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ly Mosendz 和 Caleb Melby在彭博社发表文章，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心理治疗公司本应该是为病人提供便利、同时获得利润的双赢项目，但其中发展地最快的Cerebral公司却被客户和前员工爆出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逊似乎只关心公司的增长，对病人的切身利益毫无兴趣，公司利用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在广告中疯狂暗示在Cerebral平台上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处方，包括被限制的成瘾性药物，把开药作为吸引更多客户的主要手段。

去年七月，连续三天，杰妮莎·巴恩斯被各种声音困扰着。仿佛人们只要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就在讨论她的缺点，挑剔她，甚至当她独自在家时，也有这种感觉。第三天早上，她蜷缩在自己的车里，她觉得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可能会让她感到更安全。但那些声音仍然存在。她开始意识到事情很不对劲。她打开了一些外语流行歌曲，试图在她无法理解的歌词中忘了那些声音。然后，她开始开车。

途中，她停了下来，发短信说：“我绝对感觉到，自从我开始使用Cerebral的服务后，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反而越来越差了。”

30岁的巴恩斯曾经是一名康复中心经理，现在在加州做服务员，她一直在使用远程医疗公司Cerebral的保健服务，她是通过Instagram广告找到这家公司的。每月花325美元，她就能联系到一名治疗师、一名精神科执业护士，以及Cerebral公司所谓的护理协调员，专门协调另外两位专业人士与病人的沟通。这个团队的任务是帮助巴恩斯解决焦虑，这是永无止境的疫情和她多年来一直患有的双相情感障碍共同造成的。

她的第一次视频通话是在5月。根据她提供的医疗记录，她在下午2点17分要求进行视频通话，并迅速与一名执业护士取得了联系，这场通话在2点35分之前结束。

巴恩斯回忆说，她感觉谈话时间很短，对于医生提出的问题她只能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接到电话的护士确认了她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并开了五个月的安立复（Abilify，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在接下来的六周，她约见了执业护士安吉拉·拉希德。拉希德在她的病症中又增加了重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拉希德给她开了Wellbutrin IR，后来又增加了两种处方药。

在使用Cerebral的三个月里，巴恩斯见了四次执业护士，开了五种药：三种抗抑郁药、一种抗惊厥药和一种抗精神病药。她还看了11次治疗师，每次一小时，她说，这是她与这家公司合作经历中最好的部分，作为一个没有保险的人，她本来以为类似的传统治疗要花掉她数千美元。

随着她的病情不断恶化，巴恩斯与她的护理协调员艾琳·戴维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她写道：“这非常糟糕。这毁了我的生活。”戴维斯承诺会反馈给她的护士拉希德。巴恩斯回忆说，戴维斯似乎记性不太好，特别是关于巴恩斯使用的药物。这让巴恩斯觉得很奇怪，但与戴维斯的短信沟通一直都不太顺畅，无论如何，将信息转达给拉希德比她的协调人是否记得她吃的五种处方药来得更重要。

这种混乱是有原因的。艾琳·戴维斯并不存在。前公司内部人士说，那是给数百名Cerebral护理协调员的统一称呼，他们用这个假名与巴恩斯这样的病人交流。

这位协调员给她定了两天后与拉希德的预约。但彭博社审查的一份内部聊天记录显示，拉希德在会议前决定终止巴恩斯的治疗。她的幻听将她归入了一个新的类别；拉希德的笔记说她需要“接受面对面的精神病治疗/护理”。记录显示，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有医生对巴恩斯的治疗进行权衡，将她从Cerebral转出。

在她被安排与巴恩斯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那天，拉希德从夏洛特市郊外的家中登录。她在11个月前加入了Cerebral公司，希望能在一家承诺为大众提供更多护理服务的公司帮助解决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

拉希德说，她发现，Cerebral的现实是另一种情况：一家痴迷于增长的创业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广告来吸引病人，并迫使治疗师在很短的虚拟会议后开出处方药。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每天要看30个病人——每小时4个，从中午到晚上8点以后。接受过精神病学培训的执业护士，而不是医生，给病人开出精神病药物并不罕见。但根据美国执业护士协会的说法，每天30个病人是典型工作量的两倍。

