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林杂志的Shannon Proudfoot采访了加拿大的国防部长阿尼塔·阿南德。她在疫情间担任采购部长，成功地为加拿大采购了个人防护设备和疫苗。她随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刚上任便需要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和一系列丑闻。她短暂的政治生涯使她与其他政客截然不同，但她出色的能力却让她成为了下一任自由党领导人的热门候选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阿尼塔·阿南德（Anita Anand）的表现正如她做了二十多年的法学教授一样：干脆利落，小心翼翼，偶尔容易使用晦涩难懂的词汇，而她的工作人员也不忘嘲笑。但这位国防部长出席这些新闻发布会时，就像一辆从隔壁街区驶来的冰激凌车。她通常带着一帮年轻的工作人员有目的地匆匆而行，你可以通过她手中的电话所播放的音乐来追踪她距离多近。

4月中旬，在加拿大部队特伦顿基地，选择的歌曲是威肯的《Take My Breath》；在那之前，是凯戈和惠特尼·休斯顿的《Higher Love》。工作可能是沉重的，但音乐使气氛变得轻松。

阿南德首次访问了多伦多以东约170公里的特伦顿，宣布即将向波兰部署100名军事人员，为逃离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在宣布之前的半小时，她和她的工作人员在“绿屋”里做准备，这是一个用空心砖砌成的会议空间，里面放着大学宿舍里也可能有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家具，桌上摆放着杂货店里的糕点和荧光色的复活蛋图案餐巾。

阿南德拿着打印好的发言稿，一边飞快地做着修改，一边询问她的工作人员：俄罗斯的入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还是几个星期？这里的法语动词是assister（协助）还是aider（援助）更好？谁在为难民提供精神支持？这个部门的演讲稿作者现在已经发现，她喜欢将词语排成三个一组，并把任何修饰性的语言都砍掉。她对她的工作人员喊道：“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告诉他们：没错，不要花言巧语。”

当她的演讲结束后，她和她的团队排练了如何应对媒体问题。她的新闻秘书丹尼尔·明登完美地模仿了记者的一贯语气，就像你家的毛头小子刚刚抓到你醉醺醺地溜回家的样子。作为回应，阿南德重复着她还在背诵的一周前的预算中的谈话要点和细项。她说：“跟进问题！继续跟进！用力地跟进！”

阿南德是这个政府中极少数具有透明度和正常人类沟通能力的人之一，但这不是她目前在使用的装备。

然后他们就没有时间了。她问道，“我们是否应该先来首小曲？”

然后在穿过停机坪走向电视摄像机前放起了《Take My Breath》。

现在很容易忘记她是一位高级部长，但阿南德仍然是一位在联邦政坛只呆了三年的新人。她对担任突然忙疯了的内阁职务并不陌生。当疫情到来时，她是采购部长，这个通常很重要但很沉闷的职位变成了一场对保护设备、快速测试和疫苗的忙乱全球采购。笼罩在她的国防部长工作之上的，是普京在乌克兰的疯狂野蛮行为，及其颠覆了冷战后世界秩序后所带来的全球生存威胁。

正如阿南德在5月初的一次国防专家会议上以律师的谨慎态度所言，“我们目前确实生活在一个似乎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中。”

长期以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更多清醒的观察家一直指责加拿大在国防方面揩油。我们在地理上是幸运的。国防和军事并不令加拿大公众感到兴奋，因此将其作为优先事项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好处。世界上最强硬的老大哥就住在我们下面，让我们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感觉，认为肯定没有人会来惹我们。

美国阿拉斯加参议员丹·沙利文，在5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种批评，他说：“我们仍然有北约的盟友——加拿大是其一，只会吃白食。”

现在，世界受到了一只掠夺性的俄罗斯熊的威胁，在这场冲突中，最糟糕的可能升级是核战争。最不令人震惊的结果是已经知道的恐怖：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平民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强奸或被迫迁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现在已经很清楚，和平的全球平衡从来都不像我们曾轻率认为的那样稳定或确定。

加拿大对这一切的回应就在阿南德的办公桌上，放在她的工作范围内最棘手的任务之上：改革和更新加拿大武装部队（Canadian Armed Forces，CAF），在过去几年里，加拿大武装部队被大量的性行为不当指控所撼动。

