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业周刊的Lucca De Paoli和Jeremy Hill介绍了一些帮助在2008年破产的雷曼兄弟进行收尾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包括律师，会计，资产经理等，他们整理出雷曼的资产中仍有价值的东西，试图从中挤出收益，并将收益还给雷曼的债权人。经过14年的工作，收尾的工作仍在进行着。

18年前，达里尔·拉蒂根从他的律师事务所来到雷曼兄弟，接受为期三个月的任务。最终，银行给了他一份在伦敦的房地产金融部门的全职工作。

然后银行突然倒闭了。

几乎14年后，他仍在那里。

事实证明，当全球金融机构死亡后，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善后，这种死亡需要看护人。银行的灵魂，即使是在活着的时候，也是债务，而债务不会轻易入土。银行拥有的大部分资产都是别人的债务：抵押贷款、商业贷款和应付给银行的欠条。

当然，在另一边，银行也还欠着债券和票据持有人、金融交易的对手方以及一长串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当像雷曼这样的银行，突然无法从资产中挤出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时，就会倒下。

但是，即使在葬礼之后，账簿两边的所有债务仍然存在，需要专业人士来理清谁必须付钱，谁应该给钱，比如拉蒂根，他花了多年时间从银行破产时持有的财产资产中挖出价值。

2008年9月15日上午，在他的雇主申请破产后的几个小时里，拉蒂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有份工作。他来到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室，不确定门是否还能打开，至少要拿到他的通讯录。

拉蒂根说：“在脑海深处，你也意识到有时会有留用人的需要，并帮助清理工作，但是，如果我打算被留用，我就必须回到那里，露个面。”

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普华永道的会计师们被请来收拾雷曼英国分部的残局，他们需要找到一些知道文件在哪里、价值在哪里以及如何最好地维护它的人。在雷曼的5000多名伦敦员工几乎全部转行，他们简历中的那行字只能成为求职面试中谈资的多年后，拉蒂根却仍在以这家银行为生，而这家银行的倒下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像过去几年中的许多人一样，拉蒂根花了很长时间在家里工作。他不得不推开闲置房间里的杂物，塞进一张小书桌，在整个疫情期间继续工作。在封锁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使用了梅菲尔的一个带服务的办公空间。他说：“那是一个高尚的社区，不像是一个破产银行自然会去的地方。”

但他说，工作条件“远非豪华”。不管怎样，他待的时间甚至超过了租约。

雷曼仅有的实体残余物，包括一些办公场所和一些法定地址，散落在全球各地。在纽约有一家控股公司，与拉蒂根工作的欧洲公司不同。这家公司的空壳位于一栋优雅的老建筑的第八层，这幢建筑曾经是鲍里储蓄银行的上城分行，后来变成了高级的西普里亚尼餐饮厅。雷曼公司与一家健康教育公司和一家软件创业公司共用一个楼层。

两起法庭案件，一起在伦敦，另一起在纽约，可能是最后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根据上诉情况，这些问题可能还会持续数年之久。但在签署最后一份合同和交出最后一把租用的办公室钥匙之前，应该有人请拉蒂根和由律师、会计师、顾问和资金经理组成的松散网络中的其他人，吃告别蛋糕和红酒。

他们已经完成了金融业最奇怪的工作之一：让雷曼兄弟最终安息。

雷曼的故事，对于被这家银行押注的高风险抵押贷款所困的房主，以及在随后发生的严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经济机会的数百万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传奇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决定性甚至是积极的转折。

例如，有一位监督崩溃的联邦法官。雷曼倒闭时，詹姆斯·佩克是破产法庭上的一位相对新成员。几天后的深夜，在人满为患的法庭前，他批准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将银行的经纪部门仓促出售给巴克莱银行。这笔交易确保了数十万客户账户的有序转移，挽救了华尔街约1万个工作岗位，并可能阻止了全球金融系统进一步失控。

现年76岁的佩克此后一直在全球各地发表关于此案的演讲。他说：“我可能每天都会想到这件事”。

他现在是巨型律师事务所莫里森·福斯特（Morrison Foerster）的跨境重组主管，事务所有一个迷人的绰号叫MoFo（俚语中motherfucker的简称）。他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其中的一个当事人给了他一个银色的、有雷曼品牌的婴儿拨浪鼓。

