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一位国际知名的专研欧洲史的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最近新出了一本书,不光文化界瞩目,社会也广泛关注,迅速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令人惊奇的是,书中倒不与他的专业直接相关,而是讲他对医疗体制的看法,书中也分享了他多年的医疗日记,很多情境笔者心有戚,很多内容笔者深以然,尤其是生育子女方面,与笔者当时在美国的一些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
史奈德教授常赴欧陆学术机构交流访学,他家老大在欧洲维也纳出生,二宝在美国出生,国际经验两相对比,令人大跌眼镜。
孕期的医疗照护对比
史奈德教授的孩子出生前,他与妻子所居住的维也纳市已系统性地向他们提供产前教育课程。而且,据史奈德教授自己说,这些课程很有助益,而且很有趣。
未来的新爸新妈大家一起上生产课程,起先都是夫妻或伴侣一起来学,包括体能的准备训练。随着课程进行,会变成男女分开上课,各自分头讨论各自角色关心的问题。
对史奈德教授来说,这个课程最意外的收获就是,让他们在怀孕过程可以接触到经历相同怀孕阶段的人,大家彼此相熟而不至于“孤军奋战”。
维也纳的医院和这座城市,也毫无疑问让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史奈德教授都是第一次面临怀孕和生产,而那里亲密的氛围和便宜的费用,让他们了解良好的医疗照护该是什么样子。
2009年至2010年,他们在维也纳接受产科照护的那几个月几乎没付什么钱;除了每个月很少的保险费之外,只有支付低额的看诊费用。他们其实可以免费看产科医生,不过他们还是选择额外付不多的钱去别人推荐的私人诊所。
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诊所,整个怀孕期间(以及生产后),护士和医师不会盯着荧幕,而是会和他们打招呼,要求查看《健康手册》,医孕之间进行人性化有效互动。
后来回到美国生二胎,体验完全不同,没有政府提供的产前的照顾课程,史奈德教授一家自行就医看产科,而且医生与他们之间很少有亲切的互动,两间之间横亘一些电脑类的机器设备,仿佛没有中间的媒介,看诊一刻就无法进行。
即使史奈德教授是外国人,在怀孕的每一个阶段直到生产,都能感受到维也纳市医疗系统很替孩子和他们着想。
而在美国,根据他们几年后在美国的生育经验,美国医院的那种商业化医疗环境让人无语。比如说,史奈德教授总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做某件事或是不做某件事,为什么医生或护士们会说出奇怪的推托之词,或是为什么医生或护士突然“变得怪里怪气,甚至溜走”。
但在奥地利,史奈德教授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事。孕妇要想获得政府提供的福利,则她们必须做产前检查。
奥地利的孕妇如果在孕期时出现流血、羊水破了,或是宫缩时间每二十分钟就来一次,就“必须”要到医院报到。而在美国,你即使有以上症状,半天有没动静,医生会毫不犹豫地让你回家再等等,以腾出宝贵的床位。
相较之下,在美国的准妈妈却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可能要到宫缩时间间隔三、四分钟的时候才能进医院。这就是为何美国很常发生孕妇在汽车后座生产,甚至母亲和新生儿最终不幸死亡的原因。美国医院总是担心孕妇来得太早,会占用医院病床。
像史奈德教授谈到美国常发生的孕妇在汽车后座生产的事情,正好,最近有一则新闻就是这种情况。
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产妇劳伦·班克斯(Lauren Banks)突发巨痛,来到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的卡罗来纳东医疗中心,但她的医生说她的子宫颈只扩张了4厘米,她需要扩张5厘米才能住院准备分娩中,医院因床位不能接收请先回家,随后,她就在宫缩疼痛的增加中,在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生下了她的儿子。
相比之下,奥地利的医疗系统,则是设计来让孕妇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并且健康地生产。
从整个怀孕过程可以看出,哪一个相关的政策重视的是利润还是生命,史奈德教授如是说。
笔者认为,美国作为经济体制方面上最强调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孕产方面与欧洲确实有极大不同,应该说有长有短。短处方面,史奈德教授已经用他的经历说得很清楚了,而且笔者亲朋的一些亲历经验也能印证之,比如缺乏社区关怀、孕期照护、医疗保险费贵等。
不过,从国内来美的一些朋友也有大赞这里产检过程的,比如产科医生与孕妇能建立稳定关系,就医的环境安静轻松,不用楼上楼下跑,也不用人挤人,等等。