即使在情况好的日子里，当欧洲没有发生战争和内部的士气危机时，国防也与其他内阁工作不同。部长管理两个独立的机构：国防部和加拿大武装部队，后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有自己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司法系统。预算也是庞大的，购买任何东西的过程都是出了名的缓慢，政治爆炸的可能性很大，再加上通常对部长来说是陌生的，令人生畏的军事文化。

前国防参谋部副部长、国防协会研究所会议主席盖伊·蒂博说：“这不是一份任何人都想要的工作。”

不过，现在，这就是阿南德的工作。她带着一个深刻的信念来做这件事，那就是尽己所能，不是为了寻求奖赏，而是因为做好工作是种美德。这种信念植根于她的印度教信仰，并由她已故的母亲灌输给她，这些价值观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就像她母亲的声音仍在她脑海中回荡一样。

特鲁多担任自由党领袖的时间已接近10年，他的政党也掌权7年。继任计划是不可避免的，而阿南德是明显的潜在领导权竞争者之一。她转到国防部，是特鲁多明确表示了对她的信任，认为她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驾驭这个职位，就像她在上一个职位上做的那样。

这也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带着感激和歉意的微笑交出的烫手山芋。在内阁中，一项困难但重要的任务和一项不可能完成且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之间，存在着一条细微的界限。阿南德在这项工作中的成功，以及加拿大在一个黑暗世界中的声誉和安全，可能都在刀口上挣扎。

20世纪60年代初，阿南德的母亲和父亲，萨罗吉·达乌拉特·拉姆和桑达拉姆·维韦克·阿南德，一位麻醉师和普通外科医生，带着他们学龄前女儿吉塔生活在尼日利亚（注，阿南德的父亲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人，母亲是印度旁遮普邦人），当时桑达拉姆在考虑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国的可能性，第一个落脚点是哈利法克斯。

他租了一辆车，开车到新斯科舍省风景优美的安纳波利斯谷，发现了适合他家落户的地方。他们在肯特维尔定居，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6000人的小镇，1967年阿尼塔在这里出生，她的妹妹索尼娅在1968年出生。他们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南亚家庭之一，由于在加拿大没有亲戚，他们从小就与彼此和这个家乡关系亲近。

阿南德说，“我们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但同样地，我们也是这个社区的一员。”

阿南德家的孩子们总是被称为“吉塔和女儿们”，吉塔大6岁，阿尼塔和索尼娅相差16个月。当他们的父母工作时间长时，他们会去隔壁的克利夫兰家，那里住着阿尼塔最好的朋友黛比。如果到了晚餐时间，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回家，他们就留下来吃晚饭。

有一天，当索尼娅和阿尼塔大约四岁和五岁时，拉姆开车带她们去新斯科舍省格林伍德的军事基地，在那里她们看到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现任总理的父亲）从一架直升机上下来。特鲁多立即注意到了拉姆披着的纱丽（南亚妇女的传统服饰），并走了过来，用印度的问候语namaste向她鞠躬。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正如家训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女孩需要为你们的国家服务。你们的国家需要你。”

拉姆沉迷于新闻、政治，以及从罗斯福到甘地以及所有加拿大总理等伟大领导人的传记和演讲。阿南德说“她不一定会用‘领导力’这个词，但她希望我们能努力。”

如果她考了99分，拉姆的回答是：“为什么不是100分？”

一旦他们开始讨论她在法学院毕业后的职业前景，她母亲会提出进入最高法院的想法。对阿南德来说，这从来都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只是一种爱的野心。

她的母亲在2014年死于癌症。阿南德回忆说：“即使她真的病了，她也会说，‘只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在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变了，她用一个微微握起的拳头来强调这句谏言。有那么一瞬间，很明显她的母亲就在房间里。她说：“它好像就在我心里，母亲的声音就是如此。”

拉姆的女儿们确实都很努力。吉塔成为一名劳工律师，索尼娅成为血管专家和医学教授。与此同时，阿尼塔在皇后大学和牛津大学完成了学位，然后于1992年回到东海岸，在达尔豪斯大学获得加拿大的法律学位。

