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杂志的Melody Schreiber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个反对在学校中戴口罩要求的组织“正常的迫切性”，这个组织由一些医生组成，认为疫情的预防措施造成了儿童的心理焦虑，因此社会需要尽快恢复正常。但是专家指出，这个组织提出的论点往往基于错误的数据和假设，而且这类想法也变相凸显出了疫情中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
本文最初发表于今年2月，但其中的一些讨论如今仍有借鉴意义。
自从这场疫情开始以来，每个人都渴望恢复正常。特别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面临着为5岁以上儿童接种疫苗的漫长等待，而且最近宣布5岁以下儿童的疫苗接种将被推迟，他们的希望被击碎，几乎没有任何缓和。
我们担心一切：他们的玩伴和上学时间有多安全？口罩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发育？他们是否会成为不幸的人，成为每个故事中令人警醒的注脚，面临严重的疾病或死亡？
每位家长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稳定的未来。我们想把疫情的压力和痛苦抛在脑后。
但是，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对于通往新常态的最佳路径究竟是什么，存在着鲜明的分歧。虽然疫情仍在肆虐，只有25%的5至11岁儿童和略多于一半的12至17岁儿童接种了疫苗，但少数医生和科学家呼吁结束预防措施。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一场名为“正常的迫切性”（the Urgency of Normal）的运动，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幸免于这场疫情的人中找到了热心的观众。
这个组织说，比起疫情本身，预防措施反而给儿童造成精神压力和潜在伤害。如果预防措施被取消，孩子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同时，公共卫生专家指出了这种推理中的一个巨大缺陷：在达到各种疫苗接种、治疗和病例数量的基准之前取消预防措施，可能会让病毒更不受控制地传播，发展出更多危险的变种，并使能够回到“正常”的时间更长。
明确地说，对于什么有助于平息疫情，在科学上几乎没有分歧：疫苗接种、口罩、通风、测试、生病时待在家里，这些保护措施一旦被采用，就能非常有效地防止病毒扩散，这些措施在每天有10.9万个病例，每天有2000人死亡，许多医院仍处于饱和状态的疫情高峰情况下尤为紧迫（注：此为今年2月的数据）。
科学是强大的。但是，这场放弃疫情预防措施的运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对疫情的疲劳、政治、与个人主义思维的有效结合，以及民调和疫情的统计数据是否可信，都基于阶级和种族的持续分裂。
目前，这场争论的中心是口罩，尽管在未来也可能会转移到检疫、隔离、测试和疫苗规定上。
在过去的几周里，各州州长已经开始撤销少数州级的口罩规定。一些州也正在设定取消学校口罩要求的日期。在本月初，只有13个州有在学校戴口罩的规定，9个州最近宣布这种要求很快结束。在没有州级政策的情况下，要求戴口罩是由各个学区作出的决定。大多数专家同意，这应该基于当地情况：病例、住院和死亡的比率，以及每个社区的疫苗接种率、人口统计学和其他因素。
但是“正常的迫切性”组织希望更进一步：永久地终止对儿童的所有预防措施。1月24日，其发布了一个“工具包”，是一套关于如何处理新冠的幻灯片，目标是在2月15日前取消所有学校的预防措施。
最初的“团队”包括13名医生和科学家，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完全是志愿者，没有任何外部资金。这个组织呼吁完全放松对儿童的新冠预防措施，因为他们断言，这场疫情正在极大地影响儿童的自杀率，而大多数得过新冠的孩子都很好；他们还不准确地将新冠与流感相提并论。
华盛顿特区的内科医生露西·麦克布莱德是创始人之一，也是这场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她是一名特约的私人医生，通常是不接受保险的少数客户的医生。她告诉我，除了结束学校的口罩要求外，她还希望结束必要的隔离，以及对没有症状的儿童进行检测。
她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检疫和隔离健康的孩子。”
她认为，隔离接触到病毒的孩子的决定应该由父母和儿科医生决定。公共卫生专家告诉我，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传播，因为人们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已经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了。如果不要求在教室里戴口罩，就可能造成特别大的问题。
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包括斯科特·巴尔西斯，他是一名病毒学家，为吉利德科学公司开发抗病毒药物和单克隆抗体，这家公司生产新冠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以及维奈·普拉萨德，他是一名血液学家和肿瘤学家，在组织成立后不久加入。普拉萨德还为布朗斯通社会和经济研究所撰稿，这家研究所主张以更自由的方式处理这场疫情。（作者注：本文发表后，普拉萨德在推特上澄清，布朗斯通网站上的文章是从他的Substack通讯中转载的。）