当拉希德告诉巴恩斯，Cerebral不能再帮助她时，巴恩斯表现得非常愤怒。她在拉希德告诉她替代者的名字之前就挂断了电话。巴恩斯说：“是你们让我处于这种状况的。而现在你们要把我送走？就像，‘哦，我们搞砸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

她的治疗师伸出援手，打电话和发短信，敦促她转诊到另一个医疗机构。在内部医疗记录中，治疗师写道：“治疗师提供了支持。”

两周后，巴恩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接受精神健康危机的治疗。此后，她一直无法工作。

美国人的心理健康本就已经很脆弱了，现在又加上新冠疫情的打击。他们被解雇、迷茫、通过Zoom工作和上学，他们变得更加孤立、抑郁和焦虑。传统的医疗系统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特殊的时期，这并不奇怪。即使在疫情暴发之前，地理环境和高额费用已经使得数百万人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数十万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在新型的远程医疗公司中找到了慰藉，这些公司不仅提供谈话治疗，还在简短的在线预约后开出药物。而且不仅仅是抗抑郁药。为了应对健康危机，联邦政府放宽了要求在开具处方前进行面对面咨询的规定，其中包括成瘾性药物，比如兴奋剂安非他命（如Adderall）和镇静催眠作用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如Xanax和Klonopin）。

在这一行业中，没有哪家公司比Cerebral公司发展得更快、更大，这家公司在美国50个州都有业务，两年内注册了20多万名病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首席执行官凯尔·罗伯逊一直在吹嘘“增加高质量心理健康护理机会”的承诺。但27名前高管、经理、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说，Cerebral医院在“高质量”这一目标上是失败的。

他们说，为了追求爆炸性的增长，Cerebral提供的咨询时间太短，后续治疗频率太低，广告做得太积极，处方推得太猛，还有，给一线员工的工资太低。在某些方面，这家位于旧金山、由风险资本资助的公司遵循了经典的硅谷游戏规则：在不断变化的规则中发现机会，快速行动，大力激励员工。在精神病学远程保健方面，病人处于危机中的前景和药物成瘾加大了这么做的风险。

Cerebral拒绝让高管接受本文的采访，并表示，讨论个别病人的案例是不合适的。通过发言人唐·坎贝尔，公司发表了这样的声明：“鉴于我们对提供护理和质量的承诺，我们坚信，我们可以为几乎所有患有精神健康状况的病人提供服务。我们的安全机制是任何实体诊所都没有的，更不用说其他远程医疗公司了。”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政策旨在“努力减少药物的使用量和对药物的总体依赖”。它拒绝透露目前有多少病人接受处方药治疗。

Cerebral治疗一系列疾病，在许多情况下不需要开药。但许多患者是在网上寻找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的药物时发现这家公司的。在谷歌上搜索“购买Adderall”，跳出来的第一个搜索结果可能就是Cerebral公司的广告，在页面广告上，Cerebral承诺提供“在线处方ADHD药物，可以快速且经济地治疗ADHD”。

两位熟悉这些数据的人说，在Cerebral可以开出安非他命的一些州，大多数新客户都是通过多动症门户网站找到这家公司的。公司表示，只有不到一半的新客户是这样进来的。事实上，在自我认定为多动症的病人中，只有少数人会真正得到临床医生的确诊。

2021年第二季度，ADHD药物的销售量处于近十年来的最高值。除了临床上的多动症患者，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和工作过度的中年专业人士也转向Adderall和类似药物作为救命稻草。大学说，校园里滥用这种药物的情况很严重，学生们在学习和聚会中都会用到它。

在Cerebral可以开出兴奋剂处方的州，病人很容易就能获得药物。对于非常渴望获得药物的人来，他们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关于如何回答护士问题的指导。像其他远程保健公司一样，Cerebral与一家网上药店有合作关系，可以将药物直接邮寄到你家。

