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Haidt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社交媒体给美国民主带来伤害的原因。文章认为，社交媒体给每个人发了一把武器，可以在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随意攻击他人，任何不理智的、甚至完全是错误的信息根本没有冷却的机会就已经被转发了数百万次，还保有理智的人害怕遭到网暴而选择沉默，从此社交媒体成了极端分子的天下，不断攻击着美国民主的基石。

在巴别塔毁灭后的日子里，生活在巴别会是什么样子？《创世记》告诉我们，诺亚的后裔在示拿地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城市。为了给自己“扬名”，他们还建造了一座“直通云霄”的塔。上帝被人类的狂妄所冒犯，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圣经中没有说上帝摧毁了巴别塔，但在许多流行的版本中，他确实摧毁了塔，所以我们的脑海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画面：人们在废墟中徘徊，无法沟通，注定要相互不理解。

巴别塔的故事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比喻，用来说明美国2010年代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有些事情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糟糕。我们迷失了方向，无法说同样的语言，也无法认识相同的真理。我们彼此隔绝，也与过去隔绝。

很明显，红色的美国和蓝色的美国正在变得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虽然声称拥有相同的领土，但是对宪法、经济和美国历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巴别塔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部落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把一切碎片化、把所有看似坚固的东西粉碎、把曾经是同一个社区的人驱散的故事。它不仅隐喻了红蓝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隐喻了左翼和右翼内部，以及大学、公司、专业协会、博物馆，甚至家庭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

巴别塔是社交媒体对几乎所有国家的未来、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重要的团体和机构所做的事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美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现代巴别塔的崛起

历史是有方向的，它趋向于大规模的合作。我们在生物进化中看到了这种趋势，在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中，多细胞生物首先出现，然后发展出新的共生关系。

我们在文化的发展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正如罗伯特·赖特在他1999年的《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赖特表示，历史涉及一系列的过渡，由不断上升的人口密度和新技术（文字、道路、印刷术）驱动，为互利的贸易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零和博弈，例如随着印刷术在欧洲传播异端思想而产生的宗教战争，最好被认为是暂时的挫折，有时甚至是进步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这些宗教战争推动了民族国家向现代的过渡，使公民更加了解情况。 克林顿总统赞扬了《非零和博弈》中的乐观描述，书中的观点认为，持续的技术进步会来带来更多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互联网，包括聊天室、留言板和电子邮件，都是非零和博弈论的例证，2003年前后推出的第一波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如此。Myspace、Friendster和Facebook使人们很容易地与朋友和陌生人联系起来，谈论共同的兴趣，而且是免费的，其规模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到了2008年，Facebook已经成为了主导平台，月度用户超过1亿，今天已经达到了约30亿。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是民主的福音。哪个独裁者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一个相互联系的公民社会？哪个政权能建造一堵墙将互联网拒之门外？

可以说，技术民主乐观主义的高潮是在2011年，这一年以“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的一次民主革命浪潮）开始，以全球“占领”运动结束（不满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示威者率先在美国纽约发起的抗争运动）。那也是谷歌翻译开始在几乎所有智能手机上使用的时候，所以你可以说2011年是人类重建巴别塔的一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个民族”的状态，我们有效克服了语言分裂的诅咒。对于技术民主的乐观主义者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2012年2月，当马克·扎克伯格准备将Facebook上市时，他回顾了那个不寻常的时代并提出了他的计划。他在给投资者的信中写道：“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另一个转折点”，Facebook希望“重新连接人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通过赋予他们“分享的力量”，将帮助他们“再次改变我们的许多核心机构和行业”。

在此后的10年里，扎克伯格完全实现了他所说的事情。他确实重新连接了我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他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机构，他确实把我们推到了转折点，可惜他猜到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

世事难料

从历史上看，各种文明都依赖于共同的血缘、神灵和敌人来抵御它们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但是，究竟是什么将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多元化世俗民主国家，或者说，现代的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凝聚在一起？

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至少有三种主要力量将民主国家成功地联合在一起：社会资本（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网络）、强大的机构和共同的信念。社交媒体削弱了所有这三种力量。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社交媒体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里。

在早期，Myspace和Facebook等平台是相对来说没什么坏处。它们允许用户创建页面，在上面发布照片、家庭动态，以及与他们的朋友和最喜欢的乐队的页面链接（大部分为静态页面）。这样一来，早期的社交媒体可以被看作是技术发展的漫长进程中的跨出的又一步，从邮政服务到电话，再到电子邮件和短信，帮助人们实现保持社会联系的永恒目标。

