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Cathy Chan报道称，全球金融业几家巨头最近被中国证监会约谈，要求控制高管薪酬水平，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保持一致。这只是在华外资银行近年来遇到的挑战之一，他们的业务短期回报有限，审批过程漫长，但由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它们都不愿撤资，不会放弃未来在华最终可能获得回报的希望。加美编译，不代表平台观点。

全球金融业巨头们纷纷被中国官方约谈。

会上讨论的是薪酬问题，政府特别要求瑞士信贷集团、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报告其高管薪酬的细节。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今年在上海和北京召开的会议上警告各银行，不要给公司高层太过慷慨的奖励，否则可能会与党的政策发生冲突。

这次“政府决定薪酬”会议，只是全球银行在进入中国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遭遇的众多颠簸之一。在经历了多年的亏损或微薄回报之后，其中一些公司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前景。短期来看，前景并不乐观。

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最终可能获得回报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被打碎。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最终可能得到回报的希望已经被一再打碎。中国的疫情封锁、动荡的市场以及中国领导人重塑商业格局，并重新确立国家控制权的举措，在纽约、伦敦和苏黎世的银行中产生了回响。

高管们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国。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执行长郭利博(Filippo Gori)最近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达了普遍的观点，他说摩根大通关注的是未来25年在中国的业务，而不是下个季度。

但在私下里，越来越多的高管对本国银行在中国的近期前景表示怀疑。

对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瑞银等公司的8位资深银行家的采访，指出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薪酬的问题只是担忧之一。据知情人士透露，监管机构已向银行施压，要求它们减少现金薪酬，并将递延奖金延长至三年或三年以上（指公司将奖金分期向员工支付的制度）。他们遇到的其他问题还包括许可证、招聘、数据安全等。这些人都要求不具名，以免激怒上级、客户或中国当局。

中国领导人打击不受欢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靠的是压倒一切。他希望控制富可敌国的企业家，缩小中国顽固的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一个标志，几家主要银行，包括瑞士信贷、摩根大通和瑞银，最近对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整。据熟悉此事的人士称，去年在中国招聘了约200人后，瑞士信贷银行现在推迟了组建一家本地银行的计划，并可能解雇几十人。其他银行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方慧思（Veronique Lafon-Vinais）说：“华尔街银行现在真的需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想在中国？他们真的盈利了吗？他们中国业务的真实资本回报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显著的命运转折。仅仅三年前，这些银行中的许多人还在庆祝中国开始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全球银行被允许控制它们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的合资企业，以便在大陆获得最初的立足点。摩根士丹利在2011年成立了一家证券公司，在2021年为其中国业务赚取了一点利润。摩根大通也是如此，它在2019年左右重新站稳脚跟。自2008年进入中国的瑞士信贷和2006年进入的瑞银，在华利润大幅上升，尽管基数很小。

总而言之，全球前六大银行去年在中国的收入约为4200万美元，虽然与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但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低迷之后，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这些数据不包括与中国海外客户进行交易所获得的利润。

不过，开心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对疫情采取的“清零”措施让上海封锁了数月。金融市场步履蹒跚。经济不振。交易枯竭。

全球银行最赚钱的中国业务，即在离岸市场销售中国公司的新股票，今年比去年同期暴跌94%，因为中国已经收紧了海外上市的规定。离岸债券销售下降了39%。在国内，外资银行在与中国国内银行巨头的竞争中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只会加剧这种情况。中国区的一位高级银行业主管在不透露姓名的情况下说，中国监管机构已经表明，中国领导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稳定，与疫情一道，阻碍了许可证和其他必要的文书工作。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处于自40多年前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据知情人士透露，瑞信近期的问题之一是：监管机构仍未对其在中国内地的证券合资企业进行扩张之前所必须的现场检查。

瑞信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戈特斯坦表示，其“在一些增长型投资方面稍作等待”，包括放缓在中国招聘客户经理的步伐。他在上周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其在中国内地的整体布局正在步入正轨，包括成立一家本地银行的许可程序。

