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的Eric Levitz发表评论，驳斥了在俄罗斯入侵后，国际关系中一个颇受瞩目的学派的观点，即美国指示的北约东扩是造成俄罗斯行为的主要原因。文中指出，即便北约东扩能够部分解释俄罗斯的行为，它不该成为一种合理化俄罗斯行为的辩解。人们在分析俄乌问题时，不该把解释和辩解混为一谈。

在日常的情况中，很少有人会觉得这点很难以理解。

例如，如果一个有酒瘾的亲戚来吃感恩节晚餐，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魅力，很有风度，直到他喝了第八瓶啤酒。这时他让他未成年的侄子听他讲述在1996年左右，他去欧洲背包旅行时的色情故事，说“感谢我前妻心脏病发作”，然后对着土豆泥哭，同时呻吟着说他没有爱的能力。

大多数人会说，这个亲戚的醉酒能够解释他的行为，尽管这并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如果沃尔特叔叔没有喝酒，他就不会毁了感恩节。但沃尔特喝醉酒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有资格破坏这个节日。

现在，让我们假设这位沃尔特叔叔并不是自己带啤酒来参加庆典，而只是恰好看到了瑞秋姨妈买的啤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是瑞秋带啤酒的决定导致了感恩节被毁，尽管瑞秋姨妈在道德上对这种悲惨的结果没有责任。

因此，即使沃尔特的家人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但他们还是可以做出决定，认为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在将来再次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会是明智的，比如，制定一个“感恩节不喝酒”的规则。

这种推理模式在应用于日常事务时并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性。然而，当人们把它应用于外交事务时，它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在911事件之后，一些人认为本·拉登所说的袭击动机可能是真实的，因而认定是美国军队在中东的干预在这场暴行中起到了因果作用，这些人经常会被指责为是为本·拉登的暴力辩护，以及（或者）把美国的国家悲剧推给它自己。

这种混淆解释和辩解的倾向，在当代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辩论中再次出现。

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引起了目前的危机。他们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普京的破坏性行动是美国决定向东扩张北约，并鼓励乌克兰与欧盟而非俄罗斯结盟的可预见后果。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明确表示，它认为北约扩张和西化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背道而驰。

然而，美国依旧鼓励乌克兰与欧洲融合，并拒绝排除它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可能性。美国一意孤行，尽管它已经知道：(1)普京很有可能在军事上捍卫他所设想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利益；(2)美国不愿意为捍卫乌克兰的主权而耗费美国人的生命或冒核战争的风险；(3)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援助，乌克兰将没有能力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的入侵。

鉴于这种认识，这个论点进一步说，美国支持乌克兰从俄罗斯独立出来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背叛。考虑到俄罗斯的实力和西方不愿意战斗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乌克兰人的自主权和福利的最佳途径是让，乌克兰放弃北约的成员资格，并承诺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保持中立。

因为另一种做法必然会将乌克兰带入一场灾难之中。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2015年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情况是，西方正将乌克兰引向沉沦之路，而最终的结果是，乌克兰将被毁掉。”

今天，这种分析主要局限于反建制的外交政策学者和左翼异见者。但正如政治评论员彼得·贝纳特所指出的，这个基本前提在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中曾经是常识。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这位创造了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活传奇，称北约的扩张是“一个潜在的史诗般的战略失误”。美国最杰出的外交政策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宣称，这是“后冷战时代最不明智的项目。”

……2014年，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化身基辛格认为，“西方必须明白，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 

他坚持认为，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发展，它决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作为它们之间的桥梁发挥作用”。与其加入北约，乌克兰“不如采取与芬兰类似的姿态”，“在大多数领域与西方合作，但谨慎地避免对俄罗斯的体制性敌意”。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期间被称为冷战鹰派，但他也接受了芬兰模式。他坚持认为，乌克兰可以“不参与任何被莫斯科视为针对自己的军事联盟。”

人们可以对这种分析提出很多反对意见。

首先，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普京会默许一个真正中立的乌克兰，而不是一个与俄罗斯的利益步调一致的乌克兰存在。

鉴于普京在为其入侵行为辩护时，宣称乌克兰是俄罗斯“精神空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无论如何，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对美国政策选择的可预见的反应，并不是说这是对这些选择的合理反应。

最近几天，试图提出前一种论点的人经常被谴责为是在提出后一种论点。

也就是说，在关于普京动机的辩论中，解释和辩解之间的滑坡实际上正在发生。美国少数左派固执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认为俄罗斯有理由将一个与西方结盟的乌克兰视为对其安全的冒犯。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支持乌克兰与欧洲的融合不仅是鲁莽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支持乌克兰的主张，让它从莫斯科独立，是对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