佩克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在世界各地遇到了奇妙而有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是我的朋友。”

对其他人来说，雷曼的倒闭不仅是一次脑力冒险，也是有利可图的。有一些投资者不是在逃避，而是向着创纪录的债务垃圾堆奔去。他们购买了大幅打折的雷曼债券和票据，并进行分析，以确保最终他们能获得回报，获得利润。

斯科特·哈特曼就是其中之一。在雷曼破产前几周，他加入了明尼阿波利斯的Värde Partners公司，成为一名高级分析师，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这个案子。他现在是一名合伙人。

“雷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申请。正因为如此，它对我们能够研究的几乎所有公司来说，都是最大的投资机会。”他说。作为所谓的不良投资的专家，韦德从雷曼彻底崩溃的那一刻起就对它感兴趣。

哈特曼说：“一件事情上花这么多时间并不寻常。可能也感觉有点疲劳，但对我来说是个快乐的回忆。”

然后还有律师，多不胜数的律师。

雷曼债务的持有者并不只是等待获得付款；他们经常要在法庭上为他们的索赔而斗争。在去年的一次审判开始时，英国上诉法院的金·卢森大法官说，他本以为，在英国法律系统中的几乎每一级都审理了与雷曼有关的案件多年之后，所有关于破产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

从事破产公司工作三十多年的律师马克·菲利普斯回答：“大人，如果每一个关于破产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那将是一个非常遗憾的日子。”

雷曼的漫长死亡，从它的律师提出第11章（指美国破产法第11章）保护申请的那一刻开始，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位美国总统的任期。第11章的目的是让无法偿还债务的企业有喘息的机会，以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时，这个过程是简单的。比方说，当一家连锁服装店倒闭时，要做的工作很清楚，你统计库存的价值，把它们卖掉，然后把钱还给零售商所欠的人。也许整个企业能够一次性出售，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

当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倒闭时，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麻烦。

要统计的资产不再是衬衫和鞋子，而是抽象的东西。在住房危机期间，一个劣质抵押贷款值多少钱？非常少。但具体有多小呢？难道这不会被为抵押贷款所购买的保险所抵消吗？

当然，也不只是那一项抵押贷款，因为这些保险合同是对一篮子抵押贷款的赌注，旨在反映银行拥有的抵押贷款。那么雷曼能从这些东西中得到什么？

让雷曼显得特别奇怪的是，其实它有一堆好资产。这个银行虽然有很多糟糕的东西，但并不只有坏账。当时几乎所有的主要投资银行都采取了像雷曼这样的高风险模式（许多银行存活下来只是因为政府的介入）。

在长达2000页的法庭委托报告中，审查员安东·瓦卢卡斯不仅将失败归咎于垃圾贷款，也归咎于雷曼的商业伙伴，包括其他贷款人对雷曼失去信心。这家银行过于依赖他们的信心，就像一个扑克高手被其他对手纷纷押注那样（指其他玩家并不相信此人握有好牌，下注逼他摊牌）。

当信心消失时，雷曼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企业就全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产都没有价值。

同样，关于谁能得到从这些资产中收回钱，也有无数棘手的问题。假设有雷曼的投资者要求偿还，但他们的债务是与雷曼的荷兰分部挂钩的。母公司是否必须承担荷兰分部的债务？尽管银行已经死亡，但像这样的决定对仍活着的管理人来说可能拥有巨大的利害关系。

如果普华永道向错误的债券持有人支付了1亿美元，而法院裁定其他债权人首先应该得到这笔钱，那么管理人就需要支付代价。

雷曼倒闭时欠下6130亿美元，这等于有很多愤怒、焦虑的债权人，还有客户。除了贷款和借款，银行和经纪公司还持有很多其他人的东西，比如他们在不同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所以另一项复杂的工作是筛选这些东西，并把它们送到其他更安全的公司手中。

被分配到清理工作的律师和会计师团队的一名成员记得，在雷曼倒闭后，有一名客户在雷曼的伦敦办公大楼找到他。这位客户以某种方式避开了保安，要求知道他的债券在哪里，并挥舞着他的债券证书作为证据。

