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Shen Lu和Stella Yifan Xie报道了中国中产考虑移民的情况，随着上海的疫情封锁迈进第二个月，许多原本并没有考虑移民的中产阶级纷纷开始咨询移民。但是，中国对于移民和资产外流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使许多希望移民的人遇到了不少障碍。

两年多的边境限制和对上海的长期封锁正促使一些中国人考虑移民，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前景。

随着中国重申其对严格的清零政策的承诺，人们计划着离开，其中许多人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居民，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

一位上海居民已经快要获得令人羡慕的上海户口。但是，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星期的全市性封锁使她感到震惊，并让她开始寻找出路。她现在正计划移民美国，因为她的雇主就在美国。

另一位上海居民切斯特·余在2020年初最初的疫情席卷中国时，第一次开始盘算离开中国的计划。当时，当地政府在他回家探亲时封锁了他父母在中国中部安徽省的住宅小区，使余先生的家人被限制在小区里三个月。

26岁的余先生回忆说：“我觉得自己被关在监狱里。”他当时正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中国未来的方向。”

封闭解除后，余先生申请了护照。去年，他向一家移民机构支付了相当于约440美元的费用，帮助他申请日本的一所语言学校。他在10月获得了日本居留证。

现在他被锁在上海的公寓里，正准备完成硕士学位，余先生说，在目睹了整个上海的苦难之后，他感到很麻木，那里的人们被强行带到隔离点，外来务工人员被迫睡在街上，因为他们的单位把他们锁在外面。他正在等待限制解除，让他能到日本领事馆申请签证，并在今年夏天毕业后离开。

最近几周，本报采访了十几位中国公民，他们正在考虑或加快出境计划，因为上海的封锁仍在持续，而北京的领导人也在加倍了他们的清零战略承诺。

移民律师和代理人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的咨询量激增。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微信以及Telegram等加密平台上，出现了以移民为主题的聊天群。

纽约的移民律师曹英说，在过去两个月里，来自中国高净值个人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咨询比一年前激增了10倍。

曹英说：“他们觉得现在就像1949年一样，”她指的是随着中国共产党赢得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200多万中国人流亡到台湾和香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恐惧感和离开的紧迫感。”

在微信上搜索移民的次数从3月开始增加，当时正值上海为应对激增的感染病例而加强了疫情限制。

根据微信上公开的数据，3月15日，中国用户搜索或分享涉及移民的内容1600万次。一个月后，即4月15日，有7200万次此类搜索和分享。最近几周，一个叫“润”（发音与英语的run相同）的汉字已经成为一个热词。

随着对移民的搜索激增，这个词本身似乎也变得敏感。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公司和微博公司运营的分析工具不再提供关于这个词的搜索兴趣的数据。百度拒绝发表评论。微博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虽然移民的愿望被认为是主要限于年轻、富有的城市居民，但他们日益增长的疏离感反映了国内对北京的新冠战略的不满情绪上升，这项战略试图通过严格限制人们的行动，来粉碎即使是小规模的病情爆发。

本周五，上海说它记录了2096例新的新冠感染，占全国新病例的大多数。尽管自3月下旬以来病例已大幅减少，但当局最近几天在上海加强了限制，誓要完全消除这种病毒。

即使对那些有经济能力离开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已经收紧了边境管制，加强了防止资本外逃的措施。据一位美国的移民律师和一位澳大利亚的移民顾问说，对与移民有关的公证限制已经增加，特别是对那些试图通过投资移民项目移民者的财产公证。

对于那些正在考虑移民的人来说，障碍从获得护照开始。中国国家移民局在8月限制了护照的发放和更换，只发给那些能够提供文件证明他们是为了上学、工作或商业目的而离开的公民，理由是需要尽量减少旅行者带回病毒的风险。在2021年的前六个月，中国签发了33.5万本护照，仅为2019年同期的2%。

本周，中国移民当局表示，他们将更严格地监管出境许可证的审批，以遏制他们所谓的“非必要出境”。

一位39岁的中国技术主管在2020年搬到了上海，并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他购买了一套公寓，并将他的儿子送到一所国际学校。他的计划是在上海度过他的余生。

这种情况在4月发生了变化，当时上海实行了全城封锁，把他限制在公寓里，他连基本的食品杂货都难以保证。他说：“我怎么能生活在一个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无法保证的地方？”遏制科技行业的监管运动也加剧了他离开的愿望。

六周后，由于看不到限制的尽头，他和家人决定移民新加坡。他为他的儿子申请去那里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这样他就可以获得录取通知书，这是更换他儿子过期护照的必要先决条件。

即使是那些已经决定离开的人，在试图离开这个被严格封锁的城市时也遇到了挑战。一位上海居民为她和她的丈夫买了去美国的机票，找了一个愿意把他们送到机场的司机（以正常价格的六倍报酬），并向当地政府签署了一份书面承诺，保证他们在短期内不会返回上海，这反映了人们对海外归国人员可能带回病毒的担忧。

她和她的丈夫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科技公司的商业伙伴，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两次警察检查他们的文件和核酸测试，终于飞往了旧金山，他们现在就在那里。

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人，都敏锐地意识到移民所带来的痛苦的牺牲。

在上海以西60英里的苏州，一位姓王的工厂经理说，他想确保他的孩子不会在一个他认为越来越独裁的社会中长大。但是，他也在因一家四口搬到加拿大后无法见到年迈父母的痛苦而挣扎。

42岁的王先生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那位准备搬到新加坡的技术主管对永远离开中国感到犹豫不决。他说：“我担心自己无法适应一个新的社会，但我的儿子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