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eslie Nguyen-Okwu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分享了在美国的亚裔与非裔共同运动，推进社会变革的经验。作者本人是一位亚裔-非裔美国人，因此拥有独特的交叉性视角。她认为即便团结可能会令一些人不适，但踏出团结的一步理解对方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美国的黑人和亚裔社区经常被描绘成相互冲突。但我们也有很长的相互组织的历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美国作为移民劳工工作的亚裔美国人经常遭受种族暴力。这种歧视的经历造就了与黑人社区的团结。

1869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著名废奴主义者)公开反对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注：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建立了中美之间的正式友好关系，然而加州通过一些法案，试图阻止华裔移民获得公民身份）。1965年，马尔科姆·X的朋友和盟友河內山百合，在他被暗杀时抱着他流血的头。杰西·杰克逊（著名牧师和民权领袖，曾在1984和1988年竞选总统）从他的总统竞选中抽出时间来抗议1982年陈果仁的被杀事件。这些关于损失、斗争、变化和希望的故事是我们了解彼此和弥合我们之间分歧的最有力工具。

亚裔民权运动部分是受到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启发。正是在这个时候，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神话出现了，将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描绘成主要是勤奋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和健康的人，艺术家和活动家贝蒂·于解释说：“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将亚裔错误地描绘成一个富裕的、受过常春藤教育的整体，而完全忽视了至今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

在美国人反思种族不公、警察暴力和反亚裔攻击事件激增的时候，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我们共同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团结。

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戴上手铐并被压在地上致死时，我正生活在台湾。我通过帮助协调台北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来调整心态。对我来说，为自己和我的社区站出来，拉近我和我的家之间精神上的距离是很重要的。

在纽约市，珍妮·杰伊·朴是“花园里的勇士”（一个非暴力活动家团体）的主要组织者，也是 “环卫民族”（一个非营利性的青年团结团体）的创始人，那年夏天，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数千名游行者中，一群年轻男孩走近她，大喊“你们的人杀了我们的人”。他们说的是一名苗族警官，他在弗洛伊德被谋杀时袖手旁观。

她说：“我理解他们的反应。”此后，她一直致力于在黑人和亚洲社区之间建立交叉团结的关系。朴说，建立联盟不仅需要与我们自己，还需要与我们的家人进行不舒服的对话，以消除存在于许多亚洲文化中的代际肤色歧视和反黑人情绪。

“我们保护我们”的创始人努波尔·基亚佐鲁认为，实践爱、教育和耐心是促进黑人和亚裔社区团结的关键。她说：“我们必须愿意以开放的思想、耳朵和心灵来倾听对方的意见”。

温迪·王在20世纪90年代移民到美国。她在城市各处的餐馆工作，直到她最终能够开设自己的餐馆。她在社区中遇到过障碍，有人曾用BB枪射她丈夫的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她所服务的忠实顾客群体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我也来自一个移民家庭。我的母亲来自越南，而我的父亲来自尼日利亚。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相遇并相爱，但他们的家人并不同意他们结合。因此，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我们的大家庭或我们的文化都没有关系。

在混合身份中游走有时感觉很复杂。当我看到我父亲与执法部门互动时，我猜想，也许我身份的中一部分可能比另一部分更安全。但反亚裔暴力事件的增加打破了这种幻想，并提醒我，我们用以藏身的盾牌可能很薄，很危险。

社交媒体一直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工具，但它也可能将我们推入回声室（注：或称同温层效应，身处于一个相似的言论或意见不断重复和放大的社会空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切尔西·米勒是纽约市自由游行的共同创始人和社会影响战略家，她认为挑战分裂我们社区的言论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她说：“现实是，我们都是相连的。”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我仍在挣扎，但也在努力，承担作为黑人和亚洲人的重量。我感觉到双方间的纠结往复，但我正在学习向我的交叉身份所处的边缘空间靠拢。我看到，在这个混乱的中间地带，可以找到细微的差别、美丽和复杂性。归属感可以发生在连接和矛盾中，也可以发生在桥梁和断裂中。处于两者之间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