大约在同一时间，七楼的小吃铺出现了挤兑现象。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地购买水果和巧克力棒，担心他们充值的支付卡会变得毫无价值。一些人抱着满怀的香蕉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

这是雷曼管理人在未来14年里所做工作的一个缩影：回答那些对雷曼有索赔要求的人的问题，但涉及的不是充值午餐卡，而是债券，然后决定他们能给出多少根香蕉。

有的人是故意去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像位于纽约的Alvarez & Marsal（简称A&M）这样的“专业服务”公司，有时表现得有点像临时工，为已经破产或正在努力扭转局面的公司提供高管和专业知识。

雷曼倒闭后的第二天，A&M的丹尼尔·艾尔曼正在担任Spiegel Brands公司（老牌直销百货公司，于2019年正式关闭）的临时首席财务官，当时这家濒临倒闭的女装经销商，仍在与不断涌现的在线竞争对手进行着一场失败的斗争。A&M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马萨尔在一次会议中给他打电话，让他下午2点前赶到雷曼的纽约办公室。

随后，艾尔曼花了六年时间在纽约帮助整理雷曼的残局。他成为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衍生品联合主管和国际部主管。

艾尔曼说：“当我临终躺在病床上，我肯定仍会想到雷曼，不仅如此，我希望……但这是我生命中令人着迷的六年，不是吗？”

雷曼破产后的新的美国分部，基本上是一个投资组合经理和二手金融资产的大卖场，在一段时间内曾有几百名员工。现在美国只剩下20人。

埃尔曼和他在欧洲和亚洲的同行们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可以迅速出售雷曼拥有的所有东西，但这很可能意味着接受大打折扣的售价，只留下一小笔钱分给债权人。这是银行破产与普通破产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有形资产可以迅速变坏，香蕉会腐烂，衣服和西装会过时。陷入恐慌的金融资产，实际上却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而那些处理清盘工作的人正在对混乱的局面进行整理，并刮出价值。

艾尔曼说：“第一天，美国所做的就是说，‘我们将保留资产。我们今天不打算出售这些资产。如果我们迅速出售它们，我们将只能得到一个零头。”

相反，他们决定等待危机结束后再处理这些资产，即使这个过程需要几年。这一策略奏效了。例如，在英国，拉蒂根说他最终设法以超过三倍的价格，出售了一批在危机期间仅价值5000万英镑（6200万美元）的商业房地产贷款。

许多对冲基金也做了类似的赌注。在重大破产事件中，公司的原始债券和票据持有人，往往试图迅速减少他们的损失。普通的共同基金经理并不愿意在雇用重组顾问和在破产法庭的泥潭中挣扎，然后在几年后才拿回基金里的一些钱。那些投资者所做的正是艾尔曼所说的，他尽力避免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债券，也就是雷曼欠他们的债权，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别人。

简而言之，他们接受了损失并继续前进。买家通常是像Värde这样的专业不良资产投资者，他们愿意等待和讨价还价。

Värde在瑞典语中的意思是“价值”，它管理着超过130亿美元的资金，是那种专门寻找这种交易的投资者类型。有些人称不良资产基金为秃鹫。

但资金经理哈特曼，对指责他是在吃尸体的想法感到愤怒。他说：“我个人从未理解秃鹫的说法。没有人被迫出售或购买任何东西。那是他们的选择。”（艾尔曼则在2015年加入了King Street，这是另一家对冲基金，是雷曼折价债务的大买家。)

无论它们被称为什么，经过多年的分析、法庭斗争和深夜加班，购买雷曼证券的基金都表现良好。哈特曼说，“对于困境债投资者来说，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

例如，根据法庭记录，一组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鲍尔森基金公司和Fir Tree Partners，以约二折的价格购买了大量雷曼债务。根据提交给破产法庭的分配数据，在这个价格上，以1000万美元购买的债务赌注最终收回了200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收益是在最初几年。

很难全面了解整个分裂的雷曼帝国已经收回了多少资金，但母公司的一群重要债权人已经收回了接近一半的欠款，总额接近400亿美元，是最初预测的两倍。英国一名法官在2019年指出，一些欧洲债务持有人在十年内最终获得了每年8%的利息。

