国的经济突破。

中国共产党用物质上的慷慨行为来支持这种软实力外交。例如，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领导人承诺出资5亿美元支持中亚国家的发展目标，包括改善农业和公共卫生。

中国还试图通过教育来增强软实力。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官员提供国家赞助的培训项目，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快速发展的灵感来源，特别是在消除贫困方面。

我2019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遇到的一位埃塞俄比亚官员感叹道，“他们让7亿人摆脱了贫困！”

他参加过几次中国的培训。然后他列出了一串他在中国之行中了解到的事实和数字，包括中国的GDP增长率、主办的大学数量，甚至城市化率。

美国的软实力得益于美国教育机构的精英和顶级形象；相反，中国的大学在招收来自全球南方的学生时，将其相对低廉的学费和国家资助的奖学金作为卖点。

在疫情之前，大约有8万名来自非洲的学生在中国学习，使中国成为继法国之后第二受非洲学生欢迎的热门目的地。

中国还将其国际教育项目与国家资助的经济机会直接挂钩。在宣传孔子学院时，中国政府不仅强调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而且还强调毕业生在中国公司就业的可能性。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孔子学院的广告除了列出学习汉语的其他实际好处外，还列出了在中国公司获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

我在埃塞俄比亚采访学生和大学官员时发现，许多孔子学院的毕业生最终在中国企业担任翻译，他们的工资是埃塞俄比亚大学教授平均工资的两倍。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似乎是在用物质诱惑来弥补意识形态力量的不足。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根本没有真正行使软实力，而是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收买人心。

这种批评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种经济诱惑本身并不算行使软实力，但它们通过加强中国作为慷慨、机会、能力和实用主义堡垒的形象，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经济交往还具有情感维度，鼓励人们与中国建立情感联系，特别是在其他机会稀缺的地方。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交易性的，但实际上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展现了中国的魅力所在。

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国的软实力影响不大，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地方的好感度不断下降就是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中国与共产主义和独裁主义的负面联系起来的副作用。

这些负面看法也与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有关，包括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兴起，即官员们用对立甚至无礼的言辞来攻击中国的批评者，尤其是在西方。

然而，在全球南方，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对软实力采取的更为务实的做法，利用其大范围的经济参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最新的非洲舆论调查发现，人们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基本上持积极态度；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的非洲人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有点积极”或“非常积极”。

而在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好感；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负面看法。

在我对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软实力的研究中，以及对在北京学习和参加专业培训的非洲精英的采访中，我发现他们普遍赞赏中国的软实力工具，例如教育机会。

与美国国务院赞助的少数竞争激烈的奖学金项目相比，中国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奖学金，以支付非洲精英和年轻人的学位和培训项目的费用。在埃塞俄比亚，人们遇到的几乎每个官员都已经去过中国，或计划去中国，或认识已经去中国的人。

这些人雄心勃勃，渴望获得在全球主要权力中心的第一手经验，虽然中国可能不是他们的首选，但往往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正如我在2019年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一位埃塞俄比亚媒体专业人士对我说的：“看到中国总比呆在家里什么都看不到要好。”

对于埃塞俄比亚等地的广大民众来说，中国的软实力往往是通过铁路、桥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来体现。这些项目中有许多是有争议的，因为有繁重的贷款，有劳工纠纷，还有对质量和安全的担忧。

然而，它们还是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在亚的斯亚贝巴，无处不在的由中国投资的建筑工地上贴满了中国公司的广告。当我向埃塞俄比亚人询问，如何看待美国官员批评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社会造成的恶性影响时，我经常听到的回答是：“那美国人在哪里？”

承认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相对吸引力和优势的同时，重要的是不要把美国和中国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的竞争当作一个零和游戏。许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有吸引力，并认为它们的不同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即使在东南亚这样对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存在更多公开怀疑和争论的地区，调查显示人们也很不愿意站队。

