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深驻华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描述了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和妻子相聚前的隔离全过程。加美编译，不代表网站观点。
我在上海的一家酒店接受新冠隔离的第四天，听到有人敲门。像其他旅客一样，在我被隔离的几周里，除了负责监测我健康状况的医务人员外，我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意外的拜访可能意味着坏消息。那天早上我接受了测试，难道结果是阳性？
我打开门，发现是之前进行新冠测试的那位老先生。他什么也没说，用红外测温仪指了指我的额头，然后哼了一声就走了。我很安全，至少目前是这样。
自从三个月前我回到中国，我一直感到恐惧。这种情绪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它让我在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恐惧并不是对病毒本身的恐惧，而是不知道下一次敲门的是卫生官员、社区管理员还是安全官员的恐惧，他们执行中国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有权在任何时候把我拖进任何隔离区。
这种恐惧还在于害怕自己被锁在公寓里，无法获得食物的恐惧。我的恐惧，以及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经历严酷封锁的数百万人的恐惧一样，是对武断性的恐惧。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压倒性镇压能力的国家。但在这个时代，国家更加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并配备了强化的监控技术来实施这种控制。疫情为国家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和机会来扩大这种权力。
自从两年多前政府在武汉压制了最初的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将新冠病例保持在零的水平已经成了国内外吹捧中国伟大的标志。为了保持这一功绩，官僚机构建立了新的控制和法规，通过追踪、监测和限制人们的行动和行为的技术来实施，并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这种新冠清零政策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它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代表。专制统治，就其本质而言，就必须是任意的。任何需要国家对其失误和行动负责的做法，在这里都是不可容忍的。对于一些国家不喜欢的文字、言论、阅读或行为，敲门声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而且经常出现。其结果是，整个社会被设计在一种惶恐和无助的气氛中。
我回到清零时期的中国的经历表明，当一个不受约束的国家被允许随意支配、不受法律和公民社会的制约时，会发生什么。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中面临的风险。中美之间日益扩大的对抗不仅涉及地缘政治优势或经济主导权，而且涉及更根本的东西。它关系到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命运，我们的未来是由珍视个人的价值观、还是粗暴践踏个人的价值观为指导。
从大局看，中国似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快速建造的高速铁路，以及一个为未来几年有效规划的战略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这样的，但它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官僚机构，不连贯地实施一堆模糊而混乱法规的地方。
有时这可能对你有利。一个官员，自以为很有魅力，或懒惰，或受到恐吓，可以对违规行为或要求置之不理。然而，这为滥用、沮丧和非理性打开了大门。中国的清零政策政策产生了更多不透明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每小时都在变化，使已经具有侵入性的官僚机构对你的生活拥有更多权力。
在返回中国时，我不得不在这种官僚主义的夹缝中行事。我是一名一直生活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在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我的签证申请被中国当局拒绝了，由于无法工作，我决定在2020年夏天离开中国。我的妻子留下了，她也是一名美国记者，她不得不留在她的部门。
我买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记者有不同的规定），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当时，中国的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而且有消息说中国与香港的边界将开放给更自由的旅行，所以我和妻子估计，我们几周后就能再次见到对方，最坏的情况是几个月。最终，我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再见面。
起初，疫情的限制令我和妻子分开：在中国的外国居民被禁止从国外返回，以防止病毒渗透。但障碍也来自外交方面。作为中国持续骚扰美国记者行动的其中一项，我的妻子被告知，如果她离开这个国家，她可能不会被允许回来。
所以我们就按兵不动，我在香港，她在北京。我们用FaceTime来庆祝纪念日和生日。有一次，她在深圳报道，深圳离香港很近，坐地铁就能到，但她还不如在喜马拉雅山。