其他债权人的情况可能更好。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是所谓的Ecaps交易。Ecaps是雷曼发行的票据，为投资者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收益，但也有一个问题，它们在破产交易里被称为“瀑布”中的位置非常低。当一家公司无法支付账单时，谁能得到什么，是由他们在资金向下流动时的位置决定的。

想象一下，一个由香槟酒杯组成的金字塔，服务员从顶部的瓶子里倒酒。拥有顶层酒杯的高级债权人将首先得到他们的现金，然后多余的部分就会逐层溢出到下面的酒杯里。如果有大量的现金涌下来，每个人就都能得到一些。

但如果是涓涓细流，那些Ecaps和其他票据的持有人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雷曼英国分公司与其他大多数破产案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拉蒂根和他的同事们拧出了比预期多得多的钱。这一结果，使得债权人关于自己在瀑布中的地位的争夺战变得更加重要和激烈。

在大型破产案中，通过审判来决定谁该被支付，并且以何种顺序支付并不罕见，但在雷曼事件中，仅在英国就有三起案件。伦敦许多最有经验和最昂贵的律师代表对冲基金、雷曼的美国控股公司，甚至政府税务部门，都认为他们有权获得雷曼最后的财富。

英国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裁定，Ecaps篮子值得在“瀑布”上处于更高的位置。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交易证明，在雷曼倒闭后的几年里，一些Ecaps票据被认为毫无价值，以至于被送人。现在有可能的是，一旦判决对债权人有利，尽管这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票据可能会被全额支付。对于那些早期买入并仍然持有的少数人来说，一张免费的废纸可能会产生数百万美元。

即使在有时极为有利可图的，收购受损债务的业务中，Ecaps的交易也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做过雷曼债务交易的经纪人罗伯特·索特西估计，一些交易员可以获得40倍的资金回报。

他说：“在整个结构中被认为是零的东西能收回任何回报，这都是很不寻常的。”

在雷曼财产的各个角落里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荷兰，有心的投资者发现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券，这些债券是银行为那些想在其他市场上下注的买家量身定做的。债券与亚洲股票的表现或黄金价格挂钩。你可以大量购买这些债券并赚钱。

整个案件中最后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项目，是关于债券保险的一场法庭拉锯战。十年来，雷曼的伦敦子公司一直与保险公司Assured Guaranty发生冲突，后者为雷曼提供了一种针对成捆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违约的保险。简而言之，雷曼正试图从那些造成自己消亡的证券中套现。雷曼辩称，债权人被拖欠约5亿美元；Assured表示，根据其计算，雷曼实际上反过来欠自己“终止”费用。

从雷曼的死亡中搜刮钱财，还有更容易、更温和的方法。有一个活跃的市场专门交易雷曼的旧商品，如带商标的行李袋、马球衫，甚至钢笔等。

一位来自纽约的退休杂工，在银行倒闭后以5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卡车”的雷曼遗留物，有些还在从中国转运的途中。此后，他一直在EBay上兜售这些物品，引发了对带商标的腰包的竞价大战。这位卖家在给《彭博商业周刊》的电子邮件中称自己叫Ric Cam，他说：“我是凭直觉买的，我觉得人们会想要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已赚回了我的投资。”

在死亡之后，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税收，而最后离开大门的一些人很可能是处理雷曼税收事务的人。杰基·多尔比于1989年在伦敦加入雷曼，边工作边读夜校，复习会计考试。到公司倒闭时，她已经成为欧洲企业税务和规划的负责人。

很少有人像多尔比那样了解雷曼欧洲前哨的情况。她是Ecaps案件中的一名证人，曾负责雷曼英国债务的细节。对于普华永道的管理者来说，她的知识就像金粉一样，取之不竭。她每周工作两天，有时更多，大部分时间在她英格兰东海岸的家中工作。破产后，当银行业在大众的想象中成为一个肮脏的词时，她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在雷曼工作。

现在，多尔比为自己坚持了这么久而感到了一丝自豪。即使在雷曼的英国实体支付了所有的钱之后，她仍然要在之后的一年里为其纳税，这是在与最终的金融当局结束事务后的一种最后祝福。

多尔比说，“当我们进入破产状态时，普华永道的人说，你将在那里负责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