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Justin Ling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解释了关于乌克兰与美国合作开发生物武器的谣言。他指出，这一谣言最初来自右翼的QAnon（匿名者Q运动），并逐渐开始被俄罗斯的官方媒体传播，尽管乌克兰的生物研究一直都是公开可查的。美国政府警告，这种谣言很可能被实际上研究生物武器的俄罗斯用来掩盖生物武器攻击。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一个关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已经从一个边缘的QAnon推特账号变成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和美国极右派的主要集结号。

现在，白宫说它可能被普京用来掩盖对乌克兰的生物武器攻击。

俄罗斯的入侵是摧毁美国设立的生物实验室的借口，这一理论在普京开始空袭乌克兰后的几个小时内首次在网上出现，尽管它能够被追溯到更早的阴谋论。从那时起，俄罗斯的假消息账户、俄罗斯和中国国家媒体、俄罗斯官员（包括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统一俄罗斯党魁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及美国知名的极右派人士（包括QAnon的领导人罗恩·沃特金斯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史蒂夫·班农）都在吹捧或直接支持这一说法。

美国国防和情报界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的轰炸可能导致真正的生物事件，或者可能成为俄罗斯部署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借口，这有助于加强怀疑论者的信念，即美国想要掩盖什么。

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种阴谋论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问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德，乌克兰是否有生物武器。她在回答时强调，“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她补充说，美国正在与乌克兰政府合作，以确保这些研究设施不会“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

即使她绝对没有说美国资助在乌克兰制造生物武器，她的评论也被这一理论的推动者视为证据。他们指称，这些实验室正在进行非常危险和有风险的实验，所以俄罗斯完全有权利摧毁它们。

班农的作战室播客从前特朗普的忠臣彼得·纳瓦罗那里听到，疫情顾问安东尼·福奇位于一切事件的中心。纳瓦罗谈到那些生物实验室时说，“无论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他都肯定知道这件事。”

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越来越多地与极右翼论战者口径一致，他编造了一个假想的故事，即卢比奥“明显地惊呆了”，将努兰德的评论描述为是确认美国在乌克兰控制或制造了生物武器。

格林沃尔德写道：“对这些‘生物研究设施’落入俄罗斯手中感到‘相当担忧’的唯一原因是，它们含有俄罗斯科学家尚未自行开发的复杂材料，而这些材料可能被用于邪恶的目的。要么是先进的生物武器，要么是有可能被武器化的双重用途‘研究’。”（指同时可用于民用以及军用的研究）

格林沃尔德的理论很快得到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美国极右派的实际代言人塔克·卡尔森的认可。卡尔森否认了QAnon（卡尔森说“不管那是什么”）应该对最初的理论负责的观点，尽管这一理论的发起人是QAnon的长期追随者。卡尔森宣称，努兰德的证词证实了“他们连日来告诉我们说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是谎言，是阴谋论，是疯狂的，相信它们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真实的。”他感叹道：“哇哦。”

卡尔森的结论是，这些“秘密”实验室构成了生存威胁，美国和乌克兰对此负有独特的责任，这一结论直接来自俄罗斯过去十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上周的宣传。

这一切都与俄罗斯自己的说法相一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可以断定，位于我国边境附近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正在开发生物武器的部件。在2月24日紧急销毁危险病原体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旨在掩盖乌克兰和美国违反《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第一条的事实。”

莫斯科对阴谋论的突然热衷，使华盛顿发出了警报。

周二，卢比奥向副国务卿询问了来自俄罗斯的宣传，声称他们“发现了乌克兰人在当地释放生物武器的阴谋”。他问道：“如果在乌克兰境内发生生物或化学武器事件或攻击，你是否毫无疑问地能够确定，这百分之百是俄罗斯人干的？”

努兰德回答：“参议员，在我的脑海中没有任何疑问，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战术，将他们自己计划做的事情归咎于其他人。”