但渐渐地，社交媒体用户变得更愿意与陌生人和公司分享他们生活的私密细节。正如我在2019年与托比亚斯·罗斯·斯托克韦尔为《大西洋月刊》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用户变得更善于自我表演和管理个人形象，这些行为可能会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却并不能像私人电话交谈那样加深友谊。

一旦社交媒体平台将用户训练成花更多时间表演、花更少时间联系的模式，这就为2009年开始的重大转变创造了条件：病毒性动态的加剧。

在2009年之前，Facebook为用户提供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轴，由他们的朋友和联系人生成的永不停息的内容流，最新的帖子在顶部，最旧的在底部。这些帖子的数量相当大，但它如实客观地反映了其他联系人所发布的内容。

这种情况在2009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Facebook为用户提供了一种通过点击按钮公开“喜欢”帖子的方式。同年，推特推出了更强大的功能：“转发”按钮，允许用户公开支持一个帖子，同时也与他们所有的追随者分享。Facebook很快就复制了这一创新，推出了自己的“分享”按钮，并在2012年向智能手机用户开放。“喜欢”和“分享”按钮迅速成为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标配功能。

在“喜欢”按钮开始产生关于什么最能“吸引”用户的数据后不久，Facebook开发了算法，为每个用户提供最有可能让他们“喜欢”或产生其他互动（包括“分享”）的内容。后来的研究表明，引发情绪的帖子，尤其是对外部群体的愤怒，最有可能被分享。

到了2013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游戏，其规则与2008年不同。如果你技术高超或运气好，你可能会因为一篇自创的帖子“走红”，让你“网红”几天。如果你失误了，你会被充满仇恨的评论淹没。你的帖子因为成千上万陌生人的点击而名声大噪，而你反过来也为这个游戏贡献了成千上万的点击量。

这个新游戏鼓励不诚实和暴民的动态。用户不仅受到他们真实偏好的引导，而且被过去获得点赞或网暴的经验所引导，他们还会对其他用户对新贴的反应进行预测，并受这些预测的引导。推特的一名工程师曾负责开发“转发”按钮，后来他透露，他对自己的贡献感到愧疚，因为这使推特成为一个更肮脏的地方。当他看到推特的暴民通过使用这个新工具而形成时，他心想：“我们可能刚刚给一个4岁的孩子递上了一把上了膛的武器。”

作为一个研究情感、道德和政治的社会心理学家，我也认识到了这种情况。新调整的平台几乎完美地设计出了我们最道貌岸然且最不善于反思的自我。愤怒的数量是令人震惊的。

詹姆斯·麦迪逊起草的美国宪法，正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这种不安的、爆炸性的愤怒蔓延的影响。宪法的制定者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知道，民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依赖于人民的集体判断，而民主社会受制于“暴乱和失控情绪”的影响。因此，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民主国家的关键是建立一种机制，让事情放慢脚步，冷却激情，寻求妥协，并让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当下狂热的影响，同时仍让他们在定期的选举日对人民负责。

从2009年到2012年，那些提高病毒式传播能力的科技公司把我们带入了麦迪逊的噩梦。许多作者引用了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号》中关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派别”倾向的评论，他的意思是，指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分成团队和政党，这些团队和政党因“敌意”而彼此愤怒，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相互争吵和压迫，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而通力合作”。

那篇文章中还谈到了一个较少被引用但同样重要的见解，即关于民主对琐事的脆弱性。麦迪逊指出，人们是如此容易产生派系斗争，以至于“在没有实质性场合出现的情况下，最细小和虚幻的区别就足以点燃他们不友好的激情，激起他们最激烈的冲突”。

社交媒体不仅放大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区别，还将其武器化。现在，我们在推特上为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度慈善晚会上的富人税礼服、梅拉尼娅·特朗普在911纪念活动上的礼服（缝线看起来有点像摩天大楼）而争吵，我们的民主会因为这些争吵而变得更加健康吗？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推特上批评大鸟接种新冠疫苗会让我们的民主更加健康吗？

注：《芝麻街》中的一个角色大鸟发推文说它接种了新冠疫苗，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其他右翼媒体人物批评大鸟向儿童进行“宣传”。

重要的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和缺乏关注，还有对信任的不断削弱。一个专制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或利用恐惧来推动它所期望的行为，但民主制度取决于对规则、规范和机构的合法性的内部认可。民主国家不会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产生盲目且不可逆转的信任。

然而，当公民对民选领导人、卫生当局、法院、警察、大学和选举的公正性失去信任时，那么每一个决定都会变得有争议，每一次选举都会变成一场生死攸关的、一方想从另一方手中拯救国家的斗争。

