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杂志资深撰稿人 Emma Hinchliffe 发表文章，Tinder这个“向左划出局，向右划配对”的手机约会软件的鼻祖， 迎来第一位女性 CEO 雷纳特·尼伯格，她正在重新打造这个约会程序，使之针对女性，LGBTQ +人群和Z世代更友好，让 Tinder 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应用。

“向右滑动。”

如果这句话对你有意义的话，就请感谢（或责备）约会应用 Tinder 吧。

Tinder 开创了现代互联网约会的先河，并在推出十年后，仍继续作为全球第一约会应用程序主导着市场。但伴随着这种成功而来的是困扰公司发展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像Tinder被称为“勾搭软件”，如果你不是直男，那么这个程序可能会将你置于一个敌对的、甚至可怕的地方。

这就是雷纳特·尼伯格（Renate Nyborg）的要改变 Tinder 的切入点。尼伯格于 2021 年被任命为 Tinder  首席执行官，她似乎完全为 Tinder 而生。

这位 36 岁的女士是 Tinder 建立健康、长期关系能力的终极证明：六年前，她在 Tinder 上遇到了自己的丈夫，至今仍将自己描述为“快乐的客户”。

她还是 Tinder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CEO，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深入研究女性和 LGBTQ +人群在 Tinder 上的体验。此外，她被认为是一个性格稳定的，不小题大做的领导者，可能在某些人看来这个标准太低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建设的”，这是尼伯格最接近于承认她的领导能力与前任如何比较的一句话了。

尼伯格于 2020 年加入公司，担任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负责人，是 Tinder  自 2012 年成立以来的第五任  CEO。她的前任包括联合创始人肖恩·拉德和格雷格·布拉特。

据报道，拉德曾被 Tinder 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惠特尼·沃尔夫·赫德（现为 Tinder 竞争对手 Bumble 的创始人）指控性骚扰。布拉特是 Tinder 母公司 Match Group的前首席执行官，他也被 Tinder 的一名员工指控性侵犯。

2014 年，沃尔夫·赫德以 100 万美元赔偿金的价格与 Tinder 和解。她在诉讼中曾详细说明了对拉德的指控。

“布拉特案件”于 2021 年得到和解，布拉特起诉 Tinder 诽谤，并声称这一指控是拉德捏造阴谋的一部分。

2018 年，三位联合创始人一同指控 Match Group前母公司 IAC 低估了 Tinder 的估值。Match Group 2021年宣布了达成和解协议的意愿。

由于公司的内部动态堪比一部职场版“宫斗剧”，甚至比电视剧还精彩，所以 Tinder 未能集中精力解决那些影响其声誉的问题，并让竞争对手侵蚀了客户群，也就并不足为奇了。

这些备受争议的男性 CEO 们，几乎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这些体验：从收到不请自来的不雅图片，到感觉不受欢迎，这让女性和 LGBTQ +人群远离了这款应用程序。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其竞争对手，如沃尔夫·赫德的 Bumble，得以与 Tinder 竞争，并吸走了在 Tinder 上感受到不受欢迎的用户。

到目前为止，Tinder 还没有让它的形象影响到它的业务。2021 年，Tinder 占 Match 30 亿美元年收入的 56% 。根据数据智能平台 Apptopia 的数据显示，其还保持着行业第一的地位，每月活跃用户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4% ，遥遥领先于 Bumble 的 8.6% 。(在美国本地，这一比例为 38.6% 比 14.8% 。)

然而，Bumble 可能正在迎头赶上。据 Apptopia 报道，2021 年至 2022 年间，Bumble 的全球月活跃用户增长了 19% ，而 Tinder 同期增长了 11.8% 。而且，Bumble 远非 Tinder 唯一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新的应用，比如短视频甚至是表情包应用 Snack Video 和 Schmooze，都在向 “Z 世代”推销一种完全不同的数字互动形式和潜在的匹配对象。

（注：Z 世代是指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所以又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等。）

Snack Video 的首席执行官 Kim Kaplan 最近告诉洛杉矶时报：“滑动模式现在已经存在十年了 。”

Match希望，尼伯格是那个他们兜兜转转终于找对了的CEO。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正在努力为那些在过去感到被排斥的用户改进产品，并利用她的全球经验帮助品牌在国际上扩张。她在亚洲等地区看到了向好的前景，在这些地区，在线约会的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

