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近期采访了美国史上最年轻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作为党内进步派的代表和新生代“网红”，她谈到了民主党目前面临的僵局，以及在国会工作的总体氛围。尽管不断受到攻击和责难，她依然想通过自己的发声改变美国政治规则，为底层民众争取权益。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下文称AOC），是一名代表纽约皇后区和布朗克斯部分地区(包括赖克斯岛)的民主党人，在2019年1月她击败20年在任的乔·克劳利进入国会后，迅速成为众议院最著名的进步代言人。

在美国国会，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倡导从全民医疗保险到绿色新政的人，这是桑德斯一派的政见。但在国会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如此迅速地成为关注、钦佩和嘲笑的焦点。

AOC 29岁时当选，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众议院女议员。她在委员会听证会上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高效的议案审查者，也是一位社交媒体大师。换句话说，她既有内涵又有才华，而这种结合似乎把她的批评者逼到了狂暴分心的地步。

福克斯新闻、《纽约邮报》和《每日邮报》，以及国会中的一群右翼共和党敌人，都对她的左翼政治和名人光环感兴趣。去年11月，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发布了一段动画片段，内容是他用剑杀死AOC。此人曾为白人民族主义领袖说话，并投票反对向2021年1月6日保卫国会大厦的警察授予国会金质奖章。

最近，特朗普的前竞选顾问史蒂夫·科尔特斯，在网上嘲笑AOC的男友莱利·罗伯茨穿凉鞋的脚，AOC当然予以回击：“如果共和党人因为不能和我约会而生气，他们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他们的沮丧情绪投射到我男友的脚上。你们这群怪胎。”

本月早些时候，当我们通过Zoom采访AOC时，她不仅详细地谈到了民主党目前面临的僵局，还谈到了国会工作的总体氛围，“老实说，这是一出烂剧。每一天，都令人震惊。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它总是让人感到愤慨。”

纽约客：拜登政府在国会的大部分议程几乎停滞不前。其以罗斯福那样崇高的雄心开始了任期，现在却停滞不前。上任一年后，你会如何评价总统的表现?

AOC：有些事情超出了总统的控制范围，对于乔·曼钦和克里斯汀·西尼玛，他也不能说太多。但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总统可以控制的，他在这些事情上的犹豫，导致了这种情况不是最理想的。

我担心的是我们会陷入分析瘫痪（指个人或团体因为过度分析或是或过度思考，而无法做出行动或决定），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当前的政治时刻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尽我们所能推进工作。去年年初，我们进步派中的许多人都在说，我们不想重复2010年发生的那些令人绝望的事情，当时参议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指当年的中期选举）。而且，不仅仅是进步派这么说。

拜登政府的人会说，差一票就差一票吧，曼钦的政治选择就是这样。他来自一个由保守得多的选民主导的州。而西尼玛是……不可预测的。他们会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步，但还是毫无结果。

总统职位比立法机构的选票要重要得多。这是我们在奥巴马总统身上看到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延伸到拜登政府，他们不愿使用行政权力。有人认为，“总统”的行政权力，没有发挥到必要的程度。

你觉得应该先从哪里下手?

拜登能做的最具影响力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求取消学生贷款。这完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这真的不是一个关于为一小群人提供救济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行动。我再强调都不为过，拜登政府在取消学生贷款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极大地挫伤了这个群体的士气，而他们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投票的群体。众议院和参议院需要这个投票群，才能有机会保住我们的多数席位。

从现在到中期选举，哪些政策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谈论总统的行政权力，因为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曼钦和西尼玛100%会赞成，从而获得通过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将会显著和实质性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评估，但我认为，考虑到对他们过去行为的分析，这是一个公平的评估。总统有责任衡量他所拥有的所有工具。

在当选之前，你有一些政治经验，但那是有一定距离的。你不是国会成员，不在“房间里”。你在房间里看到了什么？作为这个机构的一员，每天都是什么感觉？我不得不说，从外面看，就像一出烂剧?

老实说，这剧烂透了。每一天都令人震惊。让我惊讶的是，它总是让人反感。有些人可能已经习惯了，或者对可能被打破的许多事情麻木不仁。但也有很多人依赖这种想法，认为房间里有成年人（可以讲道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有的。

但有时，与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些人共处一室，观察他们做决定的方式让我发现，他们只是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和自我欺骗的影响。

给我们大概讲讲，国会开会是什么样的?