最近的爱德曼信任晴雨表（衡量公民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的国际指标）显示，稳定和有能力的专制国家（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居榜首，而美国、英国、西班牙和韩国等有争议的民主国家的得分接近垫底（但还是高于俄罗斯）。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确实削弱了人们对政府、新闻媒体以及个人和机构的信任。由社会科学家菲利普·洛伦茨-斯普林和丽莎·奥斯瓦尔德领导的一份工作文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最全面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报告显示，数字媒体的使用和信任之间关系会伤害民主。”

这项研究的结果很复杂，一些研究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好处，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总的来说，社交媒体扩大了政治两极化，煽动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并且与错误信息的传播有关。

当人们对机构失去信任时，他们就会对这些机构所宣传的内容失去信任。对于教育机构来说更是如此。历史课程经常引起政治争议，但Facebook和推特使家长有可能每天为他们孩子的历史课上的一个新片段感到愤怒。还有数学课和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全国各地任何新的教学转变。

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动机受到质疑，过度的法律或课程改革有时也会随之而来，教育水平降低，人们对它的信任也进一步降低。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在后巴别塔时代受教育的年轻人不太可能达成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连贯信息，也不太可能与那些在不同学校上学或在不同年代受教育的人分享任何这样的信息。

前中情局分析员马丁·古里在其2014年出版的《公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Public）一书中预测了这些分裂效应。古里的分析集中在1990年代的互联网产生以来，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对权威的颠覆效应上。在近十年前的写作中，古里已经看到了社交媒体溶解一切的力量，社交媒体所到之处，人们的纽带被切断，机构被削弱。

古里指出，分布式网络“充斥着抗议和推翻，但永远不会有统治”。他描述了2011年许多抗议运动的虚无主义，这些运动主要在网上组织，像“占领华尔街”一样，要求破坏现有的机构，但没有提供一个现实的替代方案。

古里不是精英或中央集权的粉丝，但他注意到前数字时代的一个建设性特征：单一的“巨大受众”，所有人都在接受同样的内容，就像他们都对着同一面反映自己社会的大镜子。在写给Vox的评论中，古里提到了第一批离开巴别的移民，他说：

“数字革命打碎了那面镜子，现在公众居住在那些破碎的玻璃碎片中。因此，公众不再是一个整体，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基本上是相互敌对的。它的主要形式是人们互相谩骂，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封闭群体中。”

马克·扎克伯格可能不希望看到这些。但是，为了实现调速增长重新布线，带着对人类心里的幼稚认识，对机构复杂性的一知半解，对强加给社会外部成本的毫不关心，Facebook、推特、YouTube和其他一些大型平台在不知不觉中溶解了信任的砂浆、对机构的信念和共同的信息，而这些都是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民主国家维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现代巴别塔倒塌的时间追溯到2011年（古里的“虚无主义”抗议活动的焦点年）和2015年之间，2015年是左翼的“大觉醒运动”和右翼的特朗普崛起的一年。特朗普并没有摧毁这座塔，他只是利用了它的衰落。他是第一个掌握后巴别塔时代新动力的政治家，在这个时代，愤怒是病毒式传播的关键，舞台表演压倒了能力，推特压倒了全国所有的报纸，信息不能在几个不同的社区中分享（信任也不能），所以真理不能得到广泛的遵循。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分析家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赢得大选，他们依靠的是巴别塔时代的直觉，即诸如“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音（特朗普在节目中吹嘘自己实施了性侵犯）这样的丑闻对总统竞选是致命的。但在巴别塔倒塌之后，什么东西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至少没有一种持久且人们广泛认同的说法。

后巴别塔时代的政治

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在1867年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然而，在后巴别塔时代的民主中，可能的事情并不多。

当然，美国的文化战争和跨党派合作的衰落早于社交媒体的到来。20世纪中期，国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异常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恢复到历史水平。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扩大。福克斯新闻和1994年的“共和党革命”使共和党变成了一个更好斗的政党（注：共和党革命是指美国共和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在时任众议院少数党党鞭纽特·金里奇的领导下，成功夺回美国国会众议院及参议院控制权的事件）。

例如，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不鼓励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将他们的家人搬到华盛顿特区，因为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与民主党人及其家人形成社会关系。

因此，跨党派关系在2009年之前就已经很紧张了。但此后社交媒体的病毒性增强，使人们意识到，与敌人交往，哪怕只是没有以足够大的力度攻击敌人，就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在右翼，RINO一词在2015年被特朗普的支持者，用推特上流行的更轻蔑的术语“绿帽保守主义”（cuckservative）所取代。在左派中，社交媒体在2012年之后的几年里推出了取消文化，对大学生活以及后来整个英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

