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ng Che在纽约客发表评论,介绍了中国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30年前撰写的一本著作《美国反对美国》,本书基于王在80年代对美国的访问,剖析了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种种弊端。作者认为,本书中的看法对目前中国的走向也有启示。

在史无前例的动荡时代,我们从阅读的书籍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2016年大选后,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在亚马逊上断货,因为美国人试图把他们的绝望感与西方历史的弧线对应起来。去年在美国国会山的骚乱后,类似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了。2021年1月12日,总部设在上海的民族主义新闻网站观察着网的专栏作家王文注意到,一本绝版书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千多倍。
在网络二手书店孔夫子旧书网上,政治理论家王沪宁1991年写的游记《美国反对美国》的二手书。价格一度达到2900美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扫描的电子版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在线论坛和评论区充斥着对这本书中关于美国文化衰落观点的讨论。
王沪宁是中国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官员组成的七人小组,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网民称他为国师,这是中国过去对有权力的官员的尊称。作为一名前学者,他是唯一一个从未管理过一个省或城市的常委,但他用远见和技巧弥补了他的经验不足。
在19世纪80年代,王沪宁帮助设计了被称为“新威权主义”的理论,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硬的政府来指导其市场改革。在1986年的一份报告中,王沪宁主张对中央权力进行“必要的集中”以进行市场改革,这在党的上层引起了一连串的辩论。
他帮助撰写了三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主要口号。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现任领导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新闻界,王沪宁有一个有点戏剧性的反派名声:他是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织梦人”,或者是一个从面纱后面统治中国的拉斯普廷(东正教神父,据称控制了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式的人物。作为意识形态的“火神”,他用笔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熔铸成了习思想。
1988年8月,在冷战的阴霾下,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应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邀请,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学术访问。他参观了几十个城市和企业,从丘吉尔发表传说中的铁幕演讲的密苏里州富尔顿,到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他观察了老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并思考了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太空计划,甚至阿米什社区(他错误地将他们称为“亚美尼亚人”)的意义。
尽管他被美国现代性的小玩意:它的建筑、高速公路、纪念碑和摩天大楼所震撼,但他发现在这之下,有一股“危机的暗流”。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思想家,撰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访问的一百五十多年后,王沪宁认为,美国已经把它的灵魂,即社区、传统和家庭所形成的紧密联系,替换成了国家财富和权力的荣耀。美国强大而又软弱,个人主义而又孤独,富有而又颓废,正如书名所言,美国是一个正走向灾难的悖论。
王沪宁在写他的书时,仿佛是在与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对话。在平等和个人主义方面,他与托克维尔进行了争论,认为妇女、黑人和美国原住民未实现的梦想,掩盖了这位法国贵族所说的美国的“条件平等”。同时,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挑衅性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压倒性的存在”。
显然,王沪宁从1965年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政客和社会学家)关于黑人家庭的有争议的报告中得到了启示,他写道:“家庭正在被掏空”,导致了孤独、享乐主义、家庭破裂和“流浪的青少年”。他引用报告中单身母亲的高比例和教育程度的差距,问道:“过度松散的家庭能有利于社会进步吗?”