然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去年11月，华盛顿和北京通过谈判休战。双方都会再次向对方的记者发放签证，令我惊讶的是，我是首批获得批准的美国人之一。我妻子想，也许我可以在圣诞节前回家。
但在中国，乐观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局让我重新申请签证，涉及如山的文件，还让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接受了官员的Zoom问讯。在问讯期间，我接受了有关新闻道德的教育，并被问及是否参加过游击队。
我的申请最终被批准了，但我不得不在香港(我仍住在那里)的中国领事官员那里重新做一遍文书工作，以处理签证。终于，在3月，我的护照上出现了珍贵的J1(“记者”的意思)签证。那张小纸条减轻了我的负担。我可以和我的妻子团聚。
然而，时机对我不利：当我拿到必要的文件时，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在经历新的疫情浪潮，后者被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吞没，每天的病例飙升至数万例。在疫情的限制下，前往内地一直是一项棘手的冒险，而随着当地官员努力保护他们的城镇不受香港疫情激增的影响，前往内地变得更加复杂。
越境进入深圳变得困难；飞往北京的航班延误。最后我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是当时对我来说最好的航线。
和任何从国外(包括香港)进入上海的人一样，我不得不忍受政府管理的三周隔离。中国坚持为进入中国的游客分配一个房间，而不是允许游客自行安排住宿。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奢侈的环境中放松，也可能被困在一星的垃圾酒店里，对此你无能为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食物：隔离酒店通常不允许送餐，但我没办法接受。虽然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在我成长的家庭里，厨房里有严格的犹太洁食，直到今天，我都不吃猪肉或贝类。在中国，一个像美国一样拥有“战略猪肉储备”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我的大部分食物都会有猪肉，如果没有猪肉，那么就有虾，如果没有虾，那么就有更多的猪肉。我尽可能多地带上了燕麦棒和金枪鱼罐头。
我们通过朋友了解到，上海的一家隔离酒店允许送餐，但为了确保我被分配到这家酒店，我需要同一个社区的地址(上海官员往往会根据入境旅客的居住地对他们进行隔离)。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我的妻子和一个朋友精心设计了一个计划，在我隔离后在附近订了一个Airbnb，用这个地址把我带到了合适的酒店。店主们对接待来自受疫情影响的香港的游客持谨慎态度，但最终有一位老板同意了。
当我抵达上海时，机场已经变成了一堆疫情控制检查站。拿到行李箱后，我走进了另一个桌子和队伍组成的迷宫，在里面我将被分配到一个隔离酒店。最后，我登上了一辆巴士，前往我所选择的酒店一间没有猪肉的房间。这个计划成功了。
然而并没有。就在不久之前，这家酒店刚刚改变了政策——不再送餐。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
在中国，如果你知道该打给谁，那么许多看起来没有人情味、难以理解的官僚纠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表面上看起来严格的规则可以在幕后被操纵。我们联系了一个朋友，他认识一个在上海的拉比，他的组织恰好在上海开了一家犹太餐厅。他为我出面调停，酒店员工同意了：他们会把餐厅送来的犹太餐送到我的房间。两小时后，我吃了鸡排、土豆泥和扁豆汤作为晚餐。
清零的目的是拯救生命，这一点已经实现了。然而，这项政策的实施往往极其严厉，甚至残酷。政府在上海的公寓楼周围竖起了围栏，防止居民离开。他们把生病的孩子和父母分开，杀死被隔离家庭的宠物，闯入公寓，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消毒剂把屋里都泡了，把无辜的公民关在家里，没有食物和医疗。为什么政府在所谓的人道主义事业中做出如此不人道的行为?
因为它可以这么做。只有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个人对国家几乎没有追索权，清零行动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行。如果官员们在他们的任期内爆发疫情，他们将陷入麻烦，所以他们有动力尽可能严格。
其结果是一个滋生滥用的体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不受公众压力的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官员们会也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自己。如果一些普通人一路受苦，那就这样吧。
我应该就此打住，并明确表示，我支持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来遏制疫情，比如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但我也相信，人们必须受到尊重和得到尊严。在中国实施清零疫情的过程中，往往缺乏这种基本的人性。
我在上海的隔离还算过得去。房间里有一扇大窗户，一个空的小冰箱用来储存食物，还有一张大床(虽然不舒服)。但在很多方面，我们被当作囚犯对待：整个隔离期间，我们只得到两条手巾，一袋袋的垃圾堆积在我的门外，我被拒绝换被褥。即使是杀人犯也被允许走出牢房到户外锻炼；我们不能走到走廊上去。如果你开门太久，警报就会响。工作人员毫无征兆地敲你的门，以为你会马上跑过来。我经常在清晨醒来做新冠病毒测试。
持续的不确定性使这个本已紧张的时期更加紧张。刚到上海时，我被安排隔离21天，但上海突然把隔离时间缩短到了14天。我立刻燃起了希望。我能比预期的时间提前见到我妻子吗?