她在著名律所托利的多伦多办事处担任实习生，刚来时，她学了一堆理论课程，而她的实习生同事们都学了公司商业法、证券和破产法。她觉得自己的学习曲线几乎是垂直的。

一天，在公司的午餐会上，她遇到了另一个实习生约翰·诺尔顿。她告诉他她的车有问题，诺尔顿说她从一个修车厂中得到的报价太高了。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报价，然后他就一直在帮助她：帮她搬到她姐姐的地下室，从办公室的深夜开车送她回家。他们开始约会的时候，正是他们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时候。1994年，阿南德被授予律师资格，并被托利公司聘用，她和诺尔顿在第二年结婚。

她喜欢从事公司法工作，但她知道学术界才是她的归宿，因为写作和教学让她感到兴奋，却没有成为合伙人的想法。阿南德从托利请了假，并去多伦多大学攻读法律硕士，第二年，她在产假期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儿子。

随后，她在西安大略大学和皇后大学任教，并在休假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注：美国政府促进学术交流的旗舰项目）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律和经济学的访问讲师。在这期间，她和诺尔顿又生了三个孩子，包括一对双胞胎，最终在五年之内有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2006年，她回到多大，担任法学院副院长，后来担任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的J.R. Kimber教授。她的奖学金、奖项、交叉任命和出版物填满了一份长达19页的简历。此时，随着阿南德的学术生涯如火如荼，她和诺尔顿在奥克维尔定居，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孩子上钢琴课，打冰球。诺尔顿担任他们球队的教练。

母亲给阿南德种下的想法——通过竞选公职为国家服务，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但这与她认为政治是一种非常艰难的生活方式相冲突。不止一次有人找她参选（她不愿意说是谁），但她一直拒绝。

不过，在当了二十年的教授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已经为学术界付出了一切，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到2018年底，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准备好的加入安大略省高级法院法官的申请，不过她一直没有寄出。下次有人提起参政时，她没有拒绝。

阿南德喜欢当教授，很难想象把它抛在脑后，但她的家庭所灌输的服务理念有很强的吸引力，她觉得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贡献。

她先是在附近的几个选区施展了手脚，因为奥克维尔似乎没有人争夺；大家都认为2015年在自由党浪潮中首次当选的议员约翰·奥利弗会再次竞选。但在2019年秋季选举前，他宣布离开政坛。

突然间，奥克维尔选区出现了空缺，尽管阿南德必须先击败前省议员、在当地较有名气的凯文·弗林，才能获得提名。

奥克维尔位于多伦多的西南部，虽然人口超过20万，但在严格来说仍是一个“镇”。它比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水平更白、更富有，当有人写到它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将当地描述为“林茵飞地”。

阿南德说：“许多人告诉我，一个明显的少数族裔女性不可能在奥克维尔当选。”

但是，当奥克维尔自由党人在那年6月聚集在当地的一个宴会厅投票时，阿南德获得了提名。大选是在10月中旬，所以那个夏天和秋天成为了由地图、车道和要敲的门形成了一片模糊景象。由于阿南德是一个健谈的人，拉票成了一场微妙的芭蕾舞，因为助手们试图在门前带着她继续走，而团队的其他成员则在半路上等待。她最终以七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保守党候选人。

选举结束后不久，她被召去与为第二任特鲁多政府提供建议的过渡团队的一些人会面。他们想了她是否有某些黑料，所以她知道他们在审查她的资料。

一周后，她开着丈夫的皮卡驶入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一个停车场，她儿子打电话说他的车没电了，她匆匆忙忙地在乱糟糟的居家服上套了一件外套去帮忙。当时他们连接好两车的跨接电缆，她正坐在卡车里，等儿子喊她发动引擎。此刻她的电话响了，是总理办公室总机的，她先是大叫了一声，然后接听。

他们告诉她，第二天早上要到渥太华与总理见面。

阿南德走进房间时，紧张得不得了。她见过特鲁多几次，但并不真正了解他。当他说想让她担任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时，她振作起来，回答说：“我非常荣幸”， 为防止那一刻太过激动，她按照事先想好的那么说了。

她说，“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流了一点眼泪。然后我不得不去了解一下公共服务和采购部是什么。”

