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Pomerantsev发表文章，这位出生于乌克兰却几乎没有在乌克兰生活过的作者，通过对乌克兰人的调查，结合自己记忆中的零星片段，找到了乌克兰人坚韧不屈的性格和顽强抵抗背后的动力。乌克兰的历史中充满了被侵略的屈辱，他们渴望被认同，不仅仅是为了彰显主权和身份，也是为了自保，因为被世界看到意味着你被杀的可能性更小。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你是否对乌克兰一知半解？你能在地图上找到它吗？你知道它的人民有什么特征吗？也许它只存在于你认知的边缘，你觉得它只是大俄罗斯旁边一个不起眼的郊区，普京声称它都不算是个真正的国家。你不是唯一一个对乌克兰感到模糊的人。直到最近，我才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点了解，那里还是我的出生地呢。
我很理解为什么乌克兰让人感到困惑。对于不知情的局外人来说，它混淆了关于什么是国家的所有想法。该国大多数人都能轻松驾驭两种语言。它同时包含许多历史：俄罗斯、苏联和奥匈帝国、波兰、罗马尼亚，当然还有乌克兰本身。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使许多西方人感到这个国家不大真实。
现在人们对乌克兰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世界已经把它奉为英雄国家。它的犹太总统，一个曾经的喜剧演员，成功将自己锻造成为一个更年轻、更有同情心的丘吉尔。嘲弄俄罗斯士兵的老妇人、拿起机枪的潮人、带着漂亮的孩子在地下避难、慌乱却又能言善辩的母亲。Instagram上的一位美妆博主在产房里被炸了。
乌克兰人提醒着我们，自由意味着什么。对许多富裕民主国家的人来说，这个词用得太多，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乌克兰居民的韧性给西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惊讶，俄罗斯没有想到它如此顽强。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试图通过与乌克兰人交谈来揭开乌克兰身份的秘密。通过我的研究项目 “竞技场”（Arena），我与乌克兰记者和社会学家合作，寻找加强民主的方法，这个项目最初在伦敦大学，现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的团队在全国各地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成年人。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在乌克兰历史上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我于1977年出生在基辅，父母是乌克兰人。在我9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家人被苏联驱逐出境，我的父亲（一位诗人）因为向朋友分发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的书籍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被克格勃逮捕。
然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我在伦敦长大，讲俄语，被同学们视为“俄罗斯人”。我18岁时第一次访问乌克兰，我被震惊了：苏联时期的大道一直延伸到山峦和森林；啤酒和皮罗什基（一种当地流行的馅饼，类似包子）的气味在粉色的、新艺术风格的公寓楼之间飘荡；河流如此宽广，感觉就像是大海。
基辅是一座很随意的城市。它是为漫步和亲吻而生的。人们有节奏地转换语言，你的耳朵会被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歌声淹没。当我在战争的第四周访问这里时，这个城市已经变得空荡荡的。紧张的气氛偶尔会被警报器的尖叫声撕裂。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在没有人和车的情况下，优雅的建筑更显眼，而即将发生的可能的毁灭使街道显得更加珍贵。
2014年，在独立广场将贪污腐败的俄罗斯盟友维克多·亚努科维奇赶下总统之位后，普京的军队入侵并占领了乌克兰最东边的边缘地区，普京声称他是在保护俄罗斯族人。我感觉这不仅是对我的朋友、家人和我一直在了解的国家的攻击，也是对一种世界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攻击。
我的工作转向了乌克兰和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俄罗斯政府的目的是分裂和削弱这个国家，现在看来很明显，那是为了给入侵做准备。俄罗斯国家媒体、网上的喷子，以及也许是最邪恶的，一群极其富有的亲俄寡头联合起来，破坏民主改革，抹黑西方，破坏乌克兰的团结意识。
在我们通过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和深入访谈进行研究的同时，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机构也在进行他们的研究，试图找出乌克兰的弱点。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在一场如何更好地了解乌克兰人的竞赛中。
我们的团队首先试图了解乌克兰人对历史的态度。为了让他的入侵行为师出有名，普京称乌克兰政府是“纳粹”，并将入侵描述为“去纳粹化”。这种污蔑是荒谬的，但也是战略性的。一些著名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以为希特勒会赋予乌克兰独立的地位，其中一些人支持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当希特勒背叛他们时，许多人把矛头转向德国人，同时对抗苏联和德国。在苏联的战后宣传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被讽刺为优秀苏联公民的法西斯敌人。任何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人都能接受这种说法。