当然不是。我发现我在大陆待了21天后才能订到离开上海的机票。所以我住进了另一家酒店等着。至少我不会被困在一个房间里。
直到我被困在另一个房间里。新酒店的管理层拒绝承认这些最新的检疫规则，坚持要求我在整个七天的逗留期间与外界隔离。(我也不能再搬酒店，大多数酒店在缩短检疫期后不接受旅客。）
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里，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隔离措施是一种折磨：在整个过程中，我在户外待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隔离最终在两个城市持续了五周。我的访客主要是进行病毒测试的卫生官员(我一共做了14次)。
有时，这些检测会有不必要的苛刻：木制棉签粗暴地塞进敏感的鼻腔组织，或深入喉咙，导致通常是多次的呕吐和窒息。我可以通过电话与人交谈，但从许多方面来看，我是被单独监禁。
我开始表现出被虐待者的症状：反复出现的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非理性恐惧，极度的昏睡导致意志和注意力的丧失，无法控制的躁动和对压迫者的敌意。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数着自己被释放的时间，担心这一切不会发生。
所有这些隔离措施对保护公众是必要的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奥密克戎病毒变种(目前困扰中国的病毒)的潜伏期为2至5天。如果我的第三和第四次病毒测试都是阴性，那么我在第七和第八轮测试中呈阳性的几率有多大(更不用说第14次了)？
在我在最初入住的上海酒店被关了两周后，工作人员对我的手机进行了病毒检测。我完全理解格外小心的必要性。我也明白，清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在保护自己。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这样的城市暴发新冠肺炎，对注重形象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已经够尴尬的了。如果允许在北京发生类似的惨剧，让饥饿、怨恨的居民像在上海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耳边通过敲打锅子和从窗户里尖叫到深夜来进行抗议，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官员们经常在进入首都时设置额外的障碍，以防止此类骚乱。
在中国任何地方旅行，都需要在你的智能手机上使用政府运营的应用程序生成绿色“健康码”，表明你没有新冠病毒。如果你没有绿码，你就不能进入超市或写字楼，更不用说登机了。
因为我刚从上海隔离出来，我的健康码是绿色的。但要进入北京，我需要一个北京特制的绿码，由一个北京特制的子程序创建。我来自新冠肺炎肆虐的上海，我以为自己不会有绿码。我面临着被北京无限期拒之门外的可能。
当一位朋友发现一项允许残疾人前往北京，而不需要携带必要的健康码的新规定时，我又看到了希望。我几乎完全失明，因为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视网膜疾病，所以我符合资格。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我不会利用我的残疾来获得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我愿意破例。
但还记得我说过不要对中国太乐观吗？我可能已经完成了三周的隔离，但当我出来时，上海已经被封锁，当我要飞往北京时，限制措施已经延长。
任何人都不允许上街，即使你像我一样已经订好了机票。我迅速向上海市政府提交申请，要求获得旅行许可。我认为，作为一名派驻北京的新驻外记者，我有义务待在首都。
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几小时后，一张允许我去机场的通行证出现了。但这还不够。我有机票和通行证，但没有交通工具。在全城封锁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叫到出租车。通过联系，我们找到了一名持有许可证的司机，他可以在封锁期间行驶，我安排了他来我的酒店接我。
我坐飞机的那个早上是整个旅程中压力最大的。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但总是害怕武断的行动。我遇到的任何官员都可能禁止我登机，并把我留在上海。然后呢？司机把一辆小巴停下来，我们开着车穿过有着2500万人口的上海。
看到诡异的、人烟稀少的街道时，我担心会出什么差错。当我们接近机场时，通常是一辆接一辆车的高架公路上空空如也。我进入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机场，那里的商店和登记柜台都已关闭。
首先，入口处的两名保安检查了我的文件(我拿了一叠有18张纸的文件)。然后他们叫来机场的医生来检查。获得他同意后，我就带着近两年前打包的行李穿过了静默的航站楼。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几名工作人员翻看着同样的文件，而我紧张地站在旁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最后，我拿到了登机牌。
我终于在回到北京和我妻子身边的路上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更多的新冠病毒测试，更多侵入性的高科技跟踪，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封锁、更多的规定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将是一个永远让人害怕，害怕下一次敲门的专制下生活。
中国制度的倡导者认为，美国因为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献身，而牺牲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这里有一些事实的成分。但中国所宣扬的却要糟糕得多：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在中国国内外，中国政府的许多支持者拥有足够的财富和人脉，以保护自己免受最恶劣的虐待；而大多数仍然贫穷和沉默的中国人却不能。
面对一个反复无常的强大政府，他们依然毫无防备。这个国家可能比许多自由民主国家更好地防止了新冠死亡。但是，这种成功是以牺牲人类尊严和人类精神为代价的。疫情的威胁将会过去；不幸的是，专制的威胁不会消失。
我和妻子在662天前分别的同一个机场重逢。
“嗨，是我，”当我从行李提取处出来时，她说。就好像我们前天见过面一样。有那么一瞬间，那些痛苦、孤独的分开岁月突然消失了，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但这只是一小会儿。在穿过到达大厅的路上，我们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拦住了。那天早上，北京的规定又变了。
我再也不能自行回家隔离14天了(在上海的21天隔离是不够的)。现在，只有由城市的各个区派出的指定车辆，才被允许接送旅客，以创建一个所谓的“闭环”。
问题是似乎没有人通知区政府。汽车还没有到。与此同时，我们和其他从上海来的旅客一样，被圈在航站楼内，像牲畜一样，没有食物和水。最后，附近一家麦当劳的工作人员显然为我们感到难过，开始接受点餐并端过来。我和妻子的第一顿饭是麦乐鸡块和薯条。
四个小时过去了，一辆汽车终于出现了。司机穿上了必要的防护服，但他是个大块头，一脚就把防护服的底部踩穿了(他有一个现成的备用品)。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被关在了公寓里，而我的妻子无法留下来，拿着她收拾好的行李箱，住进了街对面的一家酒店。
这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再次相聚的样子，我们应该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一起。但这可能更合适。在新冠肺炎要清零的中国，正常生活和理智将不得不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