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Evan Osnos介绍了随着俄罗斯寡头们在世界各地的财富纷纷被揭露并被取缔，世界各地对于隐秘财富的关注度开始变高，而这或许也将有助于美国开始通过一些披露政治献金的法律，使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变得透明化。专家认为，在社会规范上的改变或许会比法律改变来得更快。

3月2日深夜，法国官员将“Amore Vero号”，这艘长达290英尺的游艇的所有权追踪到了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首席执行官、普京的亲信伊戈尔·谢钦身上，当时它正停在地中海的拉西约塔港口。

据法国政府称，随着对俄罗斯高层人士实施全面的新制裁的消息传开，Amore Vero号的船员试图“紧急出海”。但海关官员在游艇出发前将其扣押。豪华游艇世界的观察家们报告说，其他几艘与普京青睐的精英有关的船只似乎正在冲向印度洋的友好港口。

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了一场系统性的运动，将俄罗斯从全球银行的系统中分离出来，并将俄罗斯上层人士从他们在开曼群岛、撒丁岛和中央公园的地产、船只和财富中剥离出来，这种程度令国际金融界的专家们感到震惊。

自2月24日俄罗斯的攻击开始以来，美国、英国和欧盟已将受制裁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名单扩大到至少16人。在3月1日的国情咨文中，拜登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为了你们的不义之财而来。”

第二天，司法部详细介绍了一个新的“盗贼捉捕”工作组，目标是俄罗斯官员和关系良好的上层人士。

英国的首都伦敦，由于存在着大量俄罗斯财富而被戏称为“伦敦格勒”，那里的律师、银行家和公关专家都面临着压力，要求他们停止继续帮助寡头们逃避审查。甚至瑞士也冻结了俄罗斯的金融资产，包括普京、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其他近四百人的资产，而瑞士对金钱的保密性非常重视，当地的记者都可能会因报道泄露的财务情况而被监禁。

研究避税地和秘密资金流动的达特茅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布鲁克·哈灵顿告诉我：“我在过去15年里听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变成了可能。”

哈林顿批评了那些使财富免于纳税或公开披露的规则和漏洞，她把这些突然的举措比作柏林墙的倒塌。她说：“当那堵墙倒下时，它不仅影响了柏林，甚至欧洲。它改变了世界的组织方式。我不知道这一次是否会这样，但它绝对有可能成为那种重大转变。”

这到底有多重大的意义？

揭露俄罗斯隐秘资金流动的努力，再次引发了要求照亮美国金融和政治的黑暗角落的呼吁，也不仅是那些为了避税被秘密转移到热带岛屿的巨额资金，还有那些秘密利用美国竞选资金法为操纵民主提供资金的财富。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通过《披露法案》，这项法案旨在限制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以便美国人“能够知道谁在资助我们的选举”，拜登如是说。

这项法案的提案人、罗德岛州参议员谢尔顿·怀特豪斯告诉我：“鉴于这些事在海外炸开锅的情况，而且我们要求外国专制者和贪污者需要有透明度，那么我们这里也有个很好的理由在国内清理这些情况，并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此。”

普京对一个主权、民主社会的残酷、赤裸裸的攻击，使非自由势力在世界各地所带来的风险变得清晰。但是，对民主的更广泛的攻击已经持续了多年，通过隐蔽的法律手段和为自己服务的政治项目精心策划，削弱了对民选政府的信心，侵蚀了透明度，并助长了公众的愤恨和对制度的不信任。

怀特豪斯说：“正是化石燃料行业的黑钱在阻挠国会通过气候安全立法。如果埃克森美孚公司可以将它的政治开支隐藏在黑钱的幌子后面，那么为什么伊朗人不能？为什么普京不能？我们需要透明度。”

近年来，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泄密事件提醒公众注意隐藏的资金流，这些资金流帮助推动了极右翼政治的崛起。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文件，即俗称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位于巴拿马城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的内部运作，这家事务所创建了20多万家空壳公司，使客户能够从不透明的来源汇集大量财富。

