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i Friedm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普京的核威胁将全球都拉入对核战争的恐慌之中，作者向六位冷战历史学家咨询俄乌冲突演变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四位历史学家表示，现在并不是历史上我们离核战争最近的时刻，但另外两位专家表示，不稳定的局势存在各种不可控因素，核战争并非毫无可能。

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有多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场景：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怕战争不断向北约边界移动，西方进一步介入，各方势力都在密切关注，这一切刺激了普京发出了核威胁。在关于这场冲突的讨论中，充斥着与冷战最黑暗时期的比较。

我们无疑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乌克兰人面临的风险尤其严重。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本质，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挖掘历史。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从冷战最低谷以来，就俄罗斯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发生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而言，现在并不是最危险的时刻，至少现在还不是。

这是我所接触的几位冷战历史学家的共识。总的来说，他们给了我一些理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对乌克兰战争演变成核武国家之间全面冲突的担忧。在我咨询的六位历史学家中，有四位说目前的时刻比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要相对安全一些，一位说它同样危险，只是角度不同，还有一位说现在的局势更危险。

这些学者强调，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几乎一触即发，有几个因素导致了当时极度危险的局面，这几个因素在目前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作用。大多数人认为，拜登政府为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升级性对抗而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但他们也强调，由错误或误判引起的升级，是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最突出的危险来源，这也是如今局面的一个重大风险。

一些人提到了令人担忧的因素，包括当前危机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现代俄罗斯与苏联相比，除了核武器力量以外，其他领域都很弱，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将世界带入了未知领域，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相似的时期可以参照，导致目前的时刻更加危险。

导致古巴导弹危机如此险恶的某些因素，目前在乌克兰冲突中并不存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玛丽·伊利斯·萨罗特告诉我，1962年的事件是由于美国发现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而引发的，今天的俄罗斯还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的重要利益，例如将“核导弹迁往更靠近美国或西方国家”等。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书《决策的本质》，他也认为60年前的边缘政策与拜登总统的决心是不同的，拜登不希望他与普京的对抗“演变成美俄军队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艾利森让我想象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形，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一个周六，在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被击落后，局势变得十分紧张。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没有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协议，即苏联迅速从古巴撤走核导弹，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走类似导弹的交易。

如果赫鲁晓夫回绝了这一最后通牒，肯尼迪总统已经批准对苏联的导弹进行打击，然后入侵古巴。他当时不知道的是：部署在古巴的4万名苏联军队拥有100多件战术核武器，这些武器的威力相对较小，射程较短，可以在战场上使用。灾难可能会随着而来。

在危机接近尾声时，肯尼迪认为危机导致核战争的几率“在三分之一和五五分之间”，艾利森说，“此后历史学家们没有发现什么增加战争几率的因素”。相比之下，艾利森估计乌克兰危机将演变为美俄之间核战争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根据我的最佳估计，接近千分之一”。

尽管“普京发出了核威胁”，艾利森判断从目前的悲剧，发展到俄罗斯核弹在美国本土爆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同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谢尔盖·拉琴科指出，美国和北约决定明确排除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这是当前战争的危险性低于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83年不太引人关注的“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事件的主要原因。

在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事件中，苏联人在美国-北约军事演习中紧张地试图扣动核扳机，因为他们担心这场演习可能是美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核打击的烟雾弹。(为了了解“优秀射手演习”事件发生时的那种高度紧张的气氛，需要了解一下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的情形，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的苏联值班人员，在千钧一发的5分钟里，正确判断出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来袭的卫星警告是假警报，这才勉强避免了一场核灾难）。

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同样认为，与冷战时期最严重的危机相比，西方不直接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武力的政策减少了与俄罗斯矛盾升级的可能性。冷战时期，双方都对对方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高度不确定。莱弗勒不仅提到了古巴导弹危机，还提到了1948年的柏林封锁，1961年关于柏林地位的后续对峙，以及伴随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美苏对峙。

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表达了更大的担忧。讲述古巴导弹危机的书籍《午夜前一分钟》的作者迈克尔·多布斯告诉我，关于普京是否是一个“理性行为者”的讨论，忽略了1962年事件中的核心教训。他指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是“理性行动者，但由于错误和误判，“他们还是把世界带到了核深渊的边缘”。

多布斯认同拉琴科和莱弗勒对冲突在无意中升级的担忧，并列举了这些失误在今天可能出现的表现形式，比如一架战机误入北约或俄罗斯边界，海军部队之间的对抗，网络攻击出错等。古巴导弹危机只发生了13天，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没有明确的结束迹象，而且许多迹象表明冲突会进一步升级，这增加了出现误判的可能性。

伦敦经济学院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告诉我，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比“优秀射手演习”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更危险。普京在政治上比他的苏联前辈们受到的限制要少，苏联领导人需要顾虑政治局的态度，而普京领导下的国家比苏联全盛时期要弱得多，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破坏稳定的动力。

祖博克指出，俄罗斯常规军事和经济的弱点，现在得到了生动的展示，这可能在俄罗斯领导人产生了“认知失调”，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大国，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

最近几周显示，在“传统形式的力量”方面，“他们没有很多牌可打”，但俄罗斯在某一个领域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那就是核武器。

祖博克担心的是，一个被逼入绝境、面临生存威胁的普京，将使用核武器作为“能够扭转局势的王炸”。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将来我们会发现有记录证明普京的核威胁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但我觉得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这样的”。

祖博克的评论提醒我，尽管历史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分析当前情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他们可以获得大量信息，如解密文件、口述历史等，而我们正处在迷雾重重的当下，根本没有充足的信息。

而这场战争的迷雾中充满了各种危险的可能性。

在冷战时期的40年里，由于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双方的斗争之上，苏联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试图避免彼此间的直接军事冲突，而是通过代理人发动战争。然而，最近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的一处乌克兰军事设施，以及克里姆林宫威胁要打击途经这个地区的西方武器运输，这些事态发展都让人担心，拥有核武器的双方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怎么样算直接冲突？我们是否已经参与其中？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模糊，因为美国和欧洲为了回应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已经对俄罗斯发起了一场金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