基础设施法案，如果它里面包括了政府原本想要做的事，政客们会在今后十年内因此而获得赞誉，如果十年后我们还有民主的话。但重建更好法案包含了拜登议程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计划虽然重要，但规模要小得多。我们讨论的是把这两个东西配对。进步党团发起了一场斗争，然后在10月左右的某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

当时总统则承受着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有一种观点认为拜登不能“把事情做好”，他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我发现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行为。然而，这一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有人参加激烈的竞选（州长选举），这是“他需要的胜利”。

因此，我和国内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坐在一起讨论，如果我们现在就通过基础设施法案，那么这将是总统可以宣传的内容。美国人民会因此给他点赞。他可以靠这个巩固总统职位。如果我们现在不通过它，那么我们就会给民主本身带来风险。

都有谁在房间里?你说是最有权力的人。

我说的是每个人，从领导层到处于艰难位置的人，所有民主党在联邦一级的当选官员。他们真的只是要说服自己，在那一天，在那一周，通过基础设施计划是总统任期内最独特的重要决定，比投票权更重要，比《重建更好法案》本身更重要，后者包含总统实际计划的绝大部分。这有点像坐在房间里，看着人们为一个决定而努力。这是一个迷人的心理时刻，我正在看着事情一步步展开。

这并不是说，他们（反对AOC的人）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但是，我来自一个经常在许多不同方面被打折扣的社区，因为，你知道，这些是“可靠的民主党人”。比如说，有人说我要说的东西并不重要，我对这个政治时刻了解多少呢？不幸的是，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的是，像我这样的社区居民的动机，和对民主和治理的投入和信任感，也决定了多数人的看法。它们也决定了全州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结果。

而且，当有一个被划分党派的众议院，当参议院的构建方式也是这样，当有一个依赖选举团的总统时，你在这个房间里，看到所有这些当选的人真正代表了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旨在围绕一个非常狭窄的人群来构建，这些人总的来说在物质条件上是很好的，它不是围绕大多数人来构建。

你刚才“如果我们十年后还有民主”。你认为我们不会有吗？

我认为有非常现实的风险，我们不会再有民主。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有一个也许会摆出民主姿态的政府，也许会试图假装它是民主的，但实际上不是。

什么会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现在会听到“我们处于内战边缘”的说法，这是一套系列书籍中的最新说法。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使我们达到那个堕落的地步？

嗯，我认为它已经开始了，但并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永远不会超越希望。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开端，在美国各地对投票权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具体攻击，特别是在共和党权力受到选民和人口结构变化威胁的地区。

如今存在白人民族主义的反动政治，并开始发展成一股关键力量。我们所拥有的是，为了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变成非民主的制度，不断地对其进行复杂的接管政治，这一切都是为了推翻执政党可能不喜欢的结果。

我担心的是，我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吗?

我想我们会像我们自己。我们会回到种族隔离制度，这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风险。

那会是什么情况呢？

在德克萨斯州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吉姆·克劳式的剥夺公民权的法律已经被提出。就在几个月前，州立法机构的（民主党）成员逃离了该州，以防止这种投票法的通过。在佛罗里达州，整个州投票允许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人，在释放后重新获得选举权，但这基本上被人头税和投票时的恐吓所取代（该州规定重罪犯在重新获得投票权利之前，必须偿还法院规定的一笔费用或罚款）。

有人完全抹杀和攻击我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在我们的学校里用白人民族主义观点的制度化宣传，来取代历史教学。这就是吉姆·克劳法案的框架。

注：吉姆·克劳法案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因此，我有很多冲动要把这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当然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比如与一战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崛起相比较。但是，你真的不需要比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得更远，因为我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条独特的复杂道路，我们之前已经走过。

而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在《民权法案》颁布之后的五六十年里，美国所作的是否仅仅是对多种族民主制度的戏谑？而之后，由于觉得这对当权者造成不便，我们就将其恢复到之前的制度？这其中不仅仅事关吉姆·克罗法案，还有非同寻常的经济压迫。

你认为很多共和党人和你一样担心民主的命运吗?你们有这样的对话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共和党人。但我不愿意只盯着这事看，因为最终他们都做出了相同的决定。你可能会吸引善良的人，甚至是少数人的善意，但最终我们有的还是这么多。说到底，你知道，谁在乎他们是真正的信徒还是同谋?他们还在投票推翻我们的选举结果。

我们经常被告知，如果你只听衣帽间里的人说的话（指两党议员在正式会议外私下聚集议事的地方），很多共和党人觉得特朗普令人厌恶，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么说，他们就会失去席位。当国会议员是一份很棒的工作，你愿意用自己的原则和灵魂来换取这份工作吗?

