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称，新加坡应该是香港作为亚洲顶级金融中心逐渐消亡的明显赢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更严格的签证要求、招聘限制和其他官僚主义障碍，意味着最近几个月从香港涌入新加坡的银行家更像是涓涓细流而不是洪水。

有很多例子，尽管大多数公司不愿意公开谈论。一家欧洲银行将位于新加坡滨海湾金融区的办公室，列为香港的备份中心，以便更容易调动员工。另一家全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说，他感到了雇用更多本地人才的压力。资金管理公司大西洋投资公司（Atlantic Partners Asia Capita），在将其总部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后又有了新的想法。

“现在要让人获得批准更难了，这种’雇佣本地人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在新加坡生活了20年、现在经营一家家族办公室的前对冲基金经理斯蒂芬·迪戈尔说。“你不能把40个人带到这里，因为他们不会得到工作许可。”

严格的Covid-19限制和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削弱了香港对全球金融的吸引力，而新加坡的各种限制，又迫使一些公司寻找更远的地方来转移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公司正在返回伦敦或悉尼，而另一些公司则在低税率欢迎垫的吸引下转移到迪拜。

这本应该是新加坡大放异彩的时候。香港向南飞行四小时就到了新加坡，这是一个在同一时区，长期以来一直与香港争夺亚洲卓越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提供了许多与香港富裕外籍人士所习惯的优点，热带气候、好学校、低税率，以及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便捷联系。

然而，就在香港的金融专业人士加速外流的时候，新加坡一直在收紧对外国人才的管制，以回应选民对外国人抢走最好工作的担忧。在2020年的选举中，新加坡执政党的表现是自独立以来最差，不得不在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愿望与确保当地人获得更多高薪工作之间，努力取得平衡。

新加坡当局最近对高技能外国人的签证要求，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改变，提高了最低工资门槛，并引入了类似于英国和加拿大的积分制度。根据上个月宣布的新规则，除了教育、技能和报酬之外，还将根据申请人的国籍对其公司的多样性的贡献进行评分。如果公司雇用更多的本地员工，国家也将给予加分，这是明年生效的改革的一部分。

今年2月，新加坡在两年内第二次提高了外籍人士的最低工资门槛，以鼓励公司雇用更多的本地人，培养出“新加坡”的人才，并培养新加坡人担任领导职务。最近在2020年，有1200家公司因一系列问题被列入观察名单，包括外国工人占其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的。

新加坡还在增加富有外国人创建家族办公室的难度，提高本地管理资产的最低标准和获得税收优惠的其他条件。此外，外国工作人员的的家属，现在需要一个公司赞助的签证才能在新加坡工作，这就取消了签证持有人的配偶寻找兼职工作的一个热门渠道。

这些举措似乎正在产生影响。去年，签发给外国专业人士、经理和高管的签证数量下降到161,700个，至少是2010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教授汤姆·基希迈尔说：“如果想成为一个全球中心，这意味着你需要吸引最好的人，因此签证不能成为一个问题。”

据大西洋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阿夫·斯里达尔称，不断变化的环境，正促使大西洋投资公司重新考虑将其总部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的决定，他正在权衡是否在建立公司的欧洲业务后返回这个城市国家，“有些家庭在职业生涯上稍微领先一点的人会想，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在一个不友好不受欢迎的地方？本来应该是反过来的，新加坡本可以吸引到香港所有的人才”。

他的公司管理着大约20亿美元的资产。

其他公司正在寻求变通办法。一家欧洲银行的高管说，他的公司申请了短期签证，将一些员工从香港调走，因为他们面临着难以获得较长期限的许可证。

熟悉此事的人士说，一些国际银行和专业服务公司对雇用本地初级员工的压力表示失望，因为在那里很难找到合适技能的工作者。劳动力短缺加剧了这种情况，新加坡的失业率已经降至2.4%，不到香港水平的一半。

新加坡官员坚持认为，他们正在寻求在新的积分制度下吸引一流的外国工人，也希望同时促进本地就业。上周被推举为下一任总理的黄循财，去年9月对议会说：“新加坡将保持开放和欢迎，我们必须如此。但那些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也必须承认我们劳动力的价值，并遵守我们的规则。”

现任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在戴森有限公司的新总部开幕式上发言时承认，作为一个开放的中心可能具有挑战性。李显龙说：“维持这一点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政治上，向内转，提高壁垒。但如果我们屈服于关闭大门的诱惑，我们最终肯定会伤害自己。”

在回答彭博新闻社的问题时，新加坡人力部表示，如果一些公司或许可证持有者，在过去一年发现填补职位空缺或进入新加坡更加困难，那是由于COVID-19的边境限制，“这与新加坡作为一个欢迎全球人才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的基本立场，没有任何关系。”

人力部指出，新加坡的非居民就业在2021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两年来的首次增长，他们预计这些劳动力数量在今年将进一步恢复。

尽管如此，新加坡的大流行应对措施也让一些外国人感到不满。尽管这些措施并不像香港那样严格，但旅行和检疫规则在10月才开始放松，比伦敦和纽约等城市晚了很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放松太少、太晚了。

资深的新兴市场投资者马克·莫比乌斯(Mark Mobius)，在对亚洲国家处理大流行病的方式“相当失望”之后，将基地从新加坡迁至迪拜。

“不幸的是，香港正在走下坡路，他们正在失去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新加坡也受到了新冠事件的伤害，”他在上个月新加坡采取进一步措施放松限制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迪拜正开始取代它的位置，并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过这两个地区。”

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公司已经开始将员工转移到新加坡，尽管目前还很少。花旗集团将6名股票银行家调往新加坡和其他市场。已经在香港裁员的富国银行正在新加坡扩张业务。知情人士3月份表示，法国兴业银行正暂时将至少12名交易员从香港调离。

在最近一次与投资者的通话中，瑞士信贷集团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戈特施泰因表示，计划在新加坡进行更多投资，并将一些团队从香港迁往新加坡。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即使香港开始放宽一些防疫措施，新加坡也在慢慢胜出。外籍人士对国际学校的咨询有所增加，而住房价格保持稳定，同时香港的住房价格暴跌。

2019年至2021年，新加坡的银行存款增长平均为7.3%，大约是前三年速度的两倍，部分反映了外国资金流入。根据彭博经济社的数据，香港同期的增长大约减半至约4.3%。

迪戈尔预测，随着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和Covid限制对旅行和生活条件的影响，香港把自己的地位拱手让给新加坡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地方什么都有，低税率，基础设施，法治，新加坡将得到这个奖项，而我们甚至没有为之奋斗，我们只是要比香港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