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分析了中国目前实施的新冠”清零“政策产生的附带损害，不仅人民正常生产生活被打乱，而且还带来政治和经济风险。而事实是，中国本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在疫情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维持“清零”目标的战斗正在迅速失败。政府对其最大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全面封锁，造成了经济混乱，并引发了数千万居民的不满，他们无法外出，甚至无法获得食物或就医。

尽管有这样的目标，政府仍无法阻止封锁期间该市出现数十万新病例，同时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和痛苦。现在，同样的问题威胁着北京。中国政府不愿承认病毒性质的变化，在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声称可以通过极端的遏制措施战胜病毒。

对所有国家来说，疫情当然仍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对中国来说，病毒的主要风险已不再是疫情，而是政治和经济风险。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有适当的战略，就可以管理和遏制奥密克戎的变种。但是中国政府坚持维持那些不可持续且缺乏科学依据的政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显示出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愿，那就是将中国的经济乃至社会稳定置于危险之中。

对中国领导人说，利害关系再大不过了。至关重要的二十大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召开，而中国抗疫战略据称取得的成功，几乎自疫情开始以来一直是国家宣传的核心部分。如果政府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曾经以技术官僚机构效率闻名的政权，可能很快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中国经济也正遭受持续的封锁冲击。

穿着防护服的农民

从一开始，中国对今年春季上海疫情爆发的处理，就以忠于党的政策为准则，而不是遵循最佳的公共卫生做法。中央政府指责上海的针对性抗疫措施导致了新病例的激增，不仅实施了严格的新型清零战略，还从北京空降官员来监督该市的应对措施。结果，上海的2600万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世界上最严的封锁状态，目前封锁时间已多次延长，持续了六个多星期。

在该市实施清零政策的同时，还伴随着缺乏科学甚至常识基础的严厉措施。例如，为了发现新冠肺炎病例，政府倾向于采用侵入性和昂贵的PCR检测，而不是快速抗原检测。尽管快速检测可以提供感染何时具有传染性的良好指标，但政府更倾向于PCR检测，因为它有助于政府控制，并更好地服务于清零目标。

每当发现一个新的阳性病例，患者的整个居住社区就会被额外封锁14天，人数可能多达20万；在一些社区，整个公寓楼的居民已经被转移到隔离中心。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一律送往方舱医院隔离；然后，公共卫生工作者来到他们的家中，在墙壁、地板和个人物品上喷洒大量消毒剂，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感染通过被污染的表面传播的情况非常罕见，病毒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很短。

在上海封锁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全面封锁地区的居民被禁止外出，除非他们被集中起来接受PCR检测；而大规模检测活动只会进一步传播病毒。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卫生保健工作者已被动员去做PCR检测，并治疗无症状或轻微病例，很少有人员可提供常规或紧急卫生服务。

随着批发市场和杂货店关闭，市政府匆忙向被封锁的居民分发食品，其中许多人不仅面临食品短缺，还面临药品和其他关键物资短缺。

更糟糕的是，大规模封锁并没有弥补中国最大的弱点之一：未能为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充分接种疫苗。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政府没有优先考虑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因为缺乏有关该年龄组任何可能副作用的临床数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零政策通过保护弱势群体免受病毒感染，也在老年人中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降低了接种疫苗的意愿。随着奥密克戎的崛起和中国病例数量的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卫生保健工作者都去执行封锁检测措施了，使得很少有人为高危人群接种新冠疫苗，而这本应是主要优先事项。截至4月中旬，上海60岁以上的人口中，约有38%没有接种过一剂以上的疫苗。

通过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采取清零政策，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看到中国领导层加大对上海的压力，其他地方的地方官员也加大了对本地区类似策略的力度，他们担心，如果措施不够严厉，自己会受到指责。

在我的家乡江苏省东部，当地政府要求对所有人群进行大规模PCR检测，没有发现一例新冠病例。其他城市在发现两到三例病例后就实施了封锁。截至4月18日，全国约45个城市被全面或部分封城，占中国人口近30%和年GDP的40%。

在一些农村地区，外人被禁止进入村庄；农民必须得到许可才能下地，即使如此，他们也被要求穿防护服。为了在河北省迁安市实施封城，当地官员要求居民上交钥匙，这样志愿者就可以从外面锁门。

这些措施对当地人口的影响日益明显。在上海，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封锁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带有黑色幽默。有报道称，一些居民因无法应对封锁带来的压力而自杀身亡，不是因为得了新冠，而是因为无法获得紧急医疗服务；90多岁的市民，在午夜被穿着防护服的冷漠工作人员拖到隔离中心；一家养老院在75岁的新冠患者还活着的情况下，将她送往停尸房。

不满加剧

在这些故事的推动下，上海市民越来越大声地批评政府。在一些地区，他们与警察扭打，据称警察命令他们把房子让给新冠肺炎患者；他们在阳台上举行抗议，敲打锅碗瓢盆，要求基本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视察时，有市民当面质问他。

到目前为止，这些反抗行为很少是暴力的，大多数抗议都集中在物质需求上。此外，并非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明确指责中央政府领导人或清零政策本身。

但难以否认的是，上海公众的反应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在疫情初期，中国领导层的政策得到普遍支持，但现在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不信任正在加剧。在在线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记录的一段对话中，一名上海居民在评论封城措施时说，“我们没有停车，而是在倒车的时候踩油门。”