我认为，一些共和党人(为数不多的共和党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更糟糕的人取代。好吧，从外表上看，我可能是个好士兵，可能看起来我很听话，但是，如果我失去了初选，然后又有十个玛乔丽·泰勒·格林斯（极右翼共和党众议员）取代我，我们的处境就更糟了。

这也许就是他们的顾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这些关键时刻。1月6日，如果迈克·彭斯在那天瞬间做出不同的决定，并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去做，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大不相同。

当你被问及南希·佩洛西是否应该继续担任议长时，和当你被问及斯坦尼·霍耶、吉姆·克莱伯恩和查克·舒默的年龄是不是太大时，这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这种现象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世代性的？

这两者都有。我们之所以有这种代际相传的情况，部分也是由于结构问题。代际问题绝对与决策的种类有关。这种世界观，这种诉求，我认为有时会指导决策。拜登总统认为，他可以像老朋友一样与曼钦交谈，把他拉拢过来。坦率地说，就他们向议员传达的内容而言，这就是白宫的策略。他们就是这样试图推销法案，甚至只令对方接受不是半块面包，而是十分之一的面包。这种策略的意思是“我保证将带上他们（意见不同者）”。

有看法是，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会回到正轨。但是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这种混乱中长大的。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怀念过华盛顿工作的时代。

让南希·佩洛西继续担任众议院议长，担任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的领袖，这对民主党来说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刻。我们每天都处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尤其是在我们的民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相信，到头来，我们的领导层将会发生代际变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么，这个特定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取决于更多条件和环境的问题。

你不想正面回答。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议长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团会议的问题。我希望民主党有更多的勇气。我希望我们的党能够真正支持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大胆领导。

是议员们没有勇气，还是你想要一个不同的公众舆论？换句话说，例如，把“警察撤资”作为一项政策要求。当然，在纽约，现在没有人谈论这个。这是一种抗议?是的。这是激进主义?是的。但我们有了一位名叫埃里克·亚当斯的新市长，他绝不是“警察撤资”的拥护者。你该对谁失望?

我仍然对领导层和我的同事们感到失望，因为，归根结底，这些关于警察撤资或者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是在公众和流行的话语中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是能够参与到对话中，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能够打造一个愿景，并将其转化为行动方针。

我常常认为，我们的许多决定是对公共话语的反应，而不是对公共话语的回应。因此，仅仅因为有这么一场关于“削减警察经费”的大讨论，人们立即对它做出恐惧的反应，发出嘘声，“这不是我们干的”，然后与其保持一臂的距离。那么，愿景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我党挣扎的地方。

难道你没有看到市政厅里埃里克·亚当斯的反应吗?

我认为你也可以从选举产生的市议会中看出来。进步派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人们经常把市长作为有关治安方面某种决定的证据。我不同意这种评价。我所代表的是一个因暴力事件增多而受害的社区。(我代表赖克斯岛！)人们经常忽略的是，支持亚当斯市长的社区也选举了蒂芙尼·卡班（前公设辩护人，支持警察撤资）。

公众需要的是强烈的方向感。我不认为在选举亚当斯市长的时候，城里的每个人都支持在赖克斯岛重新实施单独监禁的酷刑。人们想要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建立公共安全的强有力的愿景。

我们参与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支持一些有证据支持能减少暴力犯罪事件的政策：暴力中断项目，夏季青年就业。当我们谈论目前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时，当我与医院、医生、社会工作者接触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讨论。暴力的激增是由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子推动的。我们让这些话语听起来像是，他们是树丛里跳出来的人一样。这些都是年轻人，都是男孩。我们也没有讨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由大流行导致的心理健康危机。

我们避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我不想说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比如，天哪，儿童税收抵免刚刚在12月31日到期，现在人们正在偷婴儿配方奶粉。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了。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这些人是罪犯，或者是“暴力者”，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对对他们是鼓励还是阻止。

我从未见过有人这么快就成为右翼批评和痴迷的对象。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着迷?