注：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意为名义上的共和党人，是一个贬义称呼，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成员用来形容那些政治立场与保守派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共和党人。

Cuckservative，美国另类右翼常使用它来攻击不愿意支持白人至上及反犹的保守派。

2010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位推特工程师的比喻：把一把上了膛的枪交给一个4岁的孩子。一条刻薄的推特并不会杀人，它试图公开羞辱或惩罚某人，同时标榜自己的美德、才华或对部落的忠诚。它与其说是子弹，不如说是飞镖，会造成痛苦，但不会造成死亡。即便如此，从2009年到2012年，Facebook和推特在全球范围内发放了大约10亿支飞镖，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互相伤害。

社交媒体让一些以前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人有了话语权，它让人们更容易让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负责，不仅是在政治领域，也包括商业、艺术、学术和其他领域。在推特之前，性骚扰者可以会被匿名的博客文章点名，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主要平台提供的病毒式强化，#MeToo运动会如此成功。然而，社交媒体扭曲的“问责制”也在三个方面带来了不公正和政治功能的失调。

首先，社交媒体的“飞镖”给了巨魔和挑衅者更多的权力，同时让好公民选择沉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博尔和迈克尔·邦·彼得森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小部分人极其渴望关注，并愿意利用攻击性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些人承认，在网上讨论中，他们经常骂人，取笑对手，被其他用户屏蔽或因不当言论而被举报。在八项研究中，博尔和彼得森发现，上网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变得更有攻击性或敌意，而是使少数具有攻击性的人能够攻击更多的受害者。博尔和彼得森还发现，即使是少量的混蛋也能在讨论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正常人不太愿意纠缠于对政治的在线讨论。

其他研究发现，妇女和黑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特别大，可见数字广场不太欢迎他们的声音。

第二，社交媒体的“飞镖”给了政治极端分子更多的权力和声音，但减少了温和多数的权力和声音。由支持民主的团体“更多共同点”（More in Common）进行的“隐蔽部落”研究，在2017年和2018年调查了8000名美国人，确定了网络中的七个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内部的信仰和行为趋同。

最靠右的一个群体被称为“忠实的保守派”，占美国人口的6%。最靠左的群体是“进步积极分子”，占人口的8%。进步积极分子是社交媒体上最多产的群体。7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分享过政治内容。紧随其后的是忠实的保守派，占56%。

这两个极端群体惊人地相似。他们是七个群体中最白、最富有的群体，这表明美国正被两个不代表整个社会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斗争而撕裂。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在道德和政治态度上表现出了最大的同质性。

这项研究的作者推测，这种内部观点的统一性很可能是社交媒体思想管制的结果：“那些对对立群体的观点表示同情的人会遭到群体内部的攻击”。

换句话说，政治极端分子不只是向他们的敌人投掷飞镖，他们把大量的弹药用内部异议者和思想有细微差别的自己人身上。这样一来，社交媒体使基于妥协的政治体系陷入停滞。

最后，通过给每个人一把飞镖枪，社交媒体使任何人都能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主持正义。像推特这样的平台会演变成狂野西部，这些义警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一次成功的攻击会引来一连串的“喜欢”和后续的打击。强化病毒的平台促使网民对微小的或想象出来的罪行进行大规模的抨击和惩罚，并造成现实世界的后果，包括无辜的人失去工作和因受到羞辱而自杀。

当我们的公共场所被暴民通知且不受正当程序约束时，我们就无法得到正义和包容，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无视事发背景、比例、怜悯和真相的社会。

结构性的愚昧

自巴别塔倒塌以来，各种辩论变得越来越混乱。良好思维受到的最常见的障碍是确认性偏见，它指的是人类倾向于只寻找证实我们偏好的信念的证据。即使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搜索引擎也在助长确认性偏见，导致人们更容易为荒谬的信念和阴谋论找到证据，例如地球是平的，美国政府策划了911袭击。但社交媒体让事情变得更糟。

治疗确认性偏见最可靠的方法是与那些不赞同你想法的人互动。他们用反证和反驳来对抗你。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说：“只知道自己这一面的人，对那一面知之甚少。”他鼓励我们从“真正信任的人”那里寻找冲突的观点。那些想法不同、并且在与你意见相左时愿意说出来的人会让你更聪明，他们就像是你自己大脑的延伸。那些试图压制或恐吓批评者的人会变得更愚蠢，就像他们在往自己的大脑射飞镖一样。