这个部门是政府的供应橱窗，负责购买战斗机、海军舰艇和软件，如被诅咒的联邦雇员的凤凰薪酬系统（注：Phoenix pay system，在2016年推出后出现了大量付款错误）。通常照耀在这个部门上的唯一聚光灯，是关于昂贵的、会被头条新闻报道的错漏。

在他们宣誓就职的那天，阿南德的一位内阁同事安抚性地向她保证，在她学习如何同时成为一名新秀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时，不必开新闻发布会，甚至没有人会知道她的名字。这可大错特错了，2019年11月，当他们在丽都厅宣誓就职时，第一批新冠病例几乎肯定已经在中国流传。

几个月后，当这一疫情的全貌逐渐显现，联邦政府开始定期做新冠的消息更新时，阿南德每天都会看着她的内阁同事与杜鲁多一起讲话。她第一次在摄像机前加入他们的行列，谈论全球对个人防护设备的迫切需求时，她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她说：“我身体里有一部分像在看新闻发布会。”

有一天，诺尔顿在电梯里，他的妻子突然出现在墙上的小屏幕上，成为了当天的新闻。他说：“坦率地说，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她的脸，这很奇怪。”

下一阶段是试图为一个国内没有疫苗生产的国家储备疫苗，当时不比现在，那可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商品。没有办法知道哪种疫苗会首先通过临床试验的终点线，哪种会失败，所以一个为政府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新冠疫苗工作组，告诉阿南德加拿大的最佳计划是对冲风险，与所有七个领先的候选公司签订合同。

她和她的团队在2020年夏末的大约六个星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在阿南德看来，一旦加拿大签署了一系列的疫苗合同成为公认的事实，人们似乎就忘记了这项任务的强度。

她说：“我们正在与领先的国家竞争，其中许多国家都拥有国内的生产能力。我就像是一只抢骨头的狗，我们，必，须，要，做，到。”

起初，阿南德将情绪上的压力抛在一边，说这只是她的工作。但随后她承认，用越变越轻的声音说：“这非常有压力。非常，非常有压力”。

辉瑞是加拿大卫生部在2020年12月中旬批准的第一种疫苗，而第一批货物将在几天后抵达加拿大本土。在汉密尔顿国际机场初冬的黑暗中，站在停机坪上，阿南德对把小玻璃瓶送上那架飞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它差点不会发生的许多情况感到不知所措。

她简单地说：“我被感动得哭了。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当阿南德的父亲在老人院注射疫苗时，她和父亲在一起。在那一刻，她和其他每一个加拿大人一样，一旦知道他们的父母或处于风险中的亲人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时，感到了一丝轻松。

然而，加拿大的接种运动开始得很慢。其他国家在为其公民接种疫苗方面走在了前面，每一次延迟或运往加拿大的货物少于预期的情况，都会成为当天的重大头条。阿南德拒绝讨论合同中的内容，使情况更加恶化，她说合同中包含保密条款，违反这些条款将危及加拿大的谈判地位。

最终公开的最接近价格标签的事实，是用于疫苗和新冠治疗的90亿美元的预算数字，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疫苗。整个冬天和春天，在公众和媒体中普遍存在一种感觉，即加拿大人倒霉了，而联邦政府根本不肯承认。

然后，疫苗的交付趋于平衡，存货最终堆积如山。到了夏末，几乎所有想接种的加拿大人都已经接种了两次疫苗。曾经看起来像灾难性的失误，最终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接种疫苗比例最高的人口之一。

特鲁多在2021年8月举行了一次快速选举，这一次，阿南德在敲开奥克维尔选民的大门时不再需要自我介绍，就能赢得连任。之后，寻常的关于内阁成员的讨论活跃了起来，人们一致认为阿南德是成为国防部长的明显选择，因为她成功地处理了棘手的疫苗问题，而且国防自身也处于危机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加拿大武装部队中出现了一系列性行为不端的指控，这些指控非常普遍，而且影响到了高层，动摇了军队和公众对这个机构的看法。前任国防部长石俊（Harjit Sajjan）牵涉其中，当时的军事监察员报告说，他曾试图提醒石俊注意针对国防参谋长乔纳森·万斯的性行为不端指控，但石俊拒绝听取这些信息。

