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England 和 Najmeh Bozorgmehr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在美国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国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全国各地不断暴发大规模抗议和游行，伊朗政府把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归咎于制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伊朗的现状主要是由于伊朗领导人缺乏领导力、与当今世界脱节所致，即使没有制裁，伊朗的经济也无法保持活力。

法尔扎德站在伊斯法罕历史悠久的三十三孔桥上（Si-o-Se Pol），俯视着下面涌动的河水，回想起几天前河床干涸，河岸上空无一人的情景。这位18岁的屠夫说：“没有人在这里，如果没有水，这桥就失去了灵魂。”

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里，河流及其周围地区充满了活力。在法尔扎德身后，情侣们摆姿势自拍，年轻人在人群中跳着舞、走过这栋17世纪、以33个拱洞而闻名的桥梁。在下面，沿着扎因代河河岸，一个个家庭坐在色彩鲜艳的地毯上野餐。

干旱和糟糕的水资源管理，导致河水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流过这个城市了。在伊斯法罕，扎因代河（法尔西语中的意识是“生命之河”）的状况，被许多人认为是这座城市和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省份的情绪晴雨表。最近几个月，这种情绪一直是沮丧的，这提醒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的国家，公众的愤怒是如何迅速蔓延到街头的。

11月，伊斯法罕的活动家和其他人与农民一起抗议缺水。人群中，一些抗议者高呼“独裁者去死”，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了伊朗有史以来最大的环保示威。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继缺水抗议活动之后，教师们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随后在12月举行了罢工。这两个群体都是为了抗议工资问题，这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国家工作人员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在过去的12个月里，退休人员、制糖业工人、石油部门的工人都参加了抗议活动。

每一次愤怒的爆发都突显出伊朗正在努力应对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衰败的基础设施和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政府正在努力重振其受到严重制裁的经济，并遏制不断发酵的不满情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伊朗人认为，伊朗政权的强硬派可能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一些让步来重启垂死的2015年核协议。多年来，这些强硬派一直批评这项核协议，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与西方接触。

伊朗的让步将促成美国放松制裁，使伊朗能够在近四年的制裁后首次自由出口原油。作为交换条件，正在把铀浓缩到接近武器级水平的伊朗必须将核活动扭转到商定的限度。

几周来，各方外交官都表示，在欧盟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间接会谈，在经过11个月的曲折谈判后，已进入最后阶段。但上周五，在协议的签署国、伊朗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之一俄罗斯出人意料地阻挠了谈判进程之后，谈判“暂停”了。

在美国和欧洲为回应普京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后，俄罗斯要求美国保证，不会阻碍俄罗斯与伊朗的贸易。人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合作，谈判可能会解体。

甚至在莫斯科的干预之前，伊朗和美国就已经把做出“政治决定”以达成协议的责任推给了另一方。伊朗的易卜拉欣·莱希总统于去年6月赢得选举后控制了国家的所有部门，他作为伊朗强硬派坚称，除非协议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否则伊朗不会签署协议。他们认为，“抵抗经济”已经证明，伊朗可以在世界最严厉的制裁制度下取得胜利，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他们都可以维持社会稳定。

由强硬派主导的伊斯法罕市议会主席穆罕默德·努尔·萨利希说：“制裁造成了限制，但它们不能阻止所有的发展之路。制裁并没有终止我们的活动，美国和他们的盟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然而，伊朗已被迫冻结许多长期发展计划，以解决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而过去四年半发生的一些抗议活动表明，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伊朗负责社会事务的内政部副部长塔吉·罗斯坦万迪罕见地承认了伊朗的担忧，他在1月份说，一些社会指标“令人担忧”，包括人们愿意在全国各地参加抗议活动。

他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说：“近年来，人们的容忍度随着经济压力的上升而下降。如果人们认为一个世俗或非宗教国家可能比伊斯兰国家更有能力应对挑战，那么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虽然伊朗的经济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数百项制裁后，其经济已经连续几年收缩了6%以上。里亚尔暴跌，导致通货膨胀率飙升40%以上。私营部门的公司削减了工作岗位，据估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新冠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将贫困率（每天生活费不足5.5美元）推高20个百分点。

伊朗的外部反对者（因为没有有组织的内部反对派）利用抗议活动来暗示政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但伊朗的分析家们说，伊朗对国家的控制力并没有受到威胁。

经过43年的执政，伊朗相信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动乱。什么时候选择退让，任由人民发泄，什么时候做出让步，以及何时部署安全机构镇压异议。这加强了伊朗人的看法，即虽然伊朗政权确实希望达成协议，但强硬派也认为，伊朗可以在现有的制裁下生存下来，并且仍然可以控制异议的爆发。

一位政权内部人士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国家没有罢工或抗议活动，那不是一个好迹象，”他认为示威活动的刺激性大于威胁，“如果人们和平地抱怨政府或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并不是一个坏迹象。”

一些分析人士说，抗议活动为伊朗政权的主要安全力量——革命卫队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及在需要时展示其权力的机会。但他们补充说，对于一个建立在革命和什叶派伊斯兰教理想基础上的制度来说，令人担忧的是抗议活动的频率和多样性，即使伊朗的传统保守派依然牢牢控制着国家，这依然是一个担忧的因素。

伊斯法罕的活动家、前市议员迈赫迪·莫加达里说：“他们必须明白，支持革命的保守派，以及他们可以依赖的人，现在正变成抗议的人。这不是抗议活动的结束，而是隐藏在灰烬下的大火。”

今年的模式

伊斯法罕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自革命以来，这个伊朗第三大城市一直被视为支持共和国的堡垒。许多前任和现任高级官员，包括司法部长，其根源都来自伊斯法罕，这里也被认为是神职人员的传统基地。