对于尼伯格来说，Tinder 的未来不仅仅是约会。她设想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这款应用程序都将是一个具有全球意识的“培养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浪漫的还是柏拉图式的，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她在向 Match 表述自己的愿景时说：“ Tinder 是一个在世界各地都享有盛誉的品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我希望我们能给 Tinder 一个更具人性化的新面孔。”

现在，她能说服世界其他国家也“向右滑动”吗？

女人想要什么？

尼伯格自己的故事就是她为 Tinder 设想的全球无边界未来的缩影。她的父亲是挪威人，母亲是荷兰人，她的童年是在挪威南部的港口城市桑内斯（Sandnes）度过的。

她第一次搬家是在 4 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后，她随母亲和弟弟搬到了荷兰。

15 岁那年，尼伯格再次搬家，这一次是陪父亲去伦敦，因为她也希望有机会去英国留学。

两年后，父亲准备回到挪威从事会计工作，但是尼伯格并不急于回去。她已经适应了伦敦青少年的生活，学会了英国口音，获得了在剑桥大学用英语学习哲学的机会，英语是她的第三语言（她会说五种语言），对未来有着远大的梦想。

于是，她搬到了一个学校朋友的父母那里，在那里她度过了余下的高中生活。

寄宿家庭中的“父亲”大卫·弗洛舍姆说，她很快就成为了家庭中的一员，尽管这并没有阻止她在亚马逊买东西时，将包裹寄件地址写成“楼梯下的橱柜”（这是个关于哈利·波特的成长经历的梗）。

这就是是典型的雷纳特·尼伯格风格，她接受了自己的“外来人”身份，也让她的寄宿家庭感到轻松。

企业家兼商学院讲师、尼伯格的早期职业导师弗洛舍姆评价尼伯格时说: “她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自在地生活。”

这种轻松和适应性在专业上为尼伯格提供了很好的帮助。2013 年，她创立了帮助大公司制定移动战略服务的 Pleo公司，同时也在其他创业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她先是在苹果应用商店担任高管，然后在加入 Tinder 之前负责英美在线公司 Headspace 的欧洲业务。

尼伯格作为 CEO 的前七个月都是在瑞士度过的，所以这意味着她要花额外的时间在 Tinder 的办公室，尤其是在洛杉矶的总部来了解员工并赢得信任。

Match 的 CEO 沙尔·杜贝在 2021 年底提拔尼伯格担任 Tinder 的 CEO，当时大多数员工还处于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中，因此与一年前相比，远程或移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想法就没那么奇怪了。

但是，Match 最近宣布，在 Match 位于达拉斯的公司总部工作的杜贝将于本月底离职。她的继任者是伯纳德·金，他是游戏公司 Zynga 的外聘雇员， Zynga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曼哈顿海滩，离 Tinder 的洛杉矶总部更近。

到目前为止，尼伯格一半的时间都在奔波于 Tinder 在洛杉矶、纽约、达拉斯、帕洛阿尔托以及日本等主要市场的办公室，另一半时间则待在欧洲的家中。有了一位来自南加州的老板，这种平衡可能很快就会被打破。

对于未来的 Tinder 会是什么样子，尼伯格已经有了很多的想法，并且已经开始在 Web3 中设计约会的样子了。

Tinder 已经在 12 个亚洲市场推出了 Tinder 币，这是用于 Super Likes 和 Boost 等虚拟商品市场的货币。这些硬币可以奖励好的行为，比如完全填写个人资料，但也允许潜在订阅用户为提高个人资料完整度的服务付费，这是 Tinder 的一种新的盈利模式。

这些 Tinder 币可能会被整合到“调情文字游戏”或“表情符号游戏”等游戏功能中，以帮助在新的互动中打破僵局。

Match 选择金担任 CEO（金在 Zynga 之前，从 2006 就开始在 Electronic Arts 从事游戏领域的工作)，也表明了游戏和新兴技术将是 Tinder 未来几年内应用程序开发的重点。

但是在尼伯格深入研究元宇宙之前，她专注于修正她认为的应用程序的最基本诉求。在她执掌 EMEA 业务的一年里，她很快意识到，提高女性在这款应用上的体验，对于实现她的商业目标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将更多的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然而，她发现 Tinder 的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花费精力去了解女性对这款应用的感受，以及她们想从中得到什么。