这话的意思就好像是，普京天生有资格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拥有否决权。

同时，像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往往像是，一个大国可预测的行动和合理的行动之间没有区别。事实上，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说法，一个完全独立的乌克兰，不仅在普京的心目中是对俄罗斯安全的根本威胁，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莫斯科庞大的核武器库，使得西方对俄罗斯的入侵变得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

毕竟，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西方大国对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如此恐惧（是正确的），以至于当俄罗斯军队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们甚至不愿意直接打击俄罗斯军队。

米尔斯海默在最近接受纽约客的艾萨克·乔提纳（Isaac Chotiner）采访时，将解释和辩解划上了等号。

米尔斯海默告诉乔提纳，美国通过鼓励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来策划与俄罗斯的冲突，“把乌克兰变成一个亲美的自由民主国家”。乔提纳提出，乌克兰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俄罗斯无权告诉乌克兰它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它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什么。

米尔斯海默反驳说，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确实有这个权利。俄罗斯的行为与“我们”（指美国政府）一旦遇上同样的事情后可能会做的行为完全一样。这引出了以下的交流（米尔斯海默的话是纯文本，乔蒂纳的话是黑体）：

你说美国不会允许西半球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民主国家，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你可以说这是好是坏，但这就是种帝国主义，不是吗？我们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对民主国家如何经营他们自己的业务有某种发言权。

我们确实有这种发言权，而且，事实上，在冷战期间，我们确实推翻了西半球国家的民选领导人，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感到不满意。这就是大国的行为方式。

我们当然是这么做了，但我在考虑的是我们是否该这样做。当我们考虑外交政策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努力创造一个美国和俄罗斯都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世界？

这不是世界运作的方式。当你试图创造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世界时，你最终会获得美国在单极时代（注：unipolar moment，指苏联解体后，由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冠名）所推行的灾难性政策。我们走遍世界，试图创造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我们的主要重点是在大中东地区，你也知道结果如何了。不是很好。

在采访中，米尔斯海默没有阐明他的世界观中的规范性内容（即默认某些行为是好的，另一些是坏的）。“灾难性”的政策就意味着一个削弱美国全球力量的政策。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应该关心美国是否比中国更强大？

因为在米尔斯海默的论述中，如果有机会，这两个国家都会像暴君一样统治世界上的弱国。但这点他从未明确解释过。

正如乔提纳所观察到的，米尔斯海默确实偶尔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道德上的反对意见。他对美国在“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中的共谋行为表示哀叹。他对国际关系的大部分“现实主义”分析的目标，是帮助美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然而，他还是坚持将强国的侵略行为自然化，仿佛美国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决定等同于化学反应，而不是因为联合水果公司（现为金吉达国际品牌）关系良好的朋友偶然犯下的罪行。

（注：194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策划颠覆了危地马拉前总统哈科沃·阿本斯的政权，宣称是因为它倒向了共产主义。事实上，阿本斯的政府因试图重新分配联合水果公司拥有的土地而激怒了这家公司。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与联合水果公司关系密切，便指示中央情报局策划了阿本斯政府的覆灭，随之引发了危地马拉长达四十多年的内战。）

这不仅使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在道德上有缺陷，而且在学术上也不连贯。一个国家中并没有统一的、客观的利益。最有利于美国权力的外交政策，不一定是那些最有利于五角大楼官僚机构的政策，也不一定是那些最有利于现任总统连任的政策，还不一定是那些最能奉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识形态的政策，更不一定是那些最能取悦政党最高捐助者的政策。

同样，能使俄罗斯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政策，不一定与能使普京政权的政治稳定最大化的政策相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总统都不一定有能力准确识别这两者间的利害关系。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由它客观的安全利益所决定是很奇怪的，因为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普京的入侵已经破坏了这些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可能使俄罗斯有动力欺负乌克兰。然而，正如本周的制裁所表明的那样，俄罗斯也有足够的动机去放弃一场征服战争。截至今年2月15日，米尔斯海默本人也认为，这种动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像普京这样的理性行为者不会入侵乌克兰（尽管他对北约的扩张有合理的抱怨）。

米尔斯海默曾向伦敦国王学院的一群学生保证，普京“无意入侵乌克兰”，部分原因是“如果他入侵乌克兰，我们西方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削弱俄罗斯的经济。”

强大国家的统治者有自主能力。正如米尔斯海默长期以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所感叹的那样，美国的领导人经常采取的政策，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他们也同样也可以很轻易地决定，他们国家的最佳利益将由大国合作来实现。

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无论美国的政策在影响普京的决定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它都没有强迫他做什么。北约扩张的批评者最好先说清这一点，否则只会使他们的因果分析变得更容易被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