在我与亚的斯亚贝巴和北京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访谈中，我发现许多人接受中国的经济成功故事，以及共同发展轨迹的想法，同时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与美国相关的价值观，如人权和民主自由。埃塞俄比亚等地的精英们寻求机会与这两个国家的个人和机构互动，有时发现自己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谈判。例如，在中国参加培训项目的埃塞俄比亚记者经常询问美国的类似机会。

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方，官员们经常利用中国的参与作为谈判的筹码，让美国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在2019年由美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主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一位埃塞俄比亚教育官员强调中国是“接收我们的学生”的国家之一，暗示美国应该给予类似的机会。

在场的美国官员礼貌地忽略了这一评论，坚持强调美国提供的机会，如著名的奖学金和大学间的合作。然而，一位大使馆官员私下里承认，在非洲人的教育机会方面，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竞争，对许多非洲学生来说，中国是最有可能的目的地。

不是争斗

展望未来，美国和中国在促进软实力方面将面临不同的挑战。华盛顿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美国对民主价值的强调，与在这些价值上反复无常的做法之间存在脱节。

美国国内的民主侵蚀、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对生育权利的攻击，使美国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民主国家的形象大打折扣。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研讨会上，我感觉到他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有一种恐惧感，即公开这样做会使美国相对于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当我建议美国的公共外交可以对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挑战，传达出更多的坦诚和谦逊时，一位官员问道：“这不会让我们看起来很弱吗？”

在国外，华盛顿对人权的选择性承诺，鼓励了对其意图的冷嘲热讽。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未能激励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国家，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些国家的官员在解释他们不愿意谴责俄罗斯的原因时，往往指责北约在制造乌克兰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并通过指出美国发动的战争来淡化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这种说法恰恰与中国外交官和国家媒体的说法相吻合。

美国还通过限制培训和教育机会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美国外交官经常表示，对在奖学金和其他吸引人才的手段方面与中国竞争的想法感兴趣。但许多人也相信，最好的人才能自然地找到美国，但在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公共外交的行为时，这种信念容易产生惰性。

就中国而言，依靠实际的诱惑而非意识形态的愿景，招致了对其提出条件的审查，并有可能在当地形成完全交易性的互惠关系。例如，中国出口的新冠疫苗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地方受到怀疑，当西方的选择出现时，中国的疫苗被排推到一边；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担忧后来被证实了。

同样，在我与来自一些非洲国家的学生的交谈中，许多人公开对中国一些教育项目的师生互动质量和教学方法表示担心。对中国国家媒体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的研究指出，公众的积极性有限，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些内容不吸引人。

为了缩小质量差距，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其评价标准从数量转向质量，并允许更多的创造性自由，特别是在媒体方面，这两项调整在当下似乎不太可能发生。

总体来看，中国务实的软实力方法有可能陷入单纯的交易主义，中国的任何利益都取决于其他国家获得的物质利益。当我问埃塞俄比亚大学官员，如果在孔子学院学习将不再提供中国公司的机会，当地的孔子学院会发生什么情况时，他们的回答是明确而简洁的：“我们会关闭它们。” 

中国多年来的大范围孤立，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如何影响其在全球南方的形象，还有待观察。然而，在缺乏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愿景的情况下，中国将需要继续发放越来越大的礼物，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放缓，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加困难。

几十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在思考、谈论和有意识地运用软实力，尽管不均衡，而且往往是矛盾的。他们的中国同行起步较晚。这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但也可能对中国有利。矛盾、内部紧张、甚至虚伪已经深深地交织在美国的软实力中。

如果管理得当，中国不那么崇高的软实力愿景可能会避免这个问题，只要它能保持够“软”。

同时，尽管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两国在进行软实力的竞争，但现实看起来更像是软实力的共存。两国能否成功地使自己更有吸引力，与其说是取决于能否战胜对方，不如说是取决于能否克服自己的内部摩擦。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并降低对方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对美国模式或中国模式在整体上是否更具吸引力的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而是对每个国家所能提供的东西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