我觉得这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而且，说实话，不仅仅是右翼。我笑是因为几个月前，有人给我看了一些我当选当晚的新闻片段和报道。很明显，我当时什么都没看到，因为我简直乐疯了。

有一段录像，我想是布莱恩·威廉姆斯拍的。这就像是突发新闻：众议院第三大民主党人似乎被这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赶下台了。右翼现在使用的所有流行语，在选举当晚也被主流媒体完全合法化了。我从来没有机会（表达自己）。人们表现得好像我还能做些什么。没有。我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我的选择是如何应对。

我认为因为我对他们的反应不同，这增加了一定程度的新鲜感，然后增加了人们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很年轻，我是女人，我是有色人种。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我愿意反对我自己的政党，而且是以一种真正的方式来反对。我是他们需要的一切。我是他们的基本盘选民眼中的一块肥肉。

你是否有时会担心你太过正中他们的下怀，或者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用了一种本不应该的方式摸了老虎屁股？例如，Met Gala时你穿的那套“向富人征税”的裙子，或者你对关于你男朋友脚的非常奇怪的推文回应？

经常会这样。每一天你都在做决定，你必须做出决定，去做这件事是一个好主意，还是一个坏主意。有时你会做出好的决定，有时你会做出不太完美的决定。然后你会反思它们，并磨练你自己。

什么是不太完美的决定？

每件事都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对吗？因此，如果你在家里上推特，或者如果你在家里上电视，有些事情不是特意给你看的。有一些我做的事情，你不喜欢，因为（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比如说Met Gala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有一些“有原则的左派”不喜欢那样。但是，当你看看我的社区，它不是一个大学城，一个社会主义、左派、学术界的社区。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社区，而我能够参与到关于我所在社区原则的集体对话中的人。而且，说实话，在网上的一些圈子里，对此的反应可能是负面的，但在我的社区，反应是相当积极的。

对Met Gala裙子的反应在你的社区是积极的？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是的。因为有时候你只需要对富人和那些大阵仗来点布朗克斯区式的嘲弄。你需要刺破表面的东西。我来自邮递员之家，我叔叔是个维修工，我妈妈是个帮佣。有时就是需要有这样的（嘲讽）时刻。

具体到现在2022年的生活，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体验。我们甚至不是在谈论一种名人文化。我们谈论的是一种人类商品化的文化，从底层一直到高层都是如此。而且，这绝对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体验，也在这些决定中起作用。例如，像我回应这些怪异的事情时发生的事情，比如关于我男朋友的脚。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我们需要谈论支撑右翼的怪异心理冲动。

能够谈论这些事情并非“政治正确”，但它们不仅对我们的公共话语，也对权力的集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必须谈论父权制，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但你不能用这些词来进行这些对话。你必须通过在令人振奋的时刻做出回应来进行这些对话。

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它。有时候，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笨拙的时刻，我经常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揭露人们不想谈论的文化或心理暗流。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时人们会把这些时刻解读为粗俗或低级的。有时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只是一个像商品一样的象征物，那么我就像玩玩具一样和这些事情周旋。

这是件很难处理的事情。

是的。这是很可怕的。

如今，右翼(不仅是右翼)使用的一种手段是对取消文化和“警醒主义”的恐惧。我们甚至听到众议院成员发表演讲，谈论所谓的取消文化的危险。与此同时，似乎围绕言论的规范正在改变，因为人们害怕网络上的反弹。我知道你批评过“取消文化”这个词，甚至不屑一顾，但你在推特上也这么做了。

你看一下右翼对权力的攫取，白人民族主义的崛起，财富的集中。如果没有迫害感或受害者意识，你无法真正激活或集中这样的运动，无法将其凝聚成实用的政治力量。这就是取消文化概念的作用。它是一粒尘埃，雨滴必须在它周围形成，以促成对学校董事会的接管，把实际的话语推到可接受的规范之外，就像1619计划，或使书籍被学校禁止。他们需要“取消文化”的概念，需要“迫害”的概念，来证明、支持和追求接管政治，或者至少是持续不断地进一步集中他们自己的权力。

注：1619项目是《纽约时报》在2019年推出的，目的是“旨在通过叙述奴隶制的后果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民族叙事中心，重塑美国历史”。

你说到取消文化。但请注意，这些讨论只是单向的。我们不会谈论所有被解雇的人。你只会说，比如右倾的播客和更保守的人物。但是，举例来说，马克·拉蒙特·希尔(Marc Lamont Hill)就因为非常概括地讨论了一个有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而被CNN解雇。没有讨论，没有接触，没有深思熟虑的讨论，只有纯粹的指责。

上个月，纽约州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告诉《纽约邮报》，你可以发起“一个非常、非常靠谱的挑战，很有可能击败她。”你觉得怎么样?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并不是想，“我和其他女孩不一样”，我不想把自己定位成那样。但我不认为我在做这些决定时，好像是在做某种10到15年的计划，像很多人一样。纽约有一半人都上过常春藤名校，甚至更多。所以结果是，每个人都在想，棋子是为了什么特定的目的而下的？我做决定的依据是我认为人们在哪里，我们准备好了做什么，尤其是作为一场运动。我想很多人有时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决定，对吧？我想要的是更多的权力下放。我认为这更多地源于群众运动。

你能想象自己完全离开公职，进入群众运动的生活吗?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当我考虑未来的可能性时，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可以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也可能离开公职。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一觉醒来，我就想，要提升和建设劳动人民的权力，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你是否有时会在国会山的公寓里醒来，然后说，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我陷入了僵局。我没有影响到我想要的改变，我宁愿加入，领导，或帮助领导一场政府之外的运动?