Cerebral的七名前护士说，他们担心Cerebral公司不仅仅是在满足需求，而且还通过方便地开出处方药来创造需求；他们担心，他们正在助长新的药物成瘾危机。

斯蒂芬·伍德是一名急症护理从业人员，曾在阿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工作，他说得更加直白，在查看Cerebral网站时，他注意到，执业护士被称为处方者，而不是提供者或护理者。伍德说：“这种描述听起来感觉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病人的健康。”

伍德现在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皮特里·弗洛姆健康法律政策、生物技术和生物伦理学中心的访问研究员，他说：“看起来他们希望强调的是他们能给你开药。” Cerebral表示，公司不使用处方者这个术语是为了尽量减少它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之间的混淆。

罗伯逊在2020年1月推出了Cerebral。当时，这家公司只治疗焦虑和抑郁症，开出的药物包括立普能（Lexapro）和百忧解（Prozac）。当疫情袭来时，美国缉毒局认识到，许多病人无法再去看医生，于是放宽了《瑞安·海特法案》中的规定，这项法案是以2001年一名18岁少年的名字命名的，这名少年在网上购买了大量维柯汀（Vicodin，鸦片类麻醉性镇痛药）后，死于药物过量。

这些变化意味着病人可以在不亲自见处方医生的情况下获得受控药物。Cerebral很快在服务菜单中增加了多动症治疗。10月，公司宣布西蒙娜·拜尔斯为Cerebral的首席影响官，这位明星奥运选手在去年夏季奥运会上临时退出比赛，引发了有关心理健康的讨论。两个月后，由软银（WeWork 和优步背后的日本投资者）领导的投资者向Cerebral投入了3亿美元，Cerebral的估值达到48亿美元。

而几位前雇员在描述公司对其员工的态度时提到了优步。一位前经理说：“咨询师、服务提供者，他们觉得自己像Uber司机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工资很低，却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

Cerebral通过订阅营利。新客户会受到折扣价格的诱惑，第一个月只要30美元，然后从三个级别的服务中选择，每月85美元到325美元不等。最便宜的服务可以让你与一名有资格开药的执业护士进行初次会面，还可以每月见一次一名护理顾问，顾问需要某种程度的执业资格，但不需要获得任何正式资格。在更贵的订阅服务中，护理顾问被有执照的治疗师所取代。与Cerebral处方者的初次预约通常为30分钟，15分钟的后续预约通常定在三个月后。

如果你是汽车服务或杂货商，这种“客户永远正确”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如果你是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那它就颠覆了医学的基本原则。医生和护士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做出最适合病人的决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病人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药物。

在Cerebral公司，不开药会让客户感到愤怒，导致差评。护士和协调员说，当病人提出开药要求时，公司通常会给他们分配给一个新的处方者。公司表示，它只是为病人提供一个内部选择，以获得第二意见。

Cerebral的发言人坎贝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在监控病人要求换医生的数量，以尽量减少‘doctor shopping’。”（doctor shopping是指约见多位医生，以取得多张处方药，这种做法有可能是为了取得药物供非法使用）。

据两位熟悉首席医疗官大卫·牟的人说，在与管理人员的会议上，大卫·牟说，95%在Cerebral上约见护士的病人都应该获得处方。据这两位前雇员说，他还强调，这个比例不能是100%，他说如果是100%，那公司就成了一个“药厂”。

坎贝尔表示，95%的数字“仅指接受了临床精神健康诊断、需要处方作为一线治疗的那部分病人”，但前雇员说，并没有这样的区别。Cerebral公司通过律师信表示，它没有为其临床医生设定任何处方指标。信中写道：“关于处方，对开具处方的医务人员的标准是，他们在进行诊断和决定是否需要用药时遵循基于证据和临床质量的准则。”

坎贝尔最初说，“只有不到一半的病人获得了处方药”。在随后的提问中，他又纠正说，超过一半的人获得了处方。他拒绝说得更具体，也拒绝说这个数字是指公司目前的病人，还是指自Cerebral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预约患者，一开始的时候它还不能开受控处方药。