知情人士说，高盛终于在5月底获得了几个在岸牌照的批准，这距离去年10月其获得在华合资券商持股比例增至100%，已经过去了近八个月。其仍在试图获得最终批准，将在岸财富和交易业务从中国合作伙伴那里转移出去。18个月前，高盛同意收购这项业务。这个过程虽然慢于预期，但仍在2022年的目标时间内。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扩张历来更为谨慎，持有的牌照也比竞争对手少。今年早些时候，公司申请了四张牌照。不过，中国证监会今年2月批评其用海外收入补贴其在华业务，并要求修正其业务模式。摩根士丹利正在等待最终批准，以获得其基金管理公司85%的控股权，此前这一比例为49%。

瑞银、高盛、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的发言人均拒绝置评。

希望从零开始建立业务的外国银行也遇到了障碍。证监会网站上公布的文件显示，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对法国巴黎银行在全球排行榜上的竞争力，和一位合规官的资格提出了质疑。在这家法国银行申请成立一家证券公司近一年后，这条反馈出现了。渣打银行被要求就过去三年针对其的处罚和调查提交一份报告。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在其网站上表示，监管机构还要求其解释其跨境交易和数据流系统。

法国巴黎银行的一名代表拒绝置评。渣打银行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证监会正是召集高管讨论银行家薪酬问题的机构。知情人士将这些讨论描述为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人事决策的干预，即使不是前所未有，也是极不寻常的。这表明，外资银行正被置于与当地券商相同的地位，过去两年，后者被告知要削减工资和开支。

出席会议的高管包括瑞信中国区董事长胡知鸷和高盛中国业务联席主管范翔。最高监管机构要求他们将薪酬水平，尤其是高管薪酬，与“共同富裕”的议程保持一致。

中国证监会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在薪酬方面，一家中国券商的董事总经理第一年的薪酬约为人民币400万元。摩根麦金利金融服务招聘主管朱煜霄说，华尔街投行的薪酬比这高出10%-20%，而二线外资银行则难以与之相比。

在薪酬方面的压力下，这一差距现在可能会缩小，从而更难吸引人才。据当地猎头公司称，在仍主导交易撮合的本土公司中，更资深的银行家可以拿回远高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薪酬，这是外资公司难以企及的。

银行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同时努力遵循中国领导人的要求。除其他事项外，监管机构告诉银行高管们要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其中一位人士说，他们被禁止支付可能被视为不公平的高薪。

高管们还必须与直接向监管机构，而不是银行报告的合规人员打交道，没有监管机构的批准就不能解雇他们。熟悉情况的人士说，一些银行家担心，随着经济的放缓和房地产的不景气侵蚀政府的国库，地方政府可能拒绝兑现一项针对外国高级经理人的税收优惠计划。

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之际，一些高管也离开了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岗位。瑞银驻香港的中国业务主管金弘毅(David Chin)今年4月离职，部分原因是旅行限制以及专注于地区业务的需要。他的继任者是现居上海的钱于军（Eugene Qian）。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黄国滨(Houston Huang)也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国证监会前官员陆芳。今年4月，瑞信证券合资公司的负责人涂雷(Tim Tu)离职，担任亚太地区更高层职位。

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跨国银行不会在中国撤资。例如，瑞银今年3月将其在证券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提高至67%，其2021年在中国内地的营收较2019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0亿美元。但如果业务前景没有改善，一些公司可能会重新部署资源。

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也未能幸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帝国时期的贸易，并计划继续在中国增加人手。汇丰银行首席财务官埃文·史蒂文森表示，汇丰银行仍然看好中国。不过，汇丰内地业务一季度利润下降了10%，反映出其在中国动荡的房地产市场上的风险敞口很大。

研究华尔街数十年的Odeon Capital Group分析师迪克·博夫说：“试图增加中国市场头寸的大银行正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中国现在需要外资银行的帮助，但一旦中国的债务问题达到一定水平，外资银行的业务就不太可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