普京和他的支持者试图将这个国家分裂为所谓的亲苏联的东部和亲民族主义的西部。然而，我们的民意调查发现，这种分法是不对的。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群体。最亲苏的是乌克兰人中年龄较大的群体，他们通常是退休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居住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农村地区。只有极少数人（不到5%）赞同斯大林（俄罗斯的相应数字是70%）。斯大林在1932年至1933年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导致大约400万乌克兰人死亡，这段记忆乌克兰人还铭记在心。
另一个群体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居住在南部和东部的大城市，如敖德萨和哈尔科夫。这些人对苏联的态度更加微妙。尽管他们对苏联的镇压持批评态度，但他们有点怀念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并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红军作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抱有负面态度。
最不喜欢苏联的群体是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更倾向于崇拜斯捷潘·班德拉，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先是站在纳粹一边，后来又与纳粹决裂。
坦率地说，班德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启发，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纳粹囚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支持者都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矛盾的是，我们发现，今天，那些认为每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可以成为乌克兰人的自由主义者对他的看法是最积极的。他们钦佩是因为他站出来反对莫斯科的暴君，而不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信仰。
这种分裂是许多欧洲国家自由派城市和社会保守派乡村之间的典型分野，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政治偏好。整个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人对未来都有一个类似的愿景：他们希望在欧盟内有一个包容性的民族主义文化。
当我们把怀念苏联的人和乌克兰的爱国者放在一起时，在拆除苏联时代的雕像是否正确或班德拉是否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物的问题上，他们会有很多分歧。然而，我们也发现，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对方的观点。一位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妇女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需要班德拉的雕像，那给他们一个就是了。”
乌克兰人不仅仅是在反对这次入侵，还在反对他们的国家被侵犯的所有历史时刻。
这两个群体似乎都意识到，政客们总是试图分裂国家，并对被操纵保持警惕。一位参与人说：“我们不存在分裂，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只是被一场信息战争误导了。”
乌克兰人在泽连斯基于2019年4月当选后不久举行了焦点小组会议，他利用人们对政治两极化的不满，赢得了70%的选票，这个结果令人振奋。他的电视演员生涯让人们回想起苏联时代的表演和喜剧风格，但他对企业家精神有资本主义式的欣赏。在竞选期间，泽连斯基被对手指责为意识形态模糊，不愿意谈论历史。也许这就是他吸引力的一部分：他体现了深刻的乌克兰传统，知道如何与思想观念跟自己不同的人相处。
我们的研究表明，乌克兰有一种“相互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哈尔科夫和敖德萨这些所谓的亲俄城市为自己的世界主义感到自豪。在西部，利沃夫等明显的民族主义城市总是回荡着各种语言和教堂的声音。乌克兰人善于在代码和语言之间转换。他们因了解而接受彼此的差异，因而更加团结一致。
当我们开始谈论近代史时，关于列宁雕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分歧迅速消融了。参与者试图找到描述苏联后期生活的词语：他们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中的经历；看到亲人被送去阿富汗打仗的记忆；90年代的经济匮乏和混乱的经历。要深入理解这些事件是很难的，因为人们常常避免讨论这些事件。一位参与者承认：“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谈论过它（苏联时期）。人们在说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转化为被动语句，这表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近代历史没什么能动性，比如他们会使用“当独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描述。
乌克兰人一直受到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波兰人、纳粹和苏联的压迫。甚至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经抢夺过乌克兰西部的一片土地。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的寡头们就像另一组剥削性的殖民者。仅在20世纪，据信就有约1400万人因大清洗、饥荒和大屠杀在乌克兰被杀害。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将这一地区称为“血域”。“种族灭绝”一词就是一名来自利沃夫的律师发明的。