乔纳森·罗奇在他的《知识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一书中，描述了西方社会发展出一套“认识操作系统”的历史性突破，即一套从有偏见和认知缺陷的个人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制度。

英国法律发展了对抗制，使有偏见的辩护人可以向公正的陪审团陈述案件的双方。充满谎言的报纸演变成了专业的新闻企业，媒体的规范要求新闻企业寻找故事的多个方面，并进行编辑审查，最后进行事实核查。大学从隐蔽的中世纪机构演变为研究中心，并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学者们提出有证据支持的主张，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通过寻找相反的证据来获得声望。

美国在20世纪的伟大，部分来自于它发展了人类历史上最有能力、最有活力且最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构网络，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私营公司以及政府连接在一起。大学发现知识，私营公司把科学转化成改变生活的消费品，政府机构支持科学研究，领导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合作。

但是，罗奇指出，这种安排“不是自我维持的，它依赖于一系列有时很微妙的社会环境和理解，而这些需要被理解、肯定和保护”。那么，当一个机构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内部分歧停止时，会发生什么？要么是因为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变得统一，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提出不同意见。

我认为，这就是2010年代中后期美国许多重要机构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变得更加愚蠢，因为社交媒体长期以来向他们的成员灌输了一种害怕被攻击的恐惧心理。这种转变在大学、学术协会、创意产业和各级政治组织（国家、州和地方）中最为明显，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一夜之间建立了新的行为规范，并得到了新政策的支持。

新出现的病毒式传播的社交媒体无所不在，这意味着教授、领导或记者的一句话，即使是出于积极的意图，也可能导致社交媒体上的风暴，引发被立即解雇或漫长调查的结果。我们主要机构的参与者开始自我审查，已经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他们拒绝批评政策和思想，哪怕是他们认为缺乏支持或错误的政策和观点，甚至是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观点。

但是，当一个机构惩罚内部的异议时，它就等于在向自己的大脑射飞镖。

这个令人瞠目的过程在右翼和左翼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积极分子认同不同的神圣价值和不同的信念。“隐蔽部落”的研究告诉我们，“忠实的保守派”在与独裁主义有关的信仰方面得分最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息，即美国永远处于外部敌人和内部颠覆者的威胁之下，他们将生活视为爱国者和叛徒之间的战斗。根据政治学家卡伦·斯滕纳的研究，他们在心理上不同于人数更多的“传统保守派”（占人口的19%），后者强调秩序、礼节和缓慢而非激进的变革。

只有在忠实的保守派中，特朗普的演讲才有意义，从他竞选时关于墨西哥“强奸犯”的开场白，到他在2021年1月6日的警告：“如果你不拼死战斗，你就不会再有一个国家。”

对叛国罪的传统惩罚是死刑，因此1月6日的战斗口号是：“绞死迈克·彭斯”。事实证明，右翼的死亡威胁，许多是由匿名账户发出的，在压制传统保守派方面非常有效，例如，将未能“阻止偷窃选票”的地方选举官员赶走。对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威胁浪潮同样促使许多剩余的温和派退出或保持沉默，使共和党更加脱离了保守主义传统、宪法责任和现实。

我们现在拥有的共和党，把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攻击说成是“合法的政治言论”，并得到一系列右翼智囊团和媒体组织的支持，或者至少是没有反驳。

右派的愚蠢在许多阴谋论中最为明显，这些阴谋论在右翼媒体中传播，现在也进入了国会。“披萨门”、匿名者Q、疫苗含有微芯片、坚信特朗普赢得连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Facebook和推特，这些想法或信仰体系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民主党也受到了结构性愚蠢的沉重打击，尽管方式不同。在民主党内，进步派和比较温和的派别之间的斗争是公开且持续的，而且往往是温和派获胜。问题是，左翼控制着文化的制高点：大学、新闻机构、好莱坞、艺术博物馆、广告、硅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塑造K-12教育的教师工会和师范大学。在许多这些机构中，异议被扼杀了：2010年代初，当每个人都被分发了一把飞镖枪时，许多左倾机构开始向自己的大脑开枪。而不幸的是，这些是为全国大多数人提供信息、指导和娱乐的大脑。

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称之为“自由主义进步”，即美国曾经经历过可怕的不公正和压迫，但由于活动家和英雄的斗争，已经（并继续）朝着实现其建国时的崇高承诺的方向前进。

这个信息很容易支持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它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生动叙述。这也是“隐蔽部落”研究中的“传统自由主义者”（占人口的11%）的观点，他们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年龄偏大，而且主要是领导美国文化和知识机构的人。