布朗斯通的捐赠者分类不清楚，但创始人为美国经济研究所提供咨询，后者从查尔斯·科赫（著名右翼亿万富翁，资助多个右翼智库）基金会和科赫资助的公共关系公司Emergent Order获得资金。美国经济研究所为《大巴灵顿宣言》（the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提供了帮助，这是一场早期的，被广泛谴责的运动，根据“集中性保护”（focused protection）的理论，宣传只对弱势群体采取预防措施，放弃新冠预防措施。布朗斯通将自己描述为“大巴灵顿宣言的精神之子”（科赫支持的一个团体也与在学校反对口罩运动有关）。
这些人是越来越多要求立即恢复正常的声音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里的通讯、专栏文章和杂志文章对挥之不去的预防措施的感叹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听从流行病学家的意见”的日子已经过去。至少在美国的某些角落，要求立即停止新冠预防措施的高调呼声越来越高，即使这种措施的公众支持率保持稳定。
加拿大BC省儿童医院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和自杀问题专家泰勒·布莱克，在正常的迫切性组织或其工具包出来之前，他从没有听说过他们。但是当他在推特上看到时，他感到震惊。
他说：“他们的文件太差了，里面有很多错误，需要立即公开更正。”
他说，他在推特上直接给一些签名者发了信息，当没有人回应时，他就公开发言了，在推特上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专业领域，儿童心理健康。
其他几个主题领域的专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驳斥了与流感的比较，并深入探讨了许多孩子没事的说法。他看到的核心问题是，这个组织声称口罩会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发展，而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看到过这种证据。
布莱克说：“看到他们对心理健康科学所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恶心。这是对真正的科学传播的扭曲。他们错误地引用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资料，我不是在说他们犯了个小错，而是错误的引用。这是学术不端行为。”
CDC的研究发现，儿童自杀率没有明显增加，但这个组织却用这项研究来声称截然相反的情况，即自杀率增加。他说，在遭到反驳后，作者编辑了工具包，删除了提及自杀的部分，但没有指出修改了哪些内容。
布莱克说，疫情的早期数据确实显示儿童的痛苦迹象增加。他说：“当然，在一个令人痛苦的时期，可以预见这些迹象会增加。如果我们在葬礼期间进行同样的调查，我们也会得出结论，葬礼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更长期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发现美国儿童的心理健康障碍的明显上升。（饮食失调是个例外，它似乎在上升，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究竟是什么在推动这种上升；例如，早期数据表明与远程或现场教学没有联系）。
在疫情的第一年，美国儿童的自杀事件并没有增加，事实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自杀事件有所减少。2021年1月，当一些学校恢复现场或混合教学时，自杀未遂产生了一个高峰。布莱克说，但对孩子们来说，返校往往是一个紧张的时刻。“对任何从事儿童心理健康工作的人来说，在上学期间都是最忙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模式。”
布莱克说，关于疫情中儿童心理健康的底线是：“当我们问孩子们时，说他们情况变好的人，跟说情况变差的人数量相当，而且大多数孩子说,他们的心理健康在疫情期间没有变化。”
布莱克担心，正常的迫切性的工具包作者可能在其他主题上也误传了证据。“他们在有意地挑选能说明他们观点的科学，而根据定义，这就是极有偏见的、不可靠的科学。”
这个组织的科学错误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也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运动的崛起：对科学的不信任，甚至在那些声称遵循科学的人中间也是如此。
麦克布莱德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强制要求学校里的孩子戴口罩会带来任何变化。”
那些反对强制口罩规定的人经常这样说，没有研究表明口罩会减少学校里的新冠传播，尽管对证据的仔细审查表明，他们在挑拣数据，丢弃了那些表明口罩有效的研究。那些想要终止口罩规定的人称，这些研究不够严格，它们没有控制疫苗接种状况或通风或其他混杂因素，或者它们关注的是成人而不是儿童。
的确，关于学校和托儿所中口罩有效率的研究是有限的，但现有的数据显示了好处。这类研究缺乏对照组，或侧重于成人的原因主要与伦理学有关。鉴于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口罩是有效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太可能批准一项包括不戴口罩的对照组的研究，尤其是在病例激增的时候。
在现实世界中的卫生紧急情况下，很难对口罩进行完美的研究，这既是由于这些伦理原因，也是由于变量太多。例如，在CDC的一项研究中，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学校与可选择戴口罩的学校相比，病例下降了21%，但作者提醒说，这一发现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部分原因是，很难衡量可选择戴口罩的学校的孩子使用口罩的频率。
专家们反复告诉我，在审查这类研究时，要看全部的证据，要把所有存在的证据集中起来，并寻找趋势。关于口罩的研究趋势是，在各种环境中都是有效的，没有理由认为学校会有什么不同。