奥克萨娜·扎布兹科在《乌克兰的性实地调查》（Fieldwork in Ukraine Sex，1996年）一书中写道：“乌克兰的选择是在不存在和岌岌可危的存在之间的选择”，《乌克兰的性实地调查》是一部关于创伤如何代代相传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乌克兰作家，她陷入了一场虐爱。她写道：“我们在各种男人不同的虐待中长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虐待关系的模式，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厌恶的男人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女人身上。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这对夫妇的关系代表了这个国家，压迫的历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从艺术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民族神话凝聚在一个集体周围：哥萨克人，一群游荡在大草原上的自治战士。
这段暴力和屈辱的历史使乌克兰人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在我们的研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秘密组织”极大地影响着政治决策。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害的。甚至在2月24日之前的日子里，许多乌克兰精英都认为，美国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其实只是为了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认真对待普京的意图。
由于乌克兰历史上的统治者大多是殖民强权，乌克兰人对政府几乎没有信任。泽连斯基的人气从他上台那一刻起就开始流失（战前他的支持率只有30%）。这种对权威的不尊重意味着乌克兰人可以积极地推翻统治者，正如他们在2004年和2014年所做的那样。但这也使得他们很难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国家被看作是不需要的东西，或者只是用以谋取私利的工具。腐败是使事情运转的油脂。只要付得起钱，法院就会屈服。
这种态度激怒了改革者和欧盟等西方捐助者。即使政府设法建立了新的基础设施，人们在谈论这些成就时，就好像它们是奇迹般自己发生的一样。乌克兰人根本无法想象国家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俄罗斯情报机构似乎认为这种心态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根据英国智囊团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入侵计划是基于一项调查，这项调查预测乌克兰对政府的支持会在入侵后会崩溃。但所有这些不信任都有一个反面。人们已经学会了相互依赖。乌克兰人对自己的坚韧和圆通感到自豪。他们总是能找到自我组织的方法。
人们对民间社会、地方教会和小企业协会的信任度很高。也有一些不那么好的协会：足球流氓、小混混和2014年后在顿巴斯组建兵团作战的极右翼民兵。灾难迫使人们联合起来。当我们问起时，人们说：“灾难和悲痛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许多受访者提到，在2014年，活动家们主动承担起为乌克兰腐朽的军队提供食物、衣服和交通工具的责任。
最近一部成功的电影讲述了乌克兰犹太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地下网络、互相帮助，先是对抗纳粹，后是对抗克格勃的故事。在乌克兰，最受欢迎的圣诞电影之一是《小鬼当家》，它的情节时乌克兰产生了共鸣：一个被世界父母抛弃的小国，总是被大国攻击，不得不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来保护自己。
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人证明了他们能够抵制他们最频繁和最暴力的虐待者之一——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朋友给我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不仅在为这次入侵而战，也在为乌克兰所有其他被侵犯的时间而战。普京将这次入侵称为强奸。他在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会谈中说：“你睡了我的美人，无论如何你都得忍着。”震惊了当时在场的记者团。今天在利沃夫，你会看到一个穿着乌克兰民俗服装的女人将枪推到普京嘴里的海报。她说：“我不是你的美人。”
人们在谈论国家最近的历史时，会切换到被动的状态，这表明他们觉得自己的主动权有多小。
2月23日星期三，我们在基辅发布了我们的最新研究报道。我加入了一个Zoom会议，看到了一群被恐惧和愤怒笼罩的优秀的年轻人。第二天，俄罗斯的坦克开了进来，我们的团队被冲散了。有些人已经成为临时难民。记者们在前线报道。其他人则拿起了武器。我们在哈尔科夫的首席社会学家丹尼斯·科布津给我发了一张自拍，肩膀上挂着一把机枪。
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们正在计划一个多媒体口述历史项目，记录人们对轰炸、强奸妇女和袭击难民的证词，以便在摄像机离开后，我们仍然可以帮助乌克兰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在战争罪法庭上、在电影和戏剧、书籍和展览中。
在我们去年关于“什么使乌克兰人团结起来”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答案。当我们问人们何时为自己是乌克兰人而感到最自豪时，他们几乎总是记得当他们感到乌克兰被国际关注或认可的时刻。这些往往是微小的事情：一个乌克兰孩子赢得了国际数学竞赛；一个外国人在度假时向他们提到他们知道乌克兰在哪里。
当时，我认为这种渴望本质上是关于身份的，是一种被认识的愿望。在扎布兹科的《乌克兰的性实地调查》一书中，女主人公奔走于一个又一个的国际文学研讨会，努力证明乌克兰语是一种有活力的语言，还需要不断回答“乌克兰？那是哪里？”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意识到，这种渴望被看见的情绪不仅仅是关于身份，也是关于安全。被世界看到意味着你被杀的可能性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