在 Tinder 工作了近 6 年的高级人事总监娜塔莉·基尔承认道：“尼伯格对解决基本的体验问题和消费者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科技如何更好地支持女性的问题，对于尼伯格来说并不陌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她曾考虑创建一个她称之为“性冷静”的冥想平台，帮助女性发现和探索亲密关系。虽然这个项目并未实现，但她对这个想法的热情，以及利用科技来解决那些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痛苦、分裂和孤独”的问题的热情依然存在。

尼伯格认为，在用户离开 Tinder 后， Tinder 仍然可以在用户的人际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尼伯格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对幸福产生很大的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女性为什么放弃 Tinder，以及什么因素可能会吸引她们留下来或回来，尼伯格成立了一个跨职能团队，深入研究一些基本问题：什么会增加女性在 Tinder 上的时间价值？糟糕的经历会以什么形式出现？而且，尽管 Tinder 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但是女性愿意为什么样的功能或服务付费呢？

从 2020 年到 2021 年，付费用户增长了 16% ，但是 Tinder 的总体用户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男性。根据手机洞察平台 Data.ai 的数据显示，目前在美国，男性用户占总用户的 58% 。

这个跨职能团队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他们得到的结果令人惊讶。是的，女性确实对安全和袭击、骚扰等犯罪有些担忧，这个问题一直是许多科技平台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些平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 Uber 到 Airbnb。

凯瑟琳 · 科斯米德斯在 Tinder 上遇到了一个后来对她施虐的人后，创立了背景和安全检查平台 Garbo， Match 在三月将这家创业公司的背景调查功能整合到了 Tinder 上。

但是更普遍的反馈是，女性用户并不享受她们花在这个应用上的时间。女性用户希望 Tinder 能带来乐趣，比如和女朋友谈论约会，而不是一边浏览个人资料，一边收到一连串有时不必要的信息。

有了这些数据，Tinder 开发了“滑动派对”（swipe party），这个功能目前正在测试中，允许用户与朋友相互滑动，其中包括没有自己 Tinder 账户的朋友。Tinder 还创建了一个屏蔽列表，这个功能可以阻止选定的手机联系人查看用户的个人资料，让用户可以滑动手机，而不用担心遇到前任或老板。

在 2021 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之间，使用产品的女性比例增加了 30% 。尼伯格说：“我们正在进一步了解哪些优质功能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找到她们想要的有意义的联系。”

这个过程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获得用户体验。

团队成员基尔（Kiel）问道：“在我们考虑 Tinder 2.0 的时候，我们在哪些方面辜负了消费者的期望？”

“一个黑人女性在 Tinder 上的体验如何？”

“我们拉丁裔社区用户的经历是怎样的？”

“我们并不是故意不解决这些社区的问题，我们只是没有就这些细微差别进行对话。我们如何解决比过去更具体的痛点？”

尼伯格在 Tinder 上的亲身经历并没有为她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她在第一天上线的时候就遇到了那个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但是，尽管她在平台上的时间很短，她在平台之外的生活经历也为她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做好了准备。

与丈夫“一划钟情”

尼伯格不喜欢谈论太多关于家人的事情，但她说她的童年很艰难。她的弟弟鲁本始终如一地陪伴着她。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当他们在荷兰郁金香之乡长大时，经常穿着相同的衣服，这让邻居们很难辨认出他俩来。但成年后，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尼伯格对家庭动荡的反应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学业中，这为她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鲁本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他自学了编程（姐弟俩一直都热爱技术），并在尼伯格的第一家创业公司——移动战略定制服务公司 Pleo 起步时搬到了韩国，担任 IT 经理职务。

在 Pleo 推出两个月后，鲁本在韩国的一次事故中去世。她以一贯面对逆境的方式来回应这场悲剧：低下头，继续前行。

她回忆道：“我继续经营了这家公司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哭，直到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我无法下床。”

她关闭了自己的公司，花了一些时间在缅甸旅行，并接触到了冥想。她也离婚了，有一段时间，她没有兴趣追求新的恋情。但是在 2015 年新年前夜的一次巴西度假中，她的一个朋友劝她试试 Tinder。

回在伦敦的家中，尼伯格下载了 Tinder，并上传了最少的内容：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个简短的个人简介（她现在说，这远非最佳做法）。

在新年的第四天，她坐在沙发上观看法国电视节目《幕后枭雄》(“Les Hommes de l’ombre”) ，这是一部讲述政治幕僚家故事的电视剧，当时她正与一位现实生活中的法国政策专家配对成功。

她说： “我们俩迅速就搭上线了。”