莫加达里说：“无论伊朗发生什么，都有一只脚在伊斯法罕。”但他补充说，伊斯法罕省的一些人也感到越来越被政权边缘化，认为国家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度正在降低。

人权活动家贝扎德·哈格帕纳补充说，在过去十年中，这个国家逐渐发生的社会变革，扩大了管理国家的日渐衰老的神权统治者，与年轻伊朗人之间的差距，这在转变心态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他说：“如果你30年前来到伊斯法罕，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戴着长袍。现在大多数妇女都不穿了，离婚率上升了，许多妇女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60%的妇女在伊斯法罕上大学。”

但是，莫格达里说，“最大的问题是水。伊斯法罕人认为，制裁与水问题无关，这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11月的供水抗议活动始于数百名农民走上街头，向当局施压，因为他们的土地已经荒芜了数月。

农民代表侯赛因·瓦希达说，在伊斯法罕依靠河流灌溉的土地耕种者中，约有80%的人“去年什么都没法做”。他坐在伊斯法罕郊区的家中，手中转着念珠说，一些人试图在城市里找工作，另一些人则依靠政府的补偿，但补偿的金额“很少”。

瓦希达坚持认为，农民是共和国的传统支持者，他们为期17天的抗议活动是非政治性的。但他承认，他们担心其他人会利用这一行动。

他说，尽管有些人担心抗议活动的规模过大，“有国内和国外的反对者在尝试利用我们，但由于我们的管理，他们没有成功。抗议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它是自发的而不是计划的。下次我们会三思而行”。

支持改革的政治活动家、1979年革命的老兵法兹洛拉·萨拉瓦蒂说，政府担心的是，反政府抗议者混入农民的队伍。

他说：“起初这不是什么大事，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出现了大量人群，这就成了一个安全问题。政府感觉受到了威胁，担心人群会蔓延到城市和其他地方，所以抗议者被镇压了。”

他补充说，“只要有借口”，心怀不满的伊朗人“就准备上街”。

他说：“自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制裁，但它们没有像这次这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政府终于在2月份打开了水闸，使扎因代河流经伊斯法罕10天，为农作物提供灌溉。但是，即使扎因代河和桥上的人享受着河流的短暂回归，挫折感仍在徘徊，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短暂的。

法尔扎德：“我们责怪那些坐在上面的（当权者），他们疏忽了。”第二天，水闸被关闭，正如法尔扎德所预料的那样。

基本机构陷入危机

伊斯法罕的官员承认，城市面临着社会和经济压力，并将其归咎于制裁和疫情，这两个因素使这个地区的旅游部门遭到了破坏，另外还有干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他们承认，水资源管理不善也是原因之一。

伊斯法罕的保守派议员迈赫迪·托吉亚尼记得，当他还是个少年时，这条河流就一直流经这个城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的水位一直在下降，部分原因是降雨模式的变化，但也有城市化的原因，伊斯法罕的人口从革命时的50万增加到200万，翻了两番，伊朗中部高原各省的工业和农业都在使用扎因代河的水。

托吉亚尼说：“我们没有进行水消耗的优化，相反，我们过度消费，这给地下水带来了很大压力。”

他指责“多个政府”，但认为水的抗议活动将迫使“德黑兰的官员更加坚定，并将其作为优先事项”。

他接着列举了增加伊斯法罕压力的其他问题，包括毕业生失业和逃往城市的情况。托吉亚尼：“高学历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伊斯法罕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它们需要的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局面。我们必须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

这种情绪可能是整个伊朗的真实情况。近年来，胡齐斯坦、法尔斯、阿尔伯兹和德黑兰省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政治上的幻灭也是一个因素。在2021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48.8%的登记选民愿意投票，这是自革命以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总统选举，这被认为是全国范围内对政权的“抗议”。

在伊斯法罕市，投票率为34.6%，活动家哈格帕纳说，这一切都表明了“伊斯法罕乃至整个伊朗的制度危机”。

他说：“只有到了以后才能知道这到底是一次抗议性拒绝投票还是别的东西，但这是一个征兆，说明人们不相信这个系统。”

前总统、忠于共和国的改革派领袖穆罕默德·哈塔米在2月警告说，传统家庭价值观、经济、道德甚至宗教的解体“现在比执政国家的崩溃更令人担忧”。

他对改革派说：“最基本的机构正处于危机之中。有的甚至已经崩溃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权领导层的敏感时刻，因为82岁的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希望在他最终去世后为有序的继承奠定基础。

伊朗分析人士认为，他在2021年的选举中支持他的门徒拉伊西（Raisi），部分原因是为了结束体制内的内讧，建立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政权，同时加强革命卫队的影响力。

伊朗分析家赛义德·拉伊拉兹说：“在权力过渡期间，国家肯定需要保持冷静。他预测，大多数伊朗人倾向于和平过渡，但如果出现动乱，卫队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

如果美国解除制裁，对政府的经济救济可能是迅速的，因为伊朗将能够获得被困在外国中央银行的数百亿石油美元（通过出售石油赚取的美元），并迅速增加石油出口。在2016年实施核协议后，伊朗的原油销售量（当时估计约为每天100万桶）几乎翻了一番，超过每天200万桶，经济增长从深度衰退中反弹。

拉伊拉兹说：“拉伊西肯定希望达成一项核协议，以更快地兑现他的经济承诺，并保持国家的稳定。”

但批评者质疑，即使达成协议，这也不足以改善生活水平和压制不满情绪。

一位政治活动家说：“如果解除制裁，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领导人缺乏领导力。他们不适合21世纪，他们属于19世纪，所以危机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