在这些文件中，普京的银行和代理人也助长了整个欧洲的极右翼政治家。玛琳·勒庞和她的政党，法国国民阵线，后来被发现从俄罗斯来源获得了数百万美元，部分是通过塞浦路斯输送的。

据报道，在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之前，俄罗斯政府资助了德国选择党，也许是在德国选择党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依靠中间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对这个政党出售黄金。

境外财富让人难以分辨谁在向美国政客洒出金钱。2017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了另一份被称为“天堂文件”的泄密文件，其中包括来自19个避税天堂的记录，并揭露了特朗普总统的十几位顾问、捐助者和内阁成员使用的金融操作。他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被发现在一家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航运公司中拥有股份，这家公司每年从普京女婿控制的一家俄罗斯公司获得数百万美元。（当时，商务部发言人说，罗斯从未见过这位女婿，而且他“回避了任何有关跨洋航运船只的事务”。）

更重要的是，新出现的关于隐性资金流动的细节表明，它们如何在其他方面深深地破坏了民主。2018年，一群欧洲新闻组织公布了鲜为人知的CumEx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股票计划，其中使欧洲国家估计损失了63亿美元的税收。

有人援引一位参与者的话说：“任何认为德国的幼儿园数量会因为我们的交易而减少的人，都是来错了地方”。

华盛顿智库自由之家将使用避税天堂等其他隐蔽手法的行为描述为“对民主治理的多方面威胁”。逃避普通公民义务的做法，虽然有时是合法的，但“掏空了公共服务，并通过推广一些想法，比如系统被富有的精英所操纵以使他们获利，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怨恨”，这个组织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使一个国家走上了制度崩溃甚至国家失败的道路”。

在美国，自从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的大选结果以来，隐藏的现金来源对民主构成的威胁就变得特别紧迫了。此后，公开记录和调查显示，美国寡头在剥夺拜登胜利的合法性、助长错误信息以及试图改写州选举法方面发挥了作用。

施利茨啤酒财富的继承人、Uline航运供应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乌尔林向右翼团体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保守派伙伴关系研究所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律师克莱塔·米切尔列，为其负责选举诚信的高级法律研究员，她曾参与了那通臭名昭著的电话，特朗普在其中向佐治亚州的选举官员施压，要求他们为他“找到”足够的选票以赢得佐治亚州。

居住在托斯卡纳乡村的Publix超市财富的继承人朱莉·范切利，是支持1月6日特朗普的集会背后的最大已知捐赠者，这一集会发生在国会大厦骚乱之前。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范切利说她“真正关注与选举完整性有关的问题，但她绝不会支持任何暴力，特别是1月6日发生的悲惨和可怕的事件”。

本刊的简·梅尔追踪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网络，这些组织以可能有助于挑战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选举结果的方式，宣传所谓的选民欺诈的阴谋论。

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正波及全世界，并有可能影响到美国政治的运作。社会学教授哈林顿说：“与此相关的主要转变并不是说做这些事情是否会成为非法的。它可能会，但法律的变化非常缓慢”。

在她看来，更大的转变涉及社会科学家所说的规范（norms），即在社会和政治上被认为是可接受的，一种不成文的界限。

哈林顿回顾了2016年的总统辩论，特朗普在辩论中吹嘘他逃避所得税是“聪明”的。她说：“他并没有因此被嘘下舞台。这也并没有结束他的政治生涯。我认为，这点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规范变化，宣称‘我在逃避法律’不再是一件好事。”

她补充说：“对我来说，这比法律规定要重要得多，因为如果你不能公开和自豪地掠夺你国家的财富，那么做一个寡头还有什么乐趣呢。”

哈灵顿是否正确，以及选民是否会惩罚精英的腐败，并让他们的选票被公平计算，这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