阿南德开始准备，以防指派给她的新任务的预测是正确的。她阅读了前最高法院法官玛丽·德尚和莫里斯·菲什审查性行为不端和军事司法系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并写下了一份问题清单，以防在她在真的得到这份工作后，能交给她的副部长。

当她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时，一些奥克维尔自由党人开玩笑说，总理为了奖励她灵巧地处理了一项艰难工作，所以给了她一项更难的工作。前国防参谋部副部长蒂博说，“我认为阿南德部长只是有点骑虎难下。”

然后普京袭击了乌克兰，阿南德发现这只老虎原来有两个头。国防参谋长韦恩·艾尔将军在2月24日半夜给阿南德打电话，告诉她入侵已经开始。几个月来，加拿大的情报一直指向这个结果，阿南德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但她还是感到非常沮丧。他们同意明天一早再谈扩大加拿大对乌克兰支持的问题。过去允许加拿大在国防问题上自满的全球平衡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军费开支、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帮助以及加拿大与北约盟国并肩作战的紧迫压力。

在2017年的预算中，特鲁多政府宣布它将在2026-27年之前，将国防开支从189亿加元增加到327亿加元，这相当于在10年内增加70%。但是，在2022年预算的准备阶段，鉴于全球深刻的不稳定，人们强烈期望预算的另一次大幅提升。

阿南德说，她向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选择”，其中包括一个超过北约要求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议会的预算官员估计，加拿大每年至少需要增加200亿加元的开支才能达到北约的基准。

高级军事领导层制定了几种增加开支的方案，但新预算最终包含的内容：五年内80亿加元，甚至低于他们最没有雄心的方案。所有这些都因以下事实而变得复杂：由于采购速度极度缓慢，国防部的预算经常支出不足。

为了应对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阿南德强调了加拿大对乌克兰大规模的支持，包括为3.3万名乌克兰士兵提供武器、装甲车和培训，这些士兵粉碎了普京预期的快速胜利。

但是，从2015年到2019年一直担任自由党议员的加拿大陆军前指挥官安德鲁·莱斯利认为，特鲁多政府从根本上说是在“自我陶醉”，只专注于社会项目，对外交事务或国防领域缺乏兴趣。他从宏观数字和潜在的附带损害的角度思考问题：政府在导致3.8万名加拿大人死亡的疫情上花费了数千亿。然而，据他估计，当加拿大和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与普京升级的生存威胁，并且这个威胁可能会消灭所有人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在遭受多年装备不足、士气低落和决策迟缓的加拿大军队身上花大钱。

他问，“如果现在还不打算花大量的钱在国防上，更待何时？答案是自由党政府不愿意。”

回到特伦顿，在复活节长周末前匆忙安排的访问中，阿南德宣布向波兰部署武装部队成员，然后参观了停在停机坪上的两架巨大的亚光灰色军用飞机，放的角度正好适合电视摄像机。这两架飞机中较大的一架是“环球霸王”（Globemaster），其巨大的机腹可以装载一辆坦克或三架“狮鹫”直升机。

阿南德爬上通往飞机大嘴的坡道，沿着接待的空军人员排成的直线前进，边询问每个人的工作和背景。当她听到一个人来自奥克维尔时，她很兴奋，并开玩笑说，士兵们说的关于自己的军事生涯和部署的故事都这么好听，简直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

一名士兵面无表情地说：“部长，我们是在半小时前才知道今天早上要接待你的，所以他们不是事先安排的。”

她回复道：“你发现的时间只比我晚一点。”

基地的指挥官瑞安·戴明上校感谢阿南德揭了他的短，大家都笑了。

一台机械升降机就在飞机后面，15米长的平台上装满了塑料包装的托盘，里面是运往乌克兰的餐包。阿南德欣喜地盯着这些东西看：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采访中念叨着加拿大将运送40万个餐包，现在它们就在这里，等待着被送上环球飞机，运往大西洋彼岸。

到目前为止，阿南德在加拿大空军和国防专家中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她被认为是深思熟虑的；她能很好地听取简报，提出聪明的问题，并能迅速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在国防部，让文件堆积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繁琐的机器，许多齿轮要等到部长发话后才能运转起来。这需要一个愿意做出决定的人，而不是对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政治算计犹豫不决。