尼伯格当时是苹果公司北欧市场的应用商店业务经理，而格雷古瓦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所以两人选择了一个同样具有职业双关意味的约会活动：参观发明原始手机的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展出。

如今，尼伯格和格雷古瓦住在瑞士的韦尔比耶，他们经常与他和前妻生的三个孩子在一起。但是，当她展望这款应用的未来时，她脑海中浮现的是自己作为 Tinder 用户的短暂经历。以她与格雷古瓦的开场白为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活跃气氛。对于用户来说，个性化的开场白会让你有更好的机会找到某人，并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虽然尼伯格使用 Tinder 的个人经历对她的聘用并不重要，但肯定也没有坏处。

即将离任的 Match 公司的 CEO 杜贝说：“我从不怀疑尼伯格对 Tinder 使命感和热情度，而且她的简历也是很为她加分。我们知道她有创业背景，也知道她斗志旺盛。而且她也曾在大公司工作过，想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技术解决方案，并将其国际化。”

走向全球

尽管 Tinder 的创立过程一片混乱，但这款应用彻底改变了约会方式，永远改变了人们的见面方式，并将 Match 从守旧派变成了在线约会行业的先锋。在 Match 集团的收益报告中，Tinder 占据了整个收入版图的半壁江山，而其他十几个品牌被归类为“新兴”品牌。

杰富瑞的分析师布伦特·希尔表示：“这是一份持续不断的礼物。”

Tinder 发展到这个阶段，想要取得显著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目光投向美国以外的市场。Tinder 已经在 190 个国家下的 45 种语言中使用，但是尼伯格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她希望推广和建立 Tinder 的每一个本土化版本，让它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和本地的流行趋势。以瑞典为例，尼伯格说 Tinder 现在是新情侣遇到对方的第一选择。

在她疫情期间负责 EMEA 的业务时，尼伯格注意到在这些国家中的用户个人资料中，“板式网球”一词激增了 500%。在那里，这项运动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几个月前球场场地都被预订一空。因此，尼伯格的团队建造了一个名为 Tinder 的网球场，供比赛者在那里碰面。

在美国本土，Tinder 专注于吸引“ Z 世代”，这个年龄段的用户占其用户基础的一半以上。它在年轻用户中的长期流行，也使其成为一款寻找短期恋情的应用程序。

尼伯格说：“人们在 18 岁的时候就会加入 Tinder。又根据各自人生阶段的不同，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应用程序上找到爱情和婚姻。”

“但如果你想要的是只是约炮，那也不错。我们完全接受这一点。”

为当今 18 岁的年轻人打造应用程序，需要更具包容性；在过去的三年里，30 岁以下的 LGBTQ + 社区用户的比例翻了一番。到目前为止，Tinder 已经推出了 30 种不同的性别身份、9 种性取向，以及“旅行提醒”等功能，告诉 LGBTQ + 用户何时可以考虑在旅行时隐藏自己的个人资料，以确保安全。尼伯格非常重视这款应用对最年轻一代的责任，称 Tinder 的角色是“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约会”

但是“Z 世代”对待性别和性行为以及网上约会的态度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代人不希望在选项列表中有更多的选项，他们希望完全摆脱这些选项。

Tinder对从用户角度看可能意味着什么讳莫如深，但有一种可能性是，将你的个人信息和偏好添加到应用程序中，最终可能不是为了选择一成不变的类别，而更像是设定每日或每小时的身份标识。

尼伯格说：“当我们与‘Z 世代’交谈时，最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觉得与不同的人在一起，就会拥有不同的身份。

“当你读到年轻人有五个不同的 Twitter 账户或几个不同的 Instagram 个人资料时，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建立联系

Match 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引入新的领导层。2021 年 12 月，公司宣布打算以 4.41 亿美元的价格和解一场由 Tinder 前创始人和员工提起的，长达多年的诉讼，他们指控 IAC 低估了 Tinder 的估值。

当被问及对这起诉讼的评论时，尼伯格表示：“我从未见过那两位创始人。”

结束 Tinder 历史上充满争议的篇章，可能会为公司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也是尼伯格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她对公司未来愿景的一个机会。

这位首席执行官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在 Tinder 做出的每一个商业决定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是如何让人际关系的魔力永存的？”

尽管尼伯格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 Tinder 步入了婚姻，找到了一个传统的“成功”标志，但她表示，结果并没有等级之分。

相反，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用户建立联系，不管他们希望以何种形式建立联系。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是在应用程序上交换的一组信息，也可以是一个晚上，甚至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