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H. Rosen在《外交》发表文章，深度剖析了中美关系。作者认为中国正不可避免地进入经济放缓的阶段，而这种放缓正是美国调整两国关系的好机会，如果美国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在不引起中国反感的前提下提出双赢策略，也许能够将中国重新拉回市场化的轨道中。

2017年12月，美国更新了《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做了两处明显的修改：将中国和其他几个不自由的国家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承认经济竞争是大国竞争的核心。

自那时起，华盛顿在与中国的商业和国家安全的交往中，越来越大胆地使用经济工具，在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时，使用经济工具的力度也比以往更大。这种与其他大国脱钩的新意愿，扭转了原本看似不可阻挡的各国联系不断加深的趋势，标志着美国默认的与他国自由接触的态度结束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现在，证明与中国的经济互动是良性的责任基本上落在了私营部门身上。

为了争取对这一战略转变的支持，美国官员和安全分析家强调了中国行为和言论中最令人生畏的方面，称中国在所有领域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中国领导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这种竞争感。中国政府承诺将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至8%之间，这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代末轻松超过美国。中国已明确表示，这种经济增长将支持国防开支的大幅增长。

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海外融资项目，旨在将大约100个国家拉入以中国为经济重心的轨道中。中国将继续迫使中国公司掌握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并将其本土化，目标是在几年内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这幅中国巨无霸的形象迫使华盛顿采取紧急措施，重新投资于竞争力，确保美国能够抵御中国的国防开支，并收紧对美国公司的宽松规则，这些公司被中国利用来获取战略利益。

过去十年，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野心，及其对全球经济力量平衡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不去反驳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和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的说法，美国人只是在为中国做宣传工作。

中国的崛起远非不可避免。事实上，一场长期的经济放缓正在展开。美国不应该无视这一现实，而应该谈论它。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把华盛顿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沉默当做证据，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掌控着一切，并有一个让中国称霸百年的计划。

暴露中国远非如此乐观的现实，将削弱中国作为可靠安全伙伴对中等国家的吸引力，并使人们注意到与中国合作开展发展项目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做法有可能破坏国家治理，加重国家债务，并掩盖经济自由化方面的深刻教训。

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华盛顿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抵制中国的威权诱惑。但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是危险的。认为中国或任何国家可以在不完成基本的财政、金融和其他市场改革的情况下，就能长久实现政治确定的高增长目标，这是毫无根据的。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弱点和中共选择的道路的风险，是美国展示地缘政治领导力的机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跟随美国。

一厢情愿的目标

想想中国在2022年面临的不利因素。在3月的两会上，中国领导人宣布2022年的GDP增长将达到5.5%，回到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当时的增长是5.9%。尽管有一系列新的经济挑战，但他们仍坚持这一目标。

这样的增长从何而来？有三个可能的来源：商业投资，家庭和政府消费，以及贸易盈余。

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为17.7万亿美元，因此5.5%的增长意味着2022年将增加约1万亿美元。以2019年的增长作为对比，中国的商业投资需要为中国今年承诺的5.5%的增长贡献约1.5个百分点。由于净出口可能为负，消费可能减少，投资需要对今年的增长做出更大贡献，约2.5%。

但是，近年来企业投资的所有增长中，有近一半与房地产行业有关。中国政府为了实现政治增长目标，不顾风险容忍了这种过度投资，使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陷入债务违约危机。从理论上看，投资不可能在2022年为GDP增长贡献1.5个百分点，更不用说2.5%了。在高科技“朝阳”行业，一系列未曾预料到的新监管举措吓跑了投资者。创业者的新业务已经枯竭，处于严重的负增长状态。

2022年，要实现5.5%的增长目标，家庭和政府消费加起来需要增加约3.5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有近1亿消费者被封锁，零售活动被冻结。政府采取了旨在控制新冠的干预措施，有望创造就业的高科技行业现在正在裁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收入增长和消费潜力。

地方政府支持其支出的资源基础不断缩小，因为他们被勒令停止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但却没有得到允许通过增加税收或征收新的税收来弥补失去的收入。地方官员现在被告知要做不久前还被谴责的事情：迅速发行特别收入债券而不考虑偿还问题。