王沪宁对美国民主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对民众代表制的承诺是难以企及的,甚至是虚幻的。总统的选择很少,政府机构囤积了公共权力,资金充足的利益集团可以轻易地 “决定另一个群体的命运”。当他目睹了老布什和杜卡基斯对阵总统竞选时的盛大排场,臃肿的承诺,对选民的故作恭维,以及重场面轻实质的华丽辩论时,他最初的惊奇凝固成了幻灭。
他写道,政党只是“在市场上兜售一种商品,即候选人”,选民们只是“在现有的商品中选购。”
如果说托克维尔把美国的美德归结为它的民主文化,那么现在,王沪宁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它的“怪癖精神”,他认为这是美国技术创新的基础。他对太空计划赞不绝口,并对同样的精神如何触及平凡的事物表示钦佩:有“打开信封和罐头的机器”和“电子削笔刀”。
然而,王沪宁也得出结论,美国人已开始过度依赖技术。他指出了美国对待残疾人的方法:用技术敷衍,如“电动轮椅、可调节床和盲人的辅助眼镜”。他写道:“残疾人可以自由行动。但作为人,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王沪宁写道,在美国,“不是人们掌握了技术,而是技术掌握了人们”。这对地缘政治也有所启示:“如果你想压倒美国人,你必须做到一件事:在科学和技术上超过他们。”

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众多西方作家中,王沪宁似乎最认同保守派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根据布鲁姆的畅销书《美国心灵的闭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中心论点,王沪宁嘲笑“对西方传统价值观一无所知的一代年轻人”。
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马特·约翰逊告诉我,“书中贯穿着一种道德恐慌的感觉”,他曾写过大量关于王的文章。“他感觉到了他周围的文化衰败,这引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
王沪宁对布鲁姆的亲切感来自于他自己的经历。在六十年代,随着苏联开始放弃斯大林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和平演变”的颠覆性策略,毛泽东认为对他最大的威胁是对他发起的运动信心不足。整整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中成长起来,他们把政治制度的存续与人们对它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而信仰是通过传统来维持的,也就是王沪宁所说的“文化基因”。
在《美国反对美国》中,王沪宁问道:“如果价值体系崩溃,社会体系如何能够维持?”
《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使王沪宁成为了一个精明的民主国家分析家。1993年,在本书出版两年后,王沪宁被提升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系主任。今天,中国读者将他视为美国例外主义信仰的最早叛教者之一,在市场改革的鼎盛时期,美国例外主义刺激了许多家庭移民到美国。
一条豆瓣评论中写道:“中国人终于开始看到真正的美国,而不是被我们的幻想所蒙蔽,”这是一个流行的图书讨论平台。“我们的国师早就打破了这个神话。”
在美国,王沪宁的作品引起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兴趣。10月,一位驻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以N.S.里昂斯的笔名撰写了王沪宁的人物传略,发表在一本名为Palladium(守护神)的“未来主义治理”杂志上。
里昂斯写道:“在中国体制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需要什么的长期争论中,王沪宁似乎已经获胜。在中国,容忍不受约束的经济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休伊特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提到了里昂斯的传略,说它“应该被放在每个追踪中国共产党动向的机构的桌子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最近称王沪宁是“当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30年前,“他已经看到了导致特朗普、民粹主义和社会解体的所有僵局”。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里昂斯告诉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包括在华盛顿,认为自由主义目前可能正在走向内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相信人们都越来越担心,至少在某些方面,王沪宁可能是正确的。”
随着中国向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伟大复兴”迈进,西方的政治思想在党内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能够影响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统治者的王沪宁,掌握着修订后的蓝图。去年8月,政府公布了一个新的口号。“共同富裕”运动旨在纠正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个概念是在对私营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监管攻击,以及对房地产借款设置上限,导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中国恒大违约后提出的。
但是,在计划的经济重点之下,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文化、王沪宁式的逻辑。在概述其这项运动的讲话中,中国领导人警告说,某些未被指明的国家已经遭遇了“社会结构的撕裂”。他说,在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已经退化为“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方可成告诉我:“在中国领导人对‘新时代’的构想中,财富不平等和超级富豪当然是重要的挑战,但有一些东西也被认为同样必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体系。”
去年秋天,教育当局禁止在北京的中小学使用外国教科书,而把重点放在支持中国领导人哲学的书籍上。在为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编写的版本中,有一章将关于遵纪守法的课程包装成了一个关于时尚的提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在整个中国社会,从教室到客厅,党正在推动一项文化保守主义的计划。教育工作者被命令雇用更多体育老师,以“培养男孩的阳刚之气”。媒体广播公司被迫从展示“娘炮”的节目转向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现在只允许游戏公司在周五、周六和周日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从晚上8点到9点。
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齐慕实来说,最新的指令代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向,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艾伦·布鲁姆传统主义”。
齐慕实告诉我:“中国领导人以及王沪宁对苏联败落原因的解读,是他们犯了艾伦·布鲁姆警告过的错误,即他们已不再相信他们传统的真理。”
即使王沪宁的书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刺激美国人进行自我反思,那么它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观察许多中国人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以后,如何看待美国以及整个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