吸引病人到Cerebral就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一样容易。公司在Instagram和TikTok上进行营销，经常有这样的信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多动症？”一些广告表明，难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注意力不集中、压力大等常见症状，以及计划性差、拖延症和思路不清晰都可能是多动症的症状。正如一位前Cerebral护士所说，2022年的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症状。

在另一个广告中，一个女人不停地抖腿，这也可能是多动症的一个症状。在第三则广告中，一个女人被问到：“哟，朋友，谁让你笑成这样的？”然后她欢快地跳着舞，手里拿着一盒处方药。公司发言人坎贝尔说：“大多数认为自己有多动症的病人实际上没有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因此不需要用受控物质进行治疗。”

劳拉·洛雷是新泽西州的一名精神病护士和临床治疗师，她在TikTok上的用户名是ThatPsychNP，向她的9.5万名粉丝发布有关多动症、焦虑症和处方药的信息。她说，她已经被Cerebral公司和为这家公司代言的网红制作的视频淹没了。她完全属于Cerebral公司的目标客户，她被确诊患有多动症，而且非常喜欢上网。

洛雷说：“最初，我的印象是，如果这是一家好公司，这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没有告诉人们如何获得这些服务的相关教育，所以最初我很高兴看到这家公司。”

在她看到另一位TikTok创作者凯蒂·麦卡利尔发布的流行视频后，洛雷对这项服务的看法变了，麦卡利尔说在Cerebral无法按照她所在州的要求为她匹配一个处方者后，她的退款被拒了。

这条视频有27万次观看次数，后续视频被观看了240万次。在第一篇帖子疯传后，她收到了退款。在TikTok上搜索“Cerebral”，麦卡利尔的视频排在很前面。

网红萨曼莎·斯旺森的一篇赞助文章也是如此。斯旺森在床上翻滚，讨论她的心理健康，然后建议她的120万粉丝试试Cerebral。当公司向像斯旺森这样的创作者支付费用时，这些视频会在帖子的标题中标明一个小小的“#cerebralpartner”（Cerebral合作方）字样。一位多动症内容创作者里斯·帕拉马向他的近60万TikTok粉丝发布了约6个与Cerebral有关的视频。斯旺森没有回应电子邮件中的评论请求，帕拉马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由西蒙娜·拜尔斯主演的广告短片是关于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她决定暂时退出夏季奥运会的比赛，称她必须把自己的心理健康放在第一位，这在被疫情摧残得筋疲力尽的世界很能引起共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Cerebral开展了“夏季奥运会促销活动”，这是一个手机端促销活动，使用手机APP第一个月的服务可以享受3折优惠。坎贝尔在他的电子邮件中说：“认为这一促销活动与拜尔斯的个人参与有任何联系，是荒谬且令人反感的。”拜尔斯拒绝发表评论。

当Cerebral宣布拜尔斯将于10月加入成为首席影响官时，许多已经对Cerebral模式感到担忧的前雇员表示失望。一位前护理协调员说：“当她成为公司的代言人时，我真的哭了。” 护理协调员是黑人，但公司要求她用白人的头像与客户沟通，这个要求让她心寒。她说：“一些以西蒙娜·拜尔斯为偶像的黑人小女孩会在Cerebral上看到她的脸，她们想要获得医疗保健，但最终什么也得不到。”谈到艾琳·戴维斯的头像，Cerebral通过发言人坎贝尔说：“这个头像使一名员工感到不适，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并且头像已经更新了。”

凯安娜·迪克森在2021年做了四个月的护理顾问，她很好奇拜尔斯究竟知不知道这家公司的服务是什么样子，迪克森说：“它并不能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这些人都说，‘Cerebral很了不起’，我心里在想，‘你真的了解这家公司吗？’”

在Cerebral组织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不安的员工。几位表示担忧的前雇员拒绝公开发言，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报复，或者担心会违反不贬低协议。他们都认为，远程医疗在填补美国医疗系统的空白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罗伯逊放弃了这个严肃的目标，反而一味追逐增长。

