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华早报》发布文章，据中国移民顾问介绍，近几个月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申请数量激增，其中科技专业人士的兴趣最浓。该行业是中国未来20年内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宏伟计划的关键。这些人都是因为什么要离开呢？
为应对中国严格的“零疫情”政策，寻求移民机会的中国专业人士数量激增，可能会影响该国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雄心。
近几个月来，中国移民顾问反馈（移民）咨询量有所增加，自3月底上海出现Omicron变种以来，咨询量明显增加。
中国最富裕城市的居民已经被封锁了近两个月，有关死亡和无法获取适当医疗的报道引发了愤怒和焦虑的浪潮。
在首都北京，本月暴发的较小规模疫情下限制措施减少，大规模检测频繁，城市特定地区的交通和企业停工。
根据日本金融服务集团野村控股的估计，自4月以来，中国45个城市的约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
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人们对出国的兴趣有多广泛，但根据涵盖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百度指数，“移民”这一关键词在过去一个月中跃升了400倍。微信平台数据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
任何专业人才的大规模外流，都会对中国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计划造成冲击，这是中国领导人在9月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制定的目标。
中国领导人说，扩大国家人才储备和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的能力，是中国科技自力更生和民族复兴的关键。
他将北京、上海和大湾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区）列为重点关注的主要领域，并呼吁在中国发展世界级的研究和实验室以及创新平台。
人才推动也是中国与美国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对中国学生和技术出口实施了签证限制。
专门从事移民和留学咨询服务的北京赢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世泽表示，自3月底以来，他的公司看到（移民）兴趣翻了一番，从高净值人士转向技术专业人士。
“由于过去一个月客户急剧增加，我们周末都没有休息过，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四个请求——都是有专业技能背景的客户。”他说，“受疫情影响，专业人才的不安全感和前途未卜感更加强烈，对未来收入和发展的希望落空。”
郭说，更多的客户对美国的EB-1签证感兴趣——针对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和体育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个人——领先于之前的领跑者EB-5投资类别。
“我的许多客户是华为等大型IT公司的工程师、科技公司企业家和制药行业高管。”他说。
总部位于香港的誉洋集团在广州办事处的业务需求也很强劲，广州是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大湾区的关键。
该公司专门从事北美移民服务，与去年同期相比，来自华南地区的高层次人才签证的咨询增加了60%至70%。
“大多数人询问了美国的EB-1签证、加拿大的快速入境签证和澳大利亚的全球人才独立计划——这些通常是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移民渠道。”公司董事长Jack Ho说，“当然，这些（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教育和工作成绩有非常高的要求。”
所有这些方案都面向科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精英运动员、跨国企业经理、高管和其他高技能专业人士。
与此同时，封锁对经济和心理的影响加速了许多高技能人才寻找离开途径的决定，他补充说。
准备移民的人中有上海某公司技术总监梁如婷（Rutina Liang，音译）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是一名IT工程师。
梁女士40岁出头，曾为多家中国科技巨头工作，她说上海的封锁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加速了他们的决定。
“自去年以来，移民的冲动就一直存在，我可以说这在我们——技术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在互联网和教育技术领域工作的人中很常见。”她说，“我真的很害怕。我从未感到如此不安全（在家庭安全和资产安全方面）。”
梁说，一些疫情控制措施的严厉性，以及对人们自由和安全的侵犯，促使像她这样的专业人士重新审视他们的选择，包括移居海外。
“过去十年我受益于中国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我从没想过移民，直到现在才（想移民）。我希望，如果中国在短期内发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我的专业和经验将使我有机会在国外生活。”她说。
上海的封锁也是促使另一对夫妇决定前往加拿大的原因。在电影业工作的丈夫说，他选择新家主要是因为中国严格的审查环境，而因为新冠关闭上海是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问题的敏感性，该男子不愿透露姓名，他说他的妻子起初对离开犹豫不决，但由于封锁，他们已经下定决心。
“现有的唯一新闻是关于（封锁）政策要求我们做什么，而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报道）很少，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和医院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由于封锁措施，他沿着几近空无一人的道路行进时，“我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该男子说。但一上飞机，心情就变了。
“有人问能不能吃两顿饭，他们都来自上海。空乘人员还问我是否要再来一瓶可乐。”他说。
“上海的封锁确实是时代变化的一个里程碑……尽管人们可能没有大声把话说出来，但他们肯定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他补充说。
加州计算机科学工程师Frankie Lau表示，美国对工程人员的强劲需求意味着许多雇主愿意提供20万美元以上的起薪，但他警告中国的年轻人在采取行动之前要仔细权衡他们的选择。
“他们需要明白，美国社会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这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工程师而言。”他说。
“新冠病毒和对中国人普遍的敌对环境正在把人们赶走，工程师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经济状况通普遍较好，而且可能更有资源。”
加州IT网络公司Juniper Networks的一名工程师表示，像他这样的年轻中国人正在重新考虑毕业后从美国回国的问题。
“在特朗普执政时，人们还在动摇。以我为例——那时候我开始考虑毕业后离开美国回到亚洲。”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师说。
“我最初的计划是毕业后返回中国，但现在我倾向于在新加坡寻找机会，因为我觉得个人在国家机器下如此无助。个人权利（在中国）得不到尊重。”他说，“我认识很多和我有同样看法的人，他们也打算离开美国，但他们不会回到中国。”
根据MacroPolo智库的数据，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顶级研究人员的最大来源地，占人工智能本科生的29%。
同一份报告是由该智库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系统编制的，发现该领域所有顶级研究人员中，有53%是移民或在与本科学位不同的国家工作的外国人。
美国在顶级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仍然遥遥领先，近60%的一流研究人员为美国大学和公司工作。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他国家获得了本科学位。
移民咨询的激增是否会导致中国的人才长期外流还有待观察，但它可能会破坏满足并最终击败美国科技主导地位的计划。
中国领导人在9月份党的高层领导出席的会议上强调，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来自于技术人才。他说：“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