白宫新闻秘书珍·莎琪在周三回应了这一观点，她在推特上说：“我们都应该警惕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者利用这些武器制造一个假旗行动。”（或称栽赃嫁祸行动）

正如本杂志上周所报道的那样，这些美国资助的实验室的存在既不是秘密，也并非不寻常。了解这些实验室存在的原因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这些指控是多么毫无根据，以及万一白宫关于俄罗斯可能计划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的说法是正确的，战争会变得多么危险。

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核、化学和生物材料突然成为了新生政府的责任，而这些政府在处理这些材料方面没有特别的专业知识。

苏联的生物武器项目Biopreparat的第一副主任肯尼斯·阿利贝克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不扩散评论》：“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高效、最复杂、最强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我个人开发了三个版本的杜冷丁生物武器，一种复杂的鼠疫生物武器，以及一种干式炭疽，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武器之一。”

阿里贝克说，就在1985年，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项五年计划，制造埃博拉和马尔堡生物武器，并且加紧制造武器化的天花。尽管美国和苏联都是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其中宣布进攻性研究为非法的，但许多苏联官员认为美国人声称已经结束自己的计划是在撒谎，因此认为有理由自己继续进行研究。虽然阿里贝克说这些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并努力销毁了病原体，但他确信他研究中的一些要素仍然存在。

当冷战结束，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组织了一系列互访，参观对方的生物武器设施时，阿里贝克讲述了这次访问对双方的冲击，美国人对苏联的计划的范围之广感到惊讶，而俄罗斯人则意识到他们在美国研究的进展方面被骗了。尽管有证据表明美国几十年前曾有研究，但阿里贝克并没有发现仍在进行的生物武器计划。对阿里贝克意识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签署命令终止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时说的都是实话。

随着苏联的解体，阿里贝克说他的家乡哈萨克斯坦新成立的政府，要求他帮助发展他们自己的生物武器计划。他拒绝了，并在此后不久叛逃到美国。

然而，阿里贝克继续对俄罗斯生物武器计划的风险提出警告。他告诉《不扩散评论》说：“俄罗斯有兴趣保持其进攻性生物的潜力，因为生物武器具有独特的能力。”他假设这些生物制剂能如何通过在车臣驻扎的战斗人员进行散布。“这些武器被认为能在某些类型的低强度或高强度的冲突中非常有效。在我看来，特别是对于一个正在失去常规军事潜力，并且实际上每天都在变弱的国家来说。”

柏林墙倒塌后，前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和萨姆·纳恩领导了美国的一项计划，开始识别和销毁苏联的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库存。他们的工作推动了现在被称为国防减灾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的创建。

虽然这个机构并不完全是为了防扩散，它也为管理美国的核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其生物威胁减少计划在安全和销毁国外非常规武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涉及到与后苏联国家的合作，包括俄罗斯本身。

2007年，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审查，并发现“在这一领域投入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深远的计划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回报是相当大的。”这一机构2019年的一份概况介绍称，它销毁了约4700吨化学武器，促进了“100多个实验室和储存设施的建设或翻新”，并协调了“300多个旨在安全研究、检测和诊断特别危险病原体的合作研究项目。”

国防减灾局负责资助乌克兰和当地其他地方的实验室和项目，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在21世纪初的）俄罗斯本身。

曾为卢格工作并非常熟悉管理前苏联生物武器项目的托马斯·摩尔说，这个项目在“击溃苏联怪物”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说，自从成功销毁前苏联国家的大量化学和生物制剂后，围绕疾病监测的工作已经加强，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传染病爆发率特别高。如果你同大多数病毒学界人士那样，也相信新冠是从中国南部的一个动物聚居地中自然出现的，那么传染病监测就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任务。

但摩尔说，坚持认为美国的行为更加邪恶是“相当熟悉的说法，这点很不幸。”摩尔强调说，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鼓动人们认为美国在俄罗斯边境上进行邪恶的研究。