其他人公开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卡伦·朱于去年8月加入公司担任协调员，当时Cerebral正打算想个办法让艾琳·戴维斯退休。卡伦·朱说：“这种谈话很奇怪，客人们以为自己跟一个人真实地交谈过，当我向顾客自我介绍时，感觉好像是我在接手艾琳的工作，但事实上艾琳从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卡伦·朱有一个大约1000名病人的名册，第一天的工作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甚至哭了。据她估计，平均一天，她要处理大约100条呼入信息；每个星期她都会收到一些处于心理健康危机中的人的来信。

公司的期望是，每个客户都能在24小时内收到回复，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护理协调员就会认为是“违规”。对卡伦·朱来说，这意味着在每次互动中，“我应该优先考虑快速响应还是高质量的响应”。这份工作她最终只坚持了三个月。她问道：“你怎么能指望我们为1000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基层员工和高层管理之间的工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他们做出的决定并不符合员工的利益。”

前护理顾问迪克森说，当她听说公司正在扩展到治疗更复杂的疾病、包括药物滥用问题时，她忍无可忍了。帮助病人戒瘾的想法真的是太过分了。她说：“戒瘾反应真的会死人，那时候我就想，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了。”

作为Cerebral公司的处方者招募者，斯蒂芬妮·伦纳德看到了护士在公司模式下的挣扎，作为总部工作人员，她与罗伯逊密切合作。伦纳德说：“如果公司不在他的手里，情况会好得多。”

伦纳德于6月离开了公司。伦纳德说：“他只想赚钱。这是他的最终目标。每当他谈到‘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护理’时，他的眼神是死的。他并不关心。”坎贝尔表示，罗伯逊希望在采访中回应这些批评，之后又说他没时间。在一份声明中，罗伯逊说他正在与一位行政教练合作。声明说：“我不断地从我周围的人那里寻求反馈，以便我作为Cerebral的领导者能够自我提升。”

30岁的罗伯逊与三个姐妹一起在辛辛那提一个宽阔的都铎风格豪宅中长大。他是他所在高中的四名毕业生代表之一，另一位名叫克莱尔·伯纳德的同学说罗伯逊“有点傻傻的，但是头脑聪明”。他们一直是朋友，克莱尔说她的父亲第一时间投资了Cerebral。

罗伯逊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和商业管理专业毕业后，曾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然后成为了埃森哲公司的管理顾问。之后，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那里，罗伯逊创办了StartU，一个介绍顶尖大学创业公司的出版物。这是一个早期经营远程企业的机会，给了他一个了解高增长公司的窗口。在哈佛大学负责StartU运营的马修·沃兹尼说：“罗伯逊就像一团火焰，是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泉。”

在罗伯逊的叙述中，Cerebral的起源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与焦虑和抑郁症做斗争的经历。他在Cerebral的电视广告中说：“几乎找不到合适的护理。”他坐在沙发上，坐在他的精神病学家父亲和心理治疗师母亲之间。他的母亲丽塔·罗伯逊说：“作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我们可以指引他建立这个系统。” 罗伯逊补充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Cerebral缩短了病人的等待时间，并提供负担得起的服务，能够获得药物处方，并且送至客户的门口。”

罗伯逊与何安（Ho Anh）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何安是一名医生，曾在Hims & Hers Health Inc.（寄送药物公司）工作。前雇员将Cerebral的美学风格：有品位的品牌药瓶，整齐的包装盒，归功于何安在Hims & Hers的工作。他于2021年2月离职。何安没有对多个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考虑到公司的快速增长，离职的速度令人震惊。仅从2021年6月到12月，Cerebral的估值就翻了两番。在内部，谈话的内容是公司何时上市，而不是是否上市。然而，领英上的帖子显示，在2022年初，Cerebral已经失去了负责临床运营的副总裁（任期18个月），负责临床运营的高级经理（13个月），以及合规经理（14个月）。坎贝尔表示，员工流失信息是保密的。

前员工经常把离职归咎于罗伯逊本人，说他居高临下，不能接受批评，而且经常在视频会议上突然出现，训斥员工。由于他没有医学背景，这种习惯尤其困扰着有执照的临床工作人员。一些员工告诉他们的经理，他们希望减少与罗伯逊见面的时间，为了提高士气，一些经理努力满足这个要求。