但是，即使是市政债务的狂欢也不能抵消住房泡沫的下跌和新冠疫情导致的消费放缓，甚至复制去年的消费支出基数都是很难的，更不用说增长数千亿美元了。

至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有明显的理由对增长持谨慎态度。

首先，由于疫情产生的百年一遇的条件，去年的出口处于历史高位，除了下降，没有其它可能的方向。第二，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其他影响价格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已经变得更糟，这使得中国的进口费用上升。第三，在世界其他地方，新冠疫情正在消退，一度关闭的工厂正在恢复生产，而中国的出口地区，如深圳和上海，正面临着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新冠危机。

考虑到这一切，中国今年要保持2%的增长都会是一个挑战。随着中国政府继续报告比这一数字高得多的目标，这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打击，就像2022年第一季度那样。对中国数字的怀疑已经让国内和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经过精确测量，今年不排除中国零增长甚至经济萎缩的可能。

没有迅速解决问题的办法

日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转向低增长，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现在还相对贫穷。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每年约为1.2万美元。九亿中国公民还没有过上舒适的城市生活，他们在等待机会。鉴于这种未被满足的潜力，人们期望中国在2022年这样的坏年头之后能恢复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导致目前萎靡不振的问题将拖累今后多年的中国经济。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挑战。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一直在下降，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这种趋势并不罕见。但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从每年1000万左右下降到零左右，而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每100名青壮年女性对应多达130名男性，因此，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结婚。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已婚人士决定不要孩子，或者比前几代人更晚生孩子。简单地说，他们对自己的经济负担感到焦虑。

虽然有数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城市经济，但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很低，一些研究人员对他们能否胜任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作表示怀疑。工人会变少，未来公寓的买家会变少，消费者也会变少。这些人口基本情况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被掩盖或改变。

同样，中共也不可能再允许房地产泡沫充当增长的加速器：相对于过去，建筑投资在未来几年必然会受到抑制。投资会转向新的、未满足的需求，如绿色能源、学校、医院、挡住海平面上升的防护墙、以及其他各种优先事项。

但中国的金融部门还没有被激励或组织起来将投资推向这些领域。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一个“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之后必然是一段缓慢增长的结构调整。只有这样，下一代商业投资才能接近过去几年的水平。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转变即将到来。

此外，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技术创新。中国从国外吸收的技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都更多，并从中受益。但是，外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现在的态度远没有原来那么宽容。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本土创新能否接过接力棒并推动未来增长。由于政府害怕特立独行者，创新公司经常成为国家控制的目标。其他公司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技术基础，但这是在国家大量支持和补贴的前提下，这让人怀疑他们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效率究竟如何，以及国家还能支持他们多长时间。毫无疑问，鉴于中国在产业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会有一些成功的个例，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创新资金表现并不好。

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它们是被嵌入在系统中的，但它们也是可以补救的。从1978年到2012年，结构性障碍基本得到纠正，促成了过去35年的增长和发展。但这些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得到补救，至少也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扭转现在的方向。

其它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全球经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中国的增长就跟钻石一样恒久远。一旦对这种说法的信心下滑，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一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很高，那是因为投资者认为它们未来会从与中国有关的业务中获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它们的估值可能会下降。另外一些公司因为投资者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他们的股价受到了压制，现在估值可能会上升。商品和其他资产的长期估值也是如此，它们是基于中国还有十年相对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产生的预期。

中国经济放缓的其他影响也很明显。外国投资者，无论是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还是建造工厂的投资者，都对中国的政治可预测性和相关增长表示赞赏：如果中国共产党说增长将达到8%，那么增长就能达到8%。如果这一前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投资者将需要更高的利润来平衡他们所承担的风险。

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战略家们一直在寻找方法，阻止他们的公司去中国，或者对那些已经在中国的公司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离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为了对冲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前景，市场本身现在正在迫使这些公司离开。西方政府不需要命令企业削减在中国的野心，中国宏观经济压力将自然而然地完成这项工作。即使没有最大限度的干预，一种主动选择的脱钩也正在发生。

