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an Wang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由于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大量工厂、建筑工地关闭，这给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带来了特别大的打击。

在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曾家林（音）终于可以回到他在上海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作岗位上了。他刚刚从新冠感染中恢复，即将离开隔离设施，他现在最着急的就是弥补他错过的许多天的工资。

但是在星期二，也就是他本应离开隔离区的那天，拥挤的隔离设施中有人再次被检测出阳性。48岁的曾家林被要求再隔离14天。

他在隔离区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有三个孩子，分别在上大学、中学和小学，压力很大，”他每天30美元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我还欠银行钱，所以我非常焦虑。”

中国正在抗击最严重的新冠疫情暴发，政府对疫情绝不妥协的态度使数百万人无法工作。严格的封锁措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蔓延开来，迫使工厂和企业关闭，有时长达数周，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有两个群体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一个是农民工，大约有2.8亿劳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部门工作，以及最近的大学毕业生。预计今年将有近1100万名大学生毕业，这是一个创记录的数字。

中国的抗疫运动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经济，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并抑制了进口。但是，就业问题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特别关注，长期以来，政府的政治权威主要来自于他们对经济繁荣的承诺。由于封锁削弱了人们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的能力，许多人对政府的“新冠清零政策”越来越失望。有时，不满情绪会爆发为罕见的公众抗议活动。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宣布，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向失业的农民工发放生活补贴，并对雇用年轻人的公司进行补贴。

李克强在4月27日说：“新一轮疫情爆发对就业造成严重冲击。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促进就业，特别是针对像大学毕业生这样的关键群体。”

很难判断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官方称，虽然封锁使深圳和上海等经济引擎瘫痪，政府的主要指标——城市失业率，在2月和3月间仅增长了0.3%。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失业数字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农民工他们没有计算到，而且计算人群只包括在两周内能够开始工作的人，不包括被延长隔离的人，也不包括主动推迟找工作的年轻人。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前主席、现为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蒂芬·罗奇说，政府的新支持措施表明，问题比官员们所说的更严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政府也曾增加过农民工的失业金。

罗奇说：“这项宣布本身就是一个暗示，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可能要大得多，这可能是中国自08-09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虽然中国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他们的生计一直很不稳定。他们赚取微薄的工资，几乎没有劳动保护和福利，这种情况因疫情而变得更糟。

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帖子，工人们通常住在公司宿舍或廉价的临时住所，当工厂关闭时，许多人付不起房租，或者被困在工作场所。有些人睡在桥底下或电话亭里。

21岁的杨继伟（音）来自安徽，封城开始时，他在上海做服务员。他与其他四个人合住，由于没有厨房设施，他们无法烹饪当地政府提供的蔬菜和肉类。他一直在靠方便面度日，方便面也是越吃越少了。

杨继伟说：“我起床后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到床上。除了食物之外，我无法再想别的事情。”

送货员是唯一可以继续工作的劳动者，但他们不得不在放弃收入和可能被关在自家门外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其他人则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建造或配备检疫设施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被病毒感染。

上海的官员们承认，在封锁期间，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有所增加。地方和中央政府已承诺提供支持，但仍有许多问题。

当总克强总理宣布扩大失业补贴时，他没有说明会提供多少钱（新华社表示，今年政府已拨出约617.6亿人民币的失业补贴，约合93亿美元）， 也不清楚工人将怎么获得这笔钱。虽然中国有失业保险，但许多农民工没有资格或不知道如何申请。

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曾家林说，他不知道李克强宣布的事情，也从未听说过失业保险。他希望在解除隔离后就能够回去开工，但他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返回贵州省老家。

他说：“我得看看工厂是否重新开工。如果开工，我可以接着干，如果不开工，我也没办法（只好回去）。”

总部设在香港的倡导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艾丹·周说，尽管如此，对中国政府来说，政治风险仍然很小。农民工的痛苦虽然很严重，但可能会随着封锁的缓解而减弱。政府也承诺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这能提供更多的建筑工作。而且，一般来说，农民工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如果他们抱怨，可能会被当地官员压制。

更棘手的问题可能是白领就业。上海对封城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推动的，他们更敢于在国家高度控制的环境中发表意见。3月下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居民聚集在小区外面，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不断膨胀的大学毕业生队伍。政策制定者多年来一直担心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问题。但今年的就业情况特别严峻。

在封锁措施打击中小型企业的同时，政府也对技术、房地产和教育等行业进行了全面的监管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裁员，而这些行业曾经是年轻人非常向往的行业。

根据北京人民大学和就业网站招聘网的报告，今年第一季度，每个刚毕业的求职者只有0.71个工作机会，这是2019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数字。

耶鲁大学的罗奇说：“对于一个重视社会稳定的国家来说，你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时就为就业而挣扎，这不是这样一个体系所希望看到的。”

李克强在上个月承诺援助搞笑毕业生，包括帮助他们自己创业和补贴提供实习机会的公司。

即使是实习机会也很难得到。上海的一名职业学院学生徐义兴（音）为了增加他在本学期获得实习的机会，提出无偿工作，但他仍被他心仪的首先公司拒绝了。最终，一家制药公司雇用了他，但在上海封城时让他走人。

学习计算机应用和广告的徐义兴说，他并不特别担心竞争问题，他担心的是疫情。

他说：“对于疫情，只能看命，你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