但是，当新的病毒式的社交媒体平台给了每个人一把飞镖枪时，做得最多的是年轻的“进步积极分子”，他们把特别多的飞镖对准了这些年长的自由主义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机构都变成了身份群体之间零和博弈的永恒争斗，在上面的人通过压迫下面的人而达到目的。这种新的叙述是僵化的平等主义，侧重于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或机会的平等。它对个人权利毫不关心。

对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的普遍指控不是“叛徒”，而是“种族主义者”、“恐跨性别者”、“凯伦”（指代自认有权势或要求超出合理或必要范围外权利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有贬义），或一些类似的称呼，将异议者标记为仇恨或伤害边缘化群体的人。对于这些异议者，他们认为正确的惩罚不是处决，而是进行公开羞辱和社会性死亡。

当一个左翼人士仅仅是质疑或反驳进步积极分子偏爱的研究时，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惊人的过程。推特上会有人想方设法把持不同意见者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其他人就会群起而攻之。例如，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的第一周的抗议活动中包括了一些暴力行为，当时受雇于Civis Analytics的进步政策分析家大卫·肖尔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研究的链接，显示1960年代的暴力抗议活动导致了民主党在附近县市的选举受挫。肖尔显然是想提供帮助，但在随后的愤怒中，他被戴上了“反黑人”的帽子，并很快被解雇了（Civis Analytics否认这条推文导致肖尔被解雇）。

肖尔案很有名，推特上的任何人都已经看到了几十个类似的例子，这教会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不要质疑你自己一方的信仰、政策或行动。而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沉默不语时，就像2020年夏天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进步积极分子就会用更激进的信息取代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主导叙事。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知识机构在那一年和接下来的一年迅速“觉醒”，从《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的争议和辞职潮开始，一直到医生团体和医学协会的社会正义声明（例如，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一份出版物，建议医疗专业人员将一些街区和社区称为“被压迫”或“系统性剥离”，而不是“弱势”或“贫困”），以及纽约市最昂贵的私立学校对课程的匆忙修改。

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的战争中，双方都在上演昏聩。右翼一直致力于弱化新冠的风险，以至于把这种疾病变成了一种优先杀死共和党人的疾病。进步的左翼如此致力于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最大化，以至于它往往支持把疫苗、口罩和社交距离政策也最大化，甚至与儿童有关的政策也是如此。

这种政策并不像散布有关疫苗的恐惧和谎言那样致命，但其中许多政策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造成了破坏，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相互玩耍和上学；我们几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学校关闭和幼儿口罩可以减少新冠死亡。对于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对关闭学校的进步家长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并遭到无处不在的左翼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指责。蓝色城市的其他人则学会了保持沉默。

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正常，不是因为美国人越来越不聪明。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由于社交媒体加强了病毒性，在我们的许多机构中，不同意见受到了惩罚，导致不好的想法被提升为官方政策。

情况将变得更加糟糕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说，对付媒体的方法是“用垃圾淹没这个区域”。他指的是俄罗斯虚假信息项目所开创的“乱枪打鸟”（firehose of falsehood，又称消防水柱攻势，是一种宣传技术，在这种技术中，大量消息在不考虑真实性或一致性的情况下通过多个通道快速，重复，连续地广播）战术，目的是让美国人感到困惑、迷失方向和愤怒。

但在2018年，可用的垃圾数量是有限的，因为所有的垃圾都必须由人创造（机器人当时还只能生产一些低质量的东西）。

然而，现在，人工智能基本实现了高度可信的虚假信息的无限传播。人工智能程序GPT-3非常出色，你给它一个主题和一个语气，它就能吐出你喜欢的文章，通常具有完美的语法和令人惊讶的连贯性。一两年后，当这个程序升级到GPT-4时，它会变得更有能力。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的研究经理蕾妮·迪雷斯塔在2020年的一篇题为《虚假信息的供应很快将是无限的》的文章中解释说，传播虚假信息，无论是通过文字、图像还是深度伪造的视频，将很快变得难以想象（她与GPT-3共同撰写了这篇论文）。

美国派别不会是唯一使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来生产攻击内容的国家，我们的对手也会。在2018年一篇题为《数字马奇诺防线》的文章中，迪雷斯塔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她写道：“我们正沉浸在一场不断发展、持续的冲突中：一场国家行为者、恐怖分子和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利用支撑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设施来挑拨离间，侵蚀共同的现实。

苏联人曾经不得不派遣特工或培养愿意为他们服务的美国人。但社交媒体使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能够廉价而容易地创造各种虚假事件或歪曲真实事件，来激起左翼和右翼的愤怒（通常是在种族方面）。后来的研究表明，一场密集的运动于2013年在推特上开始，但很快就蔓延到了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等平台。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分化美国公众，传播不信任，利用麦迪逊所指出的薄弱环节分裂我们。