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面前都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出的选择都反映了所有这些条件，和我们的动机。有时我会愤世嫉俗，有时会陷入这种状态。我就想，“天啊，也许我应该学着自己种食物然后教别人怎么种！”

但我也拒绝完全的犬儒主义，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没有结果的。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循环，甚至在我竞选公职之前，在我形成这个想法之前就发生过。

你会对人们说些什么，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失去希望的年轻人?

我也曾经这样。我想说的是，当你感觉自己失去希望时，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体验，这也是它如此令人沮丧的部分原因。

这是我所经历的。2008年，当奥巴马当选时，人们有了些希望。但到头来，我们整个国家的许多人的希望破灭了。

当时我毕业了。我的爸爸去世了。我的家庭有医疗债务，因为我们生活在发达国家最糟糕的医疗系统中。我童年的家就快被大银行夺走了。我在家的时候，会有银行家们的车停在我家门前，为不可避免的那天（收回房子）拍照，他们到时候会把我们赶出去。

我本该成为最棒的第一代移民大学毕业生，但我毕业时却陷入了经济衰退，酒保和服务员的工资，比我能找到的任何需要大学学历的入门工作都要高，而且是合法的。我完全失去了希望。我看到民主党被制度化的权力搞得心烦意乱，无法为劳动人民挺身而出。我觉得这简直是扯淡。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关心像我这样的人，这是没有希望的。我失去了希望。

这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我得了抑郁症。感觉自己无所作为，完全受制于那些不在乎你的人的决定，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这是一种无形的体验。我有很多年都处在这个状态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主张谈论政治心理，而不是政治民意调查。对人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要明白，要改变这种趋势，要真正拥有这种希望，你必须在你的经验上直接运作。

当人们开始足够独立地参与时，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有一种即时满足的文化，如果你做了一件事，但没有马上得到回报，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开始真正珍惜和珍视他们在自己社区的参与和工作，这将促成更大的变化。而人民运动则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当你有一些拥有大量金钱、权力和影响力的人，他们真的想要做点什么，他们从媒体开始。看看这些右翼组织，他们创建了YouTube频道。他们创造自己的播客明星。他们把福克斯新闻作为支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电视频道。

支持公众舆论的合法变革是相反的。这需要大量的公共建设的参与和看不到的工作，直到它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忽视它会威胁到大众媒体渠道、权力机构等的合法性。它必须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才能让上面的这些人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变得非常沮丧。

展望未来，你认为你的最佳角色是什么?

为气候正义联盟工作（Climate Justice Alliance）。国内的一些社区说他们不谈论领导层，他们谈论的是具有领导作用。我认为人民运动，尤其是在美国，是有领导作用的。而且我们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来。不为人知的故事实际上是正在发生之事的动力。

星巴克在布法罗的第一家店刚刚成立了工会。我去那里探访他们。当然，我去那里是为了支持一场市长选举，但最终没有成功，但我去那里也是为了支持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市长选举，以及大量的投入，组织，希望和关注，很多组织的工人可能已经放弃了。

没有运动，没有努力，没有工会，没有为投票而战，没有对严苛的堕胎法的抵抗，如果人们认为未来已经注定，什么都不可能，我们注定要失败。尤其是气候方面更是如此。所以我每天的日常工作是令人沮丧的。其他人也一样。我当服务员和酒保的时候遇到过糟心事，当国会议员的时候也一样。这叫工作，你知道吗?

所以，是的，我处理的是内幕交易之类的事情，我推进一些人批评为做得太少的修正案。我也推进那些人们说是不现实和天真的大事情。工作就是这样。当涉及到工作或追求任何东西时，总是充满巨大的恐惧。你想写点什么，在你的脑海里，这是一个宏大而美丽的诺贝尔奖获奖概念。然后你会为你实际写在纸上的文字感到惭愧。

这就是运动、组织和选举要做的工作。这是立法要做的工作。这是形成理论和概念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国会（原文用的arena，竞争舞台）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