阿南德很早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意愿。当她宣誓就职时，另一位前最高法院法官路易丝·阿尔布尔正深入进行为期一年的性行为不端审查，并已向石俊建议将刑事案件移交给平民当局，而不是继续让军队调查自己。

作为国防部长，石俊被认为是不太管事的，对国防参谋长过于恭敬，希望问题自己消失而不是处理它们。上任一周后，阿南德宣布她将立即接受阿尔布尔的建议。

阿南德仍然怀念与学术界同事一起探讨复杂的概念。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在普通情况下比政府中的其他重要成员更加开放，因为政府在集中控制和信息管理方面的做法令人抓狂。

当阿南德谈及她目前的要做的事情时，困难就来了。在谈到国防问题时，她经常滑向谈话要点模式，突然变得不那么坦诚，也不愿意承认有不确定性或冲突，而是使用事先想好的说辞。

这种转变很明显，就像有人把店面上的金属百叶窗突然放下来一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让人感觉很失望，就像在与一个聪明的、熟悉的人进行的真实对话中时的一个小小的背叛。

当被问及她将如何定义这个部门的成功时，她说，她想建立一个更长久的结构，在她离任后仍能运转。并且，直接从谈话书中，确保CAF成员在每天穿上制服为这个国家服务时得到保护和尊重。

她说：“除此之外，我希望确保我们在尽可能的减少加拿大武装部队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果。”

很难说阿南德何时会切换到谈话要点模式，是因为她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事件，还是因为她想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国防部可能将带来一系列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时候，她很好地效仿了这届政府中最令人沮丧的做法，但更多的时候，她听起来有能力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诚实，可以消除其中的一些问题。

当她在谈话时跑题时，她一次次地提到学术界。谈到她的研究，或者与学术界的同事们聚集在一起，把某人的论文草稿扔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然后开始研究该如何仔细的批判，同时能不直接指责某人是个烂人，她既兴奋又满怀希望。政治并没有提供这些。有时，她怀念自己过去的生活。

贾斯汀·特鲁多时代对加拿大自由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即使当他们的领导人看起来必输无疑时，即使他理应失败时，但不知为何他们还是一直在赢。但是特鲁多父子的统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无论你如何委婉地提出这点，自由党人似乎还是会对这一想法感到不快。

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是特鲁多接替者中明显领先的人，提到她似乎显得有点傻。赵美兰（Mélanie Joly）被提升为外交部长，据说是为了给一系列潜在的领导者候选人提供坚实的基础。卫生部长让-伊夫·杜克洛斯（Jean-Yves Duclos）将是一个有头脑的、低调的选择，因为政府急需这两个特质。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聪明、和蔼、雄心勃勃，如果他选择不加入竞争，倒是会让人惊讶。

不过，如果不把阿南德列入这份名单，就说明没有好好总结潜在的竞争者。她受到高度重视，作为一名新秀议员直接进入内阁，虽然采购成为了一个意外的关键部门，但她在代际危机的考验下完成了工作。

现在，她负责的是一个必然要走下坡路的部门，但因世界事件而被提升到紧急状态。不过，如果直接询问她关于她最终的领导野心，她会给出预期的答复，称她很荣幸得到总理的信任，并目前只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坦率地说，“一个聪明的、善良的人，在困难的地方做好了工作”，是一个奇怪的、隐约的不太体面的政治故事。报道政治的记者并不经常愿意报道正面故事，而我们所写的人一般也不会给他们写正面报道的机会。

目前，加拿大的政治似乎是为了奖励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在投掷炸弹的破坏者，正在按照自己的形象打造个人崇拜；另一种只会重复谈话要点，避免任何像是正常人类的话语和思想。阿南德两者皆非。是否有一条道路可以让这样的人上升，即使看起来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当阿南德决定离开学术界并追求政治时，不止一个人直截了当地问她：你为什么要放弃一个有尊严的、成功的法律教授职业，而自愿参加这场杂耍？

在某种程度上，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是她母亲告诉她要做的事，她到现在还能听到这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