然而，这些资金明确地旨在摧毁、预防或遏制传染病，而不是创造它们。

摩尔说：“我们谈论的并不是功能增益，”他指的是那些认为新冠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创造的人们最爱提起的恶行，“我们谈论的是功能消减。”

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是公开的。例如，有180万美元资助了一个兽医实验室的建立。另一项合作是这个机构资助了一项关于狗猫的流感研究。170万美元用于资助乌克兰哈尔科夫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整个疫情期间一直在进行新冠测试。十多年前，这个机构提供的资金还将乌克兰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纳入了电子综合疾病监测系统，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程序。

乌克兰确实有一些以健康为重点的研究机构，能够处理更危险的病原体，如鼠疫，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的整个历史上都有鼠疫爆发。他们的工作发表在由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并且与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国外的科学家共同进行研究。

事实上，核威胁倡议组织200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帮助升级的，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研究设施准备改善安全机制，并“有助于大幅减少研究所现在构成的任何扩散威胁”。他们进一步发现，没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证据，并继续将乌克兰评估为生物武器扩散的低风险地区。全球健康安全指数在2021年进行的一次审查发现，“乌克兰专家和官员对双重用途研究明显缺乏兴趣。”

摩尔说，自尼克松的命令以来，美国“绝对没有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学习或开发”。他说，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没有生物武器设施，乌克兰当局从来没有任何兴趣。”

尽管美国和乌克兰的研究实验室相对开放，可以接受外界的监督，但俄罗斯并没有在同样的基础上运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生物武器专家和高级学者吉吉·格隆瓦尔去年告诉我：“俄罗斯可能确实有一个生物武器项目。美国认为它有，并且已经这么说了。他们有不开放的设施。他们切断了第二条轨道，即任何形式的人对人外交。我在俄罗斯认识的唯一一位科学家就是个自杀的受害者之一。他只是碰巧从12层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莫斯科是《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但其中没有核查措施，事实上，苏联签署这项公约时，他们正在加紧国内的生物武器生产。莫尔告诉本杂志。“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他们完全放弃了一切。”

自从二十年前掌权以来，普京一直反对国际视察员对可能的生物武器基地进行视察，并公开考虑发展“基因武器”的可能性。

摩尔说，“我永远不会公开说俄罗斯没有生物武器项目。我也永远无法提供比这更多的细节。”

根据2021年的一份报告，国务院的“评估认为，俄罗斯联邦保持着一项进攻性的生物武器计划，并且违反了其在《生物武器公约》下的义务。 俄罗斯遵守《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

摩尔不认为这一宣传行为真如白宫所暗示的那样，是为了对乌克兰发动生物攻击。

从地缘政治上看，生物武器在战场上只被使用过几次，可能唯一一次承认对敌人部署生物制剂的现代大国，是苏联人自己在阿富汗的反叛乱期间实施的。阿里贝克说，他相信马鼻疽生物制剂是在1982年针对圣战者组织部署的。中情局的评估当然支持了苏联人曾部署或提供毒素武器的想法。

但除此之外，阿里贝克明确表示，苏联人将生物武器视为整个核威慑方案的一部分。他解释说：“主要理论是在所谓的全面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涉及美国和苏联及其盟国之间可能的相互毁灭。”尽管他假设这些武器可以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但在欧洲境内部署这些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武器将是极具挑衅性的。虽然华盛顿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上大肆宣扬的红线最终被证明是虚张声势，并且在叙利亚实际使用化学武器后没有任何反应，但对乌克兰部署这种武器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应。

然而，俄罗斯对生物武器的兴趣可能不仅仅是言辞上的。

摩尔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是否会植入一些‘证据’。”

摩尔说，即使没有人相信，生产哪怕是少量的炭疽也会给俄罗斯提供借口，继续残酷的战争，并将乌克兰和美国描述为侵略者。正如摩尔所说，这将使普京能够说：“你们既然去伊拉克找它（指美国声称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就能去乌克兰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