笔者查阅最近的新闻动态,美国国会正在启动一系列立法,在产前服务相关方面做出改善,比如 Momnibus 法案和Kira Johnson法案,这些法案将为社区组织提供资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导乐集体、哺乳服务和心理保健等。这个方向也许就是史奈德教授所暗示的维也纳方向。
进入产房前后对比
史奈德教授儿子在维也纳一家公立医院出生,出生后医院送了养育箱、毯子和宝宝手套等。那间医院和那座城市,在各方面都很便利,让第一次面临怀孕和生产的他们,能体验那里亲密的氛围,而且花费非常便宜,这些都让他们了解良好的医疗照护该是什么样子。
史奈德教授妻子要生的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张纸上签字后直接住进了一家维也纳的公立医院的病房,房间干净又安静。起初他们还很担心来得太早,但都没有人来赶他们回家。史奈德教授的妻子生产花了很长的时间,过程很困难也很复杂,这段时间他们都很高兴能够安安稳稳地好好待在医院。宝宝出生后,母亲和婴儿需要在医院待四天也就是九十六个小时,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确保新生儿一切健康无虞,也让母亲学习如何喂母乳。
医院让史奈德教授从早上九点待到下午五点,所以史奈德教授可以了解整体情况。这里每天都有课程教授新手爸妈如何帮婴儿洗澡和换尿布。护士穿梭在不同病房,协助妈妈调整喂母乳的姿势,传授一些技巧。
新手妈妈们或许少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隐私,但她们确实受到大量关注,合格的专业人士将这些新生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无论妈妈之前对喂母乳的看法是什么,护士都有一套专业的程序来确保妈妈能够顺利哺乳。他们很清楚该做什么,四天之后,新生儿和新手妈妈也得心应手了。
所以出院的时候,妈妈和宝宝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不需要再签什么表格,也不用支付账单。
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美国出生,情况大不相同。
之前他的妻子生儿子时是自然产,没有以人工引导生产,也没有剖腹。他妻子怀第二胎时三十九岁,怀到一半刚好满四十岁,美国医院告诉他们,因为她已满四十岁,就必须在预产期之前人工引导生产。这种非黑即白的分法让史奈德教授觉得很没道理,关键是美国医生对生产过程的耐心,比维也纳公立医院的产科医生少得太多了。
尽管史奈德教授妻子的身体状况安好,孩子也很健康,但这种不经大脑思考的做法依然影响了他们。他们得据理力争要求不要人工引导生产,而是多给他们三十分钟,让产兆自然出现。值得庆幸的是,史奈德教授坚持成功了,事实证明他们第二次的生产比第一次更快、更容易。
他记得医院开的药,护士为了配合荧幕指示那六小时服药一次的规定半夜叫人起床,而史奈德教授会试着要求他们重设服药时间表,而不是按照医院的设定。这种要靠反抗体制才能让病患好好入睡的设计,简直荒谬至极。更别说他也会碰到另一类护士,坚持认为计算机怎么说她就该怎么做,她必须半夜把我叫醒吃药,否则就会违规。
他们二宝出生后,医院就开始倒数计时,准备把他们赶出产科病房。在维也纳,产科病房里通常有其他母亲、婴孩、护士和其他父亲来来往往的声音,但在美国这里全都没有,只有史奈德教授妻子孤零零地待在小房间里。她有点忘记怎么鼓励小宝宝吸母乳,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度过新生命诞生后的关键阶段。
史奈德教授回忆道,当时在维也纳他带着儿子离开奥地利的医院时,他们得到了一个育儿箱,里头有婴儿衣服和毯子,装在一个实用的尿布背包中。他们还收到了一份指南,上面列了维也纳市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照顾婴儿时碰到什么疑难杂症可以去哪求助,有提供给妈妈的个人协助,还有公共托儿服务、公立幼儿园和学校的信息。只要家长带孩子去看小儿科医师,并且在那本《健康手册》上记载预防接种纪录,所有咨询都免费。
而这一次,他们几乎是被“赶出”医院的,好像医院怕他们多占用一分钟的床位。离开医院时,他们还拿到了一堆纸和爆量的账单。
除了帐单,他们还拿到一些影印资料,上面画着乳房示意图,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这根本无济于事,他们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做,需要有一位总能找得到人的护士。
那个电话号码倒是真可以联络到一位泌乳顾问,不过一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见到人,那时距最需要她的时间已过去好久了。在美国看泌乳顾问,必须要额外付费以及拥有很好的保险,大多数人其实负担不起。