我们现在知道，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在攻击美国的民主。在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之前，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微信等国内平台。但现在中国发现，在与美国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它能用推特和Facebook做不少事，而且只需要花很少的钱。鉴于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里，它在进一步分裂美国和进一步团结中国方面会变得更加娴熟。

在20世纪，美国是引领世界民主安全的国家，这一信念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有助于保持文化和政体的团结。在21世纪，美国的科技公司为世界重新布线，创造出的产品现在看来是对民主的腐蚀，对共同理解的障碍，以及现代巴别塔的破坏者。

巴别塔之后的民主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数字时代之前的状态。在长期的大众传播时代发展起来的规范、制度和政治参与形式都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技术使一切变得更快、更多样化，绕过专业把关人是如此容易。然而，美国的民主现在已经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如果我们不尽快做出重大变革，那么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在下一次重大战争、疫情、金融崩溃或宪法危机中崩溃。

我们需要做哪些改变？

为数字时代重新设计民主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可以提出三种类型的改革，如果民主要在后巴别塔时代保持活力，就必须实现这三个目标。我们必须强化民主机构，使其能够承受长期的愤怒和不信任，改革社交媒体，降低它们对社会的伤害，并为下一代在这个新时代的民主公民身份做好准备。

强化民主体制

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两极化可能会加剧。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改革关键机构，以便它们能够继续运作，即使愤怒、错误信息和暴力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水平。

例如，立法部门设计的本质就是需要相互妥协，但国会、社交媒体和党派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全都改变了，以至于任何立法者如果跨越过道，可能会在几小时内面临来自党内极端派别的愤怒，从而破坏这位议员的筹款前景，提高他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参加初选的风险。

改革应该减少愤怒的极端分子的影响力，使议员能够听到更多所在地区的普通选民的声音。这种改革的一个例子是结束封闭的政党初选，代之以单一的、无党派的、公开的初选，由排名前几位的候选人进入大选，并采用排序选择投票。这种投票制度的一个版本已经在阿拉斯加实施，它给了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更多反对前总统特朗普的余地，而特朗普青睐的候选人在封闭的共和党初选中会对穆尔科斯基构成威胁，但在公开的初选中却不会。

强化民主体制的第二个方法是减少任何一个政党利用体制的权利，例如划定自己喜欢的选区或选择监督选举的官员。这些工作都应该以无党派的方式进行。关于程序正义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一个过程是公平的，他们更有可能接受一个违背他们意愿的决定的合法性。

想想看，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已经对最高法院的合法性造成了伤害，他们阻止了梅里克·加兰的加入，即使在2016年大选前9个月就有一个空缺的席位，然后在2020年匆忙地通过了对艾米·科尼·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一项被广泛讨论的改革能够结束这种政治花招，让大法官的任期错开18年，这样每位总统每两年就能任命一位法官。

改革社交媒体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共广场是人们害怕发表意见、无法形成稳定共识的地方，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社交媒体赋予极左、极右、国内喷子和外国特工权力，正在创造一个看起来不像是民主而更像是由最具侵略性的人统治的系统。

但我们可以削弱社交媒体瓦解信任和煽动结构性愚蠢的能力。改革应该限制平台对咄咄逼人的边缘势力的放大，同时给予更多共同点报告中所称的“精疲力竭的大多数”更多的发言权。

那些反对监管社交媒体的人常有的一种合理的担忧是，政府强制的内容限制在实践中会演变成审查。但是，社交媒体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人发布了虚假或有毒的东西，而是虚假和引起愤怒的内容，现在达到了2009年以前不可能达到的水平和影响力。

Facebook的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主张对平台的架构进行简单的改变，而不是对所有内容进行大规模、最终徒劳的监管。例如，她建议修改Facebook的“分享”功能，使任何内容被分享两次后，想分享的第三个人必须花时间将内容复制并粘贴到新的帖子中。像这样的改革不是审查制度，它们与观点和内容无关，对所有的帖子都同样有效。它们不会阻止任何人说任何事情，它们只是减缓了那些不太可能是真的内容的传播速度。

也许，能减少现有平台毒性的最大变化是，在获得舍家媒体提供的算法放大功能之间，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

银行和其他行业都有“了解你的客户”的规定，因此他们就不会和为非法企业洗钱的匿名客户做生意。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也应有同样的规定。这并不意味着用户必须真名发帖，他们仍然可以使用假名。这只是意味着，在一个平台将你的言论传播给数百万人之前，它有义务核实（也许通过第三方或非营利组织）你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并且达到了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法定年龄。