中国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对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造成特别大的压力，这将导致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中国将诱使一些公司在中国坚持下去，并惩罚其他公司。这将埋下不和谐和不信任的隐患。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可以争夺的利润也变少了，公司更没有理由冒着名誉的风险和价值观上的妥协与中国合作。例如，如果中国占全球豪华车需求边际增长的30%，那么美国和欧盟在贸易政策上保持一致就比如果中国只占5%的份额要难。

对于那些不仅将中国视为经济对手，而且还将其视为自身增长动力的国家来说，中国前景变弱意味着它们的前景也会变弱。这适用于与中国有贸易顺差的55个左右的国家，已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139个国家，以及依赖中国游客（法国）、企业服务需求（香港、新加坡、英国）或其他依赖中国增长动力的国家。

如果中国感冒了，这些国家中最弱的那些可能会得肺炎，这意味着它们可能难以偿还因预期中国需求持续增长而承担的债务，或者如果事实证明它们决定与中国政府结盟是错误的，这些国家可能会发生政治动荡。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回旋余地将减少。由于支出能力下降，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更加担心社会稳定。财政能力下降意味着用于对外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资源减少。关于公共支出优先事项的选择将变得更加困难。

官方称，2019年，中国261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占GDP的1.4%，年增长率约为6%，但许多观察家认为，军费实际开支更高，增长更快。对产业政策的支持，特别是对技术深化的支持，每年达数千亿美元。与常年增长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政府工资、政府偿债和其他义务方面的支出相比，这些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假设GDP增长5%或更高的财政承诺缩减了，中国政府不可能做到它所希望的一切。党已经建立了威权工具来压制不满情绪，但这些工具目前只证明了在高增长时期是有效的。

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政府是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重新调整政策，使其回到实现了几十年两位数增长的市场化？还是会采取相反的路线，更深入地进入命令和控制的国家主义？

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见证了中国经历的两种情况。即使有中国领导人掌舵，人们也无法确定中国的未来。但中国不可能同时拥有今天的国家主义和昨天的强劲增长：它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这一现实正在激起关于未来道路的辩论和分歧。最近几周，一个阵营的官员承诺要照顾投资者，而另一个阵营则坚持认为增长没有问题，目标会实现，而且无需采取任何纠正措施。增长放缓将使这种争斗变得更加突出。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华盛顿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中国经济问题的现实。在这样做的同时，有三条规则需要遵守。

首先，要客观。向美国官员提供关于中国经济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连带效应的准确分析，从而加深他们对中国的正确理解。美国领导人在理解中国高增长时期的重要性方面经常处于落后状态。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将同样深刻，至关重要的是，行政部门和国会的官员要准备好有效地解读和应对。

第二，以自我为中心，但要以聪明的方式实现这一点。

有些人想利用中国的经济问题来追求最大限度的脱钩，关闭所有的贸易和投资流动。这是不明智的：经济脱钩将带来巨大的成本，恶化通货膨胀，而且无助于任何战略目。

美国对中国经济衰退的自利反应是，尽可能保持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以服务于所有美国人的福利，并减少新出现的安全问题。这种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它能使美国人的福利最大化，并为解决真正的安全困境保留资源。

它还将鼓励华盛顿与其伙伴结盟。这种结盟是西方应对俄罗斯侵略最有力的手段，它将决定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能否重置。中国经济放缓的后果应该成为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四方安全对话和其他多边论坛定期讨论的一个焦点。

最后，华盛顿在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应采取冷静和建设性的语气，幸灾乐祸只会适得其反。

增长放缓损害了14亿中国人和世界上无数人的福利。它可能导致中国走向狭隘的社会和政治道路，但同样也有可能使它走向改革。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官员应该关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命运，他们有责任解决中国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

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领导下的40年辉煌的持续发展表示钦佩，并谦逊地表示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在发展历程中也都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期。如果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愿意恢复合作渠道，西方要保证不利用中国的经济困境，而是希望看到这些挑战得到妥善的解决。不是中国非得输，美国才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