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长期以来一直持亲政府立场，她形容自己在封城期间的态度已经“从无助到失望，再到绝望”。张强(音译)曾是一名在上海的医生，后来成为一名企业家。他表示，在封锁之前，他不相信“大跃进”导致1959-1961年饥荒的故事，当时数千万中国人饿死；现在他明白了，“即使在上海也可能出现粮食短缺。”

包括郎咸平和六六在内的一些主要的亲政府评论人士也有这种看法。一家专注于亚洲的领先私人股本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达到1989以来的最高点。

当然，公众的不满可能转瞬即逝。但是，上海2600万市民(包括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经历的过度封锁，可能孕育着未来政治变革的种子。首先，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不满党的抗疫政策，导致了政府公信力危机，而且中国领导人承认，不能满足或安抚中国社会是失去“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前奏。

另一方面，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造成如此挫败的措施，也损害了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支柱：其有效管理经济的声誉。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通过保持高经济增长率，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控制疫情的初步成功，使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随着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全面封锁打乱了供应链，抑制了国内消费，削弱了国家的增长前景，这一增长引擎正在迅速失去动力。

通过分析货运数据，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发现，即使在3月底上海实施部分封锁之前，该市的经济活动也比正常水平下降了40%。现在，由于上海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关闭，企业都在退缩，担心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对企业贷款的需求急剧下降。

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净额比上月下降了79%，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二次将中国的增长预期下调至4.4%，远低于政府增长5.5%的目标。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以上海封城为例，描绘了一幅更加黯淡的画面。单伟建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过去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丹尼尔·罗森在4月份《外交》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年不应排除中国“零增长甚至经济萎缩”的可能性。

4月底，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斯蒂芬·罗奇称，“中国的缓冲已经减弱”，“世界不能再依赖中国作为经济韧性的来源。”

然而，中国政府似乎更加坚定地坚持现有政策，而不是改变方向，不管后果如何。

专制而不能倒

尽管社会和经济成本很高，但中国领导人一直拒绝对其最初的抗疫战略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几个月来，流行病学家已经清楚，自2020年初新冠首次在武汉传播以来，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占主导地位的奥密克戎变体，比原来的新冠病毒更具传染性，但其感染往往不那么严重，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存在限制了严重疾病的风险，并提供了新的管理方式。

事实上，上海只有0.09%的阳性病例导致了死亡，这低于季节性流感的病例死亡率。最近一项由中国和美国科学家联合进行的研究发现，仅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老人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就能使入院人数减少54.1%，死亡率减少60.8%。

然而，中国政府一直顽固不化。政府高层流行病学家非但不承认新的现实，反而继续强调奥密克戎的危险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要求公共卫生官员采取明确的立场，反对与该病毒共存的”错误思想“，即将其视为一种类似流感的疾病，人们应该学会与之共存。

5月16日，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被封锁的情况下，马晓伟反而呼吁”强化防控措施“，包括建立更多的定点医院和亚定点医院、永久性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

尽管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许多人继续支持清零政策，但在中国的大城市，这种强硬的做法已经开始转变民众对政府的看法。在疫情开始时，北京在抗疫方面的成功，似乎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应变能力和足智多谋。但政府在上海封城一事上的固执表明，其政治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僵化，更抗拒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政府内部管理的自我加强机制造成的。在实施清零战略两年后，许多政府机构以及PCR检测公司、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参与清零工作的人，都与维持目前的做法有着深刻的利害关系，并帮助政治体系抵制任何重大政策转变。但是，鉴于社会的不满和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损害，仅仅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并不能解释目前的做法。

与普京的俄罗斯一样，中国似乎陷入了一位记者最近所说的”威权主义的反馈循环“，即一个长期执政、与世隔绝的领导人身边的顾问，对挑战他的观点毫无兴趣。事实上，即使封锁正在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国领导人也告诉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GDP增长超过美国。

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政策顾问4月底在《金融时报》上所说的那样，让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明白，上海的封锁是适得其反和不可持续的，已成为“体制的关键挑战”。

反过来，高层的僵化也阻碍了更多人的决策。在中央政府内部缺乏活跃和知情的政策辩论的情况下，地方官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无论社会和经济成本如何，他们都要狂热地追求清零政策。

在中国，越来越多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担心，清零也为一个国家提供了新的蓝图，一旦疫情结束，这个国家将寻求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一位知名财经评论家在微信上说：“说实话，我很害怕。我敢断言，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把人像猪狗和罪犯一样对待的管理和控制方法仍将保留。”

复旦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预测，在疫情后，极端的社会措施将“收紧”，而不是放松。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样一个无情、无所不在的国家是前所未见的。

对日益增长的社会控制的恐惧，已经导致许多富人考虑离开。在今年春天上海实施封锁期间，衡量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人气的微信指数显示，“移民”一词的搜索量增长了7倍。

疫情期间在中国的许多外国人，已经离开或计划离开。最近一项针对950名在上海的外国人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离开中国。一名加拿大研究人员注意到，有迹象表明，跨国公司正在认真考虑退出中国，他写道：“北京的清零政策做了特朗普的贸易战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上海封锁的社会和经济冲击，仍有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在重蹈覆辙之前三思而行，也许是在应对北京的疫情时。通过一些努力，中国可以根据更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可行的筛查和分诊方案，以及有针对性的非药物干预措施，选择更好的抗疫方法。

但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行为表明，它不太可能改变路线，这意味着其至少含蓄地承认，这种政策弊大于利。最近，中国决定取消举办2023年夏季亚洲杯，这表明政府没有计划在明年消除疫情。相反，它似乎有可能把一切都押在其目前的做法上，甚至不惜与世界隔绝，并削弱政府在国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