这一变化将消除目前污染主要平台的数以亿计的机器人和大部分虚假账户。它还可能减少死亡威胁、强奸威胁、种族主义的恶劣行为和更普遍的嘲弄行为的频率。研究表明，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为人知、无法追踪时，反社会行为在网上变得更加普遍。

在任何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正在破坏民主，这足以让联邦通信委员会或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加强监督。首要工作之一应该是迫使平台与学术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数据和算法。

为下一代做好准备

Z世代的成员（199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对我们所处的困境不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们却要继承这个烂摊子，初步迹象表明，上一代人正在阻止他们学习如何处理这个困境。

在最近几代人中，童年变得更加严格，自由自在的游戏机会变少，无人监督的户外活动时间变少，更多的时间是在网上。无论这些变化的其他影响是什么，它们都可能阻碍了许多年轻人开发自我管理所需的能力。不受监督的自由游戏是大自然教导年轻哺乳动物成年后所需技能的方式，对人类来说，这包括合作、制定和执行规则、妥协、裁决冲突和接受失败的能力。

经济学家史蒂芬·霍维茨在2015年的一篇精彩的论文中写道，自由游戏为儿童准备了“交往的艺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这是美国民主活力的关键，他还认为，它的丧失对“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霍维茨警告说，被阻止学习这些社会技能的一代人将习惯性地求助于政府来解决争端，并将遭受“社会互动的粗糙化”，这将“创造一个充满更多冲突和暴力的世界”。

虽然社交媒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的交往艺术，但它可能会在青少年身上留下最深刻、最持久的痕迹。2010年代初，美国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残率突然开始激增（加拿大和英国的青少年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原因尚不清楚，但从时间上看，社交媒体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在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成为社交媒体的每日用户时，这种激增就开始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相关性和实验性研究支持了社交媒体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联系，年轻人的报告和Facebook自己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抑郁症使人们不太想接触新的人、想法和经验。焦虑使新事物看起来更具威胁性。随着这些情况的增加，以及通过自由游戏学到的关于细微社会行为的课程被推迟，许多年轻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和解决争端的能力都在减弱。

例如，大学社区在2010年还能容忍各种演讲者，随着Z世代进入大学校园，这种能力在随后几年开始消逝。很多学校取消了对来访演讲者的邀请。学生们不仅仅说他们不同意来访的演讲者，一些人还说，这些演讲是危险的，在情感上是毁灭性的，是一种暴力形式。由于青少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在2020年代持续上升，我们估计这些观点在以后的几代人中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变得更加严重。

为了减少社交媒体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改变是推迟他们进入社交媒体的时间，至少等到他们度过青春期。国会应该更新《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这项法律早在1998年就将互联网成人年龄（公司可以不经父母同意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年龄）定为13岁，但几乎没有规定有效的执法。现在这个年龄应至少提高到16岁，并且公司应负责这项规定的执行。

更为普遍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为后巴别塔时代的民主做好准备，也许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出去玩。不要再让孩子们失去他们成为好公民最需要的经验：在混合年龄组的儿童中自由玩耍，在他们玩耍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成人的监督。

每个州都应该效仿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做法，通过一个版本的《自由放养法》，帮助父母保证，如果他们8、9岁的孩子被发现在公园里玩耍，他们不会因疏忽而受到调查。有了这样的法律，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公共卫生机构就应该鼓励父母让他们的孩子步行去学校，在外面集体玩耍，就像以前的孩子那样。

巴别塔之后的希望

我所讲述的故事是暗淡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将在未来五年或十年内恢复正常和稳定的面貌。哪一方会变得和气起来？国会颁布加强民主体制或为社交媒体解毒的重大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而，如果我们远离我们功能失调的联邦政府，断开与社交媒体的联系，直接与我们的邻居交谈，事情似乎更有希望。“更多共同点”报告中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精疲力竭的大多数”，他们厌倦了争斗，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并作出妥协。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看到，社交媒体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它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

我们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当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巡视美国时，他对美国人的习惯印象深刻，即自发地组建协会来解决当地问题，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等待国王或贵族来采取行动。这种习惯今天仍在我们身边。近年来，美国人已经成立了数百个致力于跨越政治分歧、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团体和组织，包括BridgeUSA、Braver Angels（我在其董事会任职）以及BridgeAlliance.us网站上列出的许多其他组织。我们不能指望国会和科技公司来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和我们的社区。

在巴别塔被摧毁后的日子里，生活在巴别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混乱和失落的时期。但它也是一个反思、倾听和建设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