口罩在学校的使用尤其重要，因为学校将大部分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长期集中在一起。正常的迫切性想要废除的其他措施也是如此，比如隔离和接触后的新冠测试。
鉴于关于口罩的研究对强制戴口罩要求相当有利，特别是在病毒高度传播的时期，口罩的缺点越来越显得政治化。但即使涉及到政治问题，反口罩者也会遇到数据问题。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强制戴口罩的要求。
在去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在学校实施强制措施。在9月，在奥密克戎浪潮之前，一项不同的民意调查发现66%的美国人支持学校的强制口罩规定。支持率在病例数量多的时候尤其强烈。在1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8%的受访者在病例激增期间支持强制规定，而12月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8%的家庭希望在疫情高峰期间在学校不戴口罩。
那么，为什么像正常的迫切性这样的团体会得到如此多的报道？为什么全国的精英媒体上有这么多的故事，呼唤结束预防措施？
一个答案可能在于，这些团体和这些文章具体接触到了谁？真正能够恢复正常感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高收入的白人社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与疫情的最坏影响绝缘。而这些地方也是最支持解除预防措施的地方。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儿科传染病医生拉克什米·加纳帕蒂告诉我，“令我震惊的是，他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承担疫情的负担。”
她补充说，来自高收入社区的人对需要回到正常生活的要求，“表明他们才是受苦的人，但根据客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社区遭受的损失更大。”
在1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5%的家庭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父母说，他们“非常担心”或“有点担心”他们的孩子因新冠而得重病，45%说他们“非常担心”。较富裕父母的担忧要少得多，只有10%的人说他们“非常担心”。在同一调查中，49%的黑人或西裔父母说他们非常担心，而白人父母中只有12%。
这并不是第一次指出阶级和种族差异的民意调查。在8月份的民意调查中，75%的黑人家长希望所有孩子在学校都戴上口罩，而白人家长的比例为54%。根据一些研究，有色人种的家庭也更关注面对面学习的风险。
加纳帕蒂说，“这正是因为这些社区受到了大比例的影响，感染率较高，死亡率较高，而病假较少的亲身工作。”
她说：“这场疫情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平等的。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原住民儿童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明显较高。”
加纳帕蒂的儿子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学，在这所学校里，80%以上的学生是有色人种，而且是接受免费午餐的孩子。她的校长给每个家庭打电话，谈论新冠的的预防措施，并询问这些措施是否“过于繁琐”，加纳帕蒂说，但“真的没有任何家长这么认为”。
他们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以改善通风状况，他们要求学生戴上布质口罩，以减少空气中的病毒量。结果，当奥密克戎病毒席卷全国时，加纳帕蒂说：“我们只有两名教师助理在高峰期生病，我们的学校一直在开课。”
许多学校，尤其是资源较少的学校，只在最近才获得资源较好的学校在整场疫情中都拥有的工具。加纳帕蒂说：“学校中的监控测试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我们在去年的新学年才获得了测试的机会。但他们说的是‘我们一直都能获得这些工具，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放弃这些工具了，而你们这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这些工具的人也应该跟着放弃。’我不认为他们有资格指手画脚。”
正常的迫切性承认，它建议“特别关注高度接种疫苗的社区”。但是，这个团体和其他敦促正常化的声音通常都没有强调的是，在哪些社区已经接种了疫苗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公平问题。
要求恢复正常生活的论点，以及随后让病毒肆虐的论点，取决于这样的假设：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拒绝接种疫苗。（换句话说，接种疫苗的人可以通过恢复正常生活，在道德上让他们承担其行为的后果）。这一假设并不准确。加纳帕蒂说：“当他们提到高度接种疫苗的社区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高度接种疫苗的白人社区，这是有数据支持的，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拥有很多特权的、非常少数的社区。”
有色人种社区和其他处于不利处境的社区面临着获得疫苗的障碍：后勤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例如，当一个家庭需要依靠每一天的收入时，就需要找到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出现疫苗副作用的孩子。而这些社区对疫苗犹豫不决的态度，往往与高度针对性的错误信息宣传，和医疗系统中持续几十年的虐待和忽视有关。