这位象牙塔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大学教授发出感慨,“婴儿出生时的不平等影响了他们的生长发育。人生起跑点就这么不公平,根本完全违反了‘人生而平等’的理念”。
史奈德教授提到的美国医院的现状,也让人产生共鸣。
尤其里面提到半夜被医务人员吵醒最形象,笔者亲友也切身体会过,可能是医学院学生实习,同样的新生儿检察,半夜里每一两小时来一次,重复同样的动作,新妈妈们根本不可能得到完整和高质量的休息。
而且据国内亲友回忆在美国的孕产经验,护士态度比较冷漠。比如,护士会程式化地提供止痛药,当孕妇询问是否可以不吃以免影响哺乳时,护士直接撂下一句Do not be too sensitive.(甭这么敏感),就扬长而去。
但是医生是非常专业和负责的,这可能是因为医护双方收入差距太大使两者表现出不同的敬业程度吧。还有一点是国内所不具有的“优势”,就是生产过程,丈夫可以全程陪护,不用室外等待。
出院后,医院总会给你复杂的而永远看不懂的帐单,你要是没收到,别急,总会有的,可能过几周,甚至过半年,你也许会突然收到“迟到”的帐单。
甚至里有很多项目很奇特,打电话说明质疑某个收费项目,他们马上删除,整个过程显得医院收费很“随意”,但这不经意的“随意”,经常会差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或者院方一声不吭直接由交由催债公司继续“要帐”。
育儿假期大不同
从国家福利层面,史奈德教授回忆起在产前培训班时与奥地利准爸爸们谈到的两国的福利制度。奥地利准爸爸有三种育婴假可以选,不管是那一种,对史奈德教授来说都慷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且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夫妻或伴侣双方可以选择如何分配两年的有薪育儿假。
而史奈德教授在美国,他所在的大学给了一学期的假,这在普通美国人看来是让人极其羡慕的福利,但奥地利人却觉得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
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呢?新妈妈们可以请十二个星期的假,但从服务的公司拿不到一分钱,新爸爸们要请假更是天方夜谭。
这些状况听在奥地利人耳里似乎不太文明,确实,当史奈德教授告诉他们以上美国育儿假这样规定时,他们的表情是惊恐和难以理解的。史奈德教授说,奥地利人是对的,美国确实很不文明,而且让父母和孩子们都变得不自由。
史奈德教授的一家之言是否属实,是否个人经验以偏概全呢?
根据KSHB 41News电视台的女性报道栏目,在193个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全国带薪休假政策的高收入国家。相比之下,墨西哥有 12 周的带薪产假,日本有 36 周,德国有 43 周,爱沙尼亚有 82 周。
虽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得到了全额支付,但至少可以保证母亲在这段时间内将获得一定比例的工资,比如丹麦有 52 周的育儿假,但其中32周是全薪。
而美国呢?1993 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签署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即FMLA。该立法提供 12 周的无薪和有工作保护的假期,但是,它仅适用于为拥有50名或更多工人的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雇员。根据全国州立法者会议的数据,这仅涵盖60%的劳动力。即使对于那些被覆盖可以享受无薪假期的新妈妈,也不能选择休假,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生活开支。
史奈德教授承认,相比作为名牌大学教授的他,其他美国人的状况“更惨”。美国人看不到整个医疗照护体系有多“糟糕”,更看不到它其实可以变得多好。
幼托服务的欠缺
后来,史奈德教授一家又搬回奥地利,带着一个一岁和一个三岁的孩子,住进普通人的社区,体验了一回当地公立幼儿园的质量。这次,他再次震惊了。
奥地利公立幼儿园的环境设施以及快乐的气氛,跟他们在美国参观过的私人日托和幼儿园一样好。除了每个月四十欧元的午餐费之外,基本上完全免费,而且幼儿园很以他们的午餐为傲,食材皆来自当地,家长和老师会在为时一个小时的家长会上讨论菜色,晚上还会跟厨师开会。
然而,每次这一家人从奥地利回到美国,史奈德教授都要重新适应。
史奈德教授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他“不懂为什么美国父母不想接触其他小孩”。作为学者的他,开始反思,如果美国的爸妈或其他人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不用“孤军奋战”,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呢?