处方医师招募者伦纳德说，她的工作是雇用医疗服务提供者来推动Cerebral的扩张，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因为几十个新雇员在培训结束前就离开了，还有几十个人在对公司的处方做法的担忧中逃离了。

伦纳德说，罗伯逊对她团队的工作进展不满意，一直在检查他们的日程，并向经理询问他们的日程安排中是否有空档。另一位高管最终建议招聘人员即使没有面试安排，也要在日历上填满日程。伦纳德在工作九个月后离开。

8月初，罗伯逊决定，公司需要削减200多名治疗师的工资和福利，并不顾一些高管的抗议，迅速做出了改变。没有辞职的治疗师现在是按疗程付费，每个病人40至45美元。当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是在一周前才被聘用的，在宣布福利削减以后立即就辞职了。

安吉拉·拉希德是杰妮莎·巴恩斯的处方医生，她曾是Cerebral收入最高的医生之一，这反映了她爆满的工作安排。去年9月，她因计费方式引发争议而被解雇。她把病人取消预约然后她用来做文书工作的时间也算作计费时间了，还有她为其他执业护士写处方的时间也算在里面了（这些护士只能评估病人，但没有资格开处方）。

公司称她的帐单是欺诈。这些说法让拉希德感到困惑，她在被辞退六天前还拿到了留用奖金。她说，她的经理鼓励她以这种方式向公司报价，而Cerebral公司从来没有量化或试图索要他们声称她欺诈的钱。

她对公司的批评与许多其他前雇员的批评一致。她说：“你不可能在30分钟内有效地诊断出某人患有多动症。公司的重点是，我们要给最多的病人开最多的药，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最多的病人。一切都围绕着数量，而不是护理质量。” Cerebral说她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前雇员，她的描述不可信。

Cerebral对那些已经有明确诊断、寻求快速和简单的在线护理的病人来说是有效的，比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平面设计师克里斯汀·皮尔森。她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解决了她因多动症引起的焦虑问题，她在几年前就被确诊患有多动症，她最初计划去看一个上门的心理医生，但这个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更快速的方案。每月花85美元，她就能与一个护理顾问和一名护士交谈，这名护士在她的首次访问中花了近一个小时。皮尔森最近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获得了健康保险。她估计自己会很快离开Cerebral，因为她的执业护士将加入当地的一个面对面的医疗办公室，在那里皮尔森可以用保险来支付诊费。

评论网站Trustpilot 上有大量对Cerebral体验感到满意的客户的正面评论。TikTok上也是如此。在一个帖子中，一位女士高兴地在车里打开了药物，翻阅着可爱的包装。

今年，对Cerebral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可能是美国缉毒局恢复疫情前关于亲自开具受控药物的规定。这不仅会损害Cerebral公司，它可能会使许多远程医疗服务的患者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无法得到后续配药。但是，甚至在疫情之前，就有关于修改《瑞安·海特法案》的讨论，而远程医疗公司和其他相关方现在看到了一个使一些倒退变成永久的机会。

Cerebral公司已经与其他300多家公司和组织一起，呼吁国会将远程医疗豁免权延长两年。坎贝尔说，远程医疗对“有条件证明需要开受控药物的”病人是有效的。“我们坚信，服务提供者需要利用他们独立的专业判断，根据需要开出药物，包括在合适的时候开出受控药物。”

Cerebral的批评者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包括巴恩斯。在通过加州公共市场获得保险后，她现在依靠上门的精神病护理，她的心理健康得到了控制。Cerebral公司最终退还了她在公司花费的829美元，然后礼貌地要求她考虑删除她发布的一条严厉的评论。一位协调人写道：“如果你愿意，我们真诚地感谢你更新或删除你在Trustpilot上的评论。”巴恩斯选择保留那条评论。

虽然她的经历很痛苦，但她相信远程医疗填补了一个重要的需求，而且她对与她一起工作的Cerebral工作人员感到一种同情。她问道：“如果你派人去做一项工作，而你又不给他正确的工具，那他怎么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