加纳帕蒂说：“我会提起塔斯基吉（注：指美国公共卫生局与塔斯基吉大学关于梅毒的实验，在1932到1972年间招募了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在这40年中，研究者从未对参与者进行有效治疗，甚至阻止了一些治疗措施。实验在1972年因伦理问题被叫停），因为那是我们的父母专门告诉我们的，”她指的是一些有色人种仍然对医疗机构感到不信任的情况。这种信任差距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时间。她说：“我们仍然需要时间来达到公平的疫苗接种率，”在其他预防措施被取消之前。
当我问麦克布莱德，疫苗接种的不平等是否会影响她呼吁结束强制口罩要求等其他预防措施的态度，但她的看法不同。她说，疫情造成的损失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推迟取消限制。她认为，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人感染了新冠。
她说：“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是已经接触过病毒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接触后都产生了抗体。”因此，比如那些在芝加哥市内学校的孩子，那里的疫苗接种率为20%到30%，那些也是因新冠而失去亲人的孩子，他们已经接触过并有一些抗体，这是某种程度的保护。
麦克布莱德提出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儿童因新冠而失去更多亲人的可能性，也是一些专家认为学校应该在高传播期保持预防措施的原因。他们说，虽然研究表明口罩不会影响心理健康，但在学校感染到新冠并将其传给祖父母，使他们生病甚至死亡，这种创伤可能是巨大的。
反对口罩的人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一位支持取消口罩和隔离等预防措施的医生告诉我：“仅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在诊所里就看了成百上千的孩子，”由于职业上的影响，他要求不透露身份。“我没有听到任何孩子说，‘导致我不安的原因是我有一个祖母死了。’”
然而，数据表明，这种情景的确正在上演，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23.2万名美国儿童因新冠而失去了父母或照顾者，而其他人不得不照顾患有长新冠后遗症的家庭成员。儿童正在受到肆意传播的新冠的影响，是不过他们似乎不是这些医生正在治疗的儿童。
在正常的迫切性推出工具包后不久，一些组织成员删除了他们的名字，但继续与这个组织合作。其他人则因意见分歧而离开。
其中一个离开成员是莫妮卡·甘地博士，她已经为有时在疫情问题上犯错而道歉。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不同，她认为解除预防措施应该与数据相关联。
她告诉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放松口罩要求，但这需要与指标挂钩。”她说，这样一来，如果需要的话，再次提出强制要求就更容易了。“然后你就能够恢复要求了。而能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就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她说，通过将目标透明化而设定明确的指导方针，也可以帮助公众重新获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甘地说：“我们非常两极分化，我们是一个烂摊子，但我认为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把这些种路线图拿出来，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口罩的话题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二元对立，口罩从来都不具有百分之百的保护性，或完全无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永远戴着它们或完全放弃它们。口罩可以降低风险，因此在疫苗接种率低的情况下，在疫情激增和拥挤的室内环境中，口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这场辩论中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有助于阐明不同专家的分歧所在。医生可能着眼于个人利益，而公共卫生则着眼于集体利益。任何病例的减少，即使是不完美的，也是有帮助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医学专家已经了解了大量关于如何有效保证人们安全和健康的知识。我们了解到，新冠通过空气传播，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如此，这颠覆了几十年的医学智慧。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恢复正常真的应该是目标吗？美国在这种病毒之前的正常状态：一个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漏洞百出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注重个人主义而非共同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声誉，是导致我们成为世界上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的原因。
那些在我们特有的美国式失败中幸免于难的人，现在想掩盖这些裂缝，假装它们不存在。然而，希望能有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