在维也纳时,他和妻子就从来不觉得在“孤军奋战”。这一切当然不是因为奥地利人比美国人更友善,而是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理解抚养孩子不是光靠家长或一个家庭独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那些协助他们的机构,从公立医院到公立幼儿园,再到公共交通工具(每个地铁站都有电梯),都不是单方面地给有孩子的家庭方便,而是建造出凝聚共同体的基础设施,让人们彼此相连,让所有人都知道照顾小孩不是他们一个人的事。
笔者回忆起某次总统辩论,某候选人说“我们应提供带薪家事假,带薪病假,让我们建立起收费低廉的幼儿照看体系,和不用债台高筑就能享受的大学教育”,这么多年过去了,“收费低廉的幼儿照看体系”是否有起色呢?
根据最新彭博社报道,在大多数州,将婴儿送入有执照的托儿所的费用超过了州内大学的学费。托儿服务的平均费用占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17.1%,占是低收入家庭收入的 35%,对于美国无数家庭来说简直难以承担的。
七年前,笔者也有在美国的访学经历,当时我的娃在美国上了一年的“幼儿园”,极普通的daycare(日托),一个月八百多美元全是自己掏腰包。跟中国相比,那所“幼儿园”各方面条件不如国内的幼儿园,不分年龄不分班,中午午休孩子们直接打地铺。
请注意,我这里幼儿园是加引号的,因为在美国并未广泛地为四五岁以下的幼儿提供我们大家熟悉的那种托育场所。
后来回来上海,娃在上海的一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保育费只花二百多人民币,吃得极其丰富和营养,还有多个零食时间,一天收15元。一个班二十多个同年龄段的娃娃,老师就有三四位,包括一位保育员。课程安排得极丰富,学了不少知识,每周还有免费的特色才艺学习时间。
不过公平地讲,国内也有不如美国的地方,国内幼儿园绝大部分只有三岁以上的幼儿,而美国的“幼儿园”大多对年龄没有限制,一两岁,哪怕几个月婴儿也收,而且四五岁就可以入幼儿园,到那时就有大量公立学校的选择,家长即不用承担高额支出了。
结 语
总之,作为在美国也有养育孩子经验的笔者,很认同史奈德教授书中所表达的很多观点。但是请读者注意,不管是这位耶鲁教授的亲历,还是笔者的经验,都只是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有其局限。尤其涉及不同制度对比是尤其如此,请读者斟酌参考。
柏拉图写过一本书《理想国》,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这部作品是政治学和哲学的经典,可能较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被一个人视为最伟大的教育学著作,这个人就是卢梭。卢梭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因为《理想国》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理想社会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国民,即教育孩子即是经营国家,幼儿教育绝不是个人的事儿,国家应尽力介入帮助。
希拉里有写过的一本书《集全村之力》,就体现了柏氏的教育理念,也跟这位耶鲁教授书中表达的观点类似,也是桑德斯、希拉里和史奈德等众多自由派改革美国的理念。
参考文献:
https://www.timothysnyder.org/bio
https://www.boston.com/news/health/2022/03/09/the-cdc-figures-were-just-so-striking-experts-react-to-report-that-maternal-mortality-rates-especially-in-black-and-hispanic-women-increased-in-2020/
Mom gives birth in parking lot of NC Handy Mart, she says | Raleigh News & Observer (newsobserver.com)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socialists-take-up-critical-fight-for-universal-child-care-in-the-united-states/
周杰 、 张敏:美利坚的裂与变, 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17-09
https://www.kshb.com/news/local-news/how-much-maternity-leave-is-enough-for-new-moms
Corinne Purtill and Dan Kopf, “The Class Dynamics of Breastfee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Quartz, July 23, 2017.
C. Bethell et al., “Positiv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Adult Mental and Relational Health in a Statewide Sample,”JAMA Pediatrics, November 2019.
https://forbetterscience.com/2020/09/23/our-malady-by-timothy-snyder-book-review/
Timothy Snyder:Our Malady: Lessons in Liberty from a Hospital Diary Crown (Sept. 8 2020)
提摩希‧史奈德,重病的美国:大疫情时代的关键4堂课,Des. 2020,联经出版事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