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Mayer在《纽约客》发表文章，克拉伦斯·托马斯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最坚定支持特朗普的一位，这也许和他的妻子不无关系，《纽约客》通过明察暗访，发现这位大法官的妻子与各种极右翼组织的关系紧密地令人震惊，这些组织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各种与特朗普主张相一致的法律请求，而托马斯法官却从来没有要求回避。

有意思的是，当这位妻子靠着丈夫的关系在白宫面见特朗普，并交给特朗普一份所谓的“深层政府”名单时，特朗普对她的评价却是“一个奇怪的人”。

12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发布了他关于联邦司法机构的年终报告。

根据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最高法院的公众支持率是历史上最低的，部分原因是公众认为它被过度政治化了。

拜登总统最近成立了一个两党委员会，考虑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国会议员也提出了立法，要求大法官遵守与其他法官同样的道德标准。

然而，罗伯茨的报告挑衅地警告所有人后退。

他写道：“司法机构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使法院免受不适当的政治影响。”在他的声明之前，法院的保守派成员发表了一系列辩护性的讲话，他们现在拥有6-3的超级多数席位。

去年秋天，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在圣母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责媒体散布的错误观念，即认为大法官只是穿着长袍的政治家。他说，这样的批评“让人听起来好像你只是在按照你的个人喜好行事，他们认为你变得像一个政客！”

他们深感震惊，只是无能为力

大法官的意见在政治上中立这一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尤其是托马斯，他的妻子吉妮·托马斯（Ginni Thomas）是一个公开的右翼活动家。吉妮曾宣称，由于“深层政府”（指非经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和包括“变性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法西斯左翼”，美国正处于生存危机之中。

吉妮是一名律师，经营着一家小型政治游说公司——自由咨询公司，她是各种强硬派团体的重要成员。她的政治激进主义多年来一直受到争议。在大多数情况下，吉妮的主张被认为是配偶的独立且无害的行为而被忽视了。但现在，她有可能在一些两级分化严重的最高法院案件中为她的盟友争取胜利，这些案件包括堕胎、平等权利行动和枪支权利等。

2021年1月6日，是许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吉妮的行动。那天早上，在华盛顿特区的“停止偷窃”集会演变成了对国会大厦的攻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在这之前，她为聚集在一起推翻拜登当选的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们加油鼓劲。

吉妮在Facebook上发表的一篇帖子中，链接了一条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写道：“爱maga人!!!!”。此后不久，她发布了罗纳德·里根的著名演讲《选择的时刻》（A Time for choice）。她的下一个状态更新说：“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站出来或为此祈祷的人。” 

叛乱发生两天后，她在自己的微博上，为她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力事件之前”写的这些帖子，添加了一个免责声明（这些帖子已不再公开）。

今年1月下旬，《华盛顿邮报》披露，她还在一个名为“托马斯书记员世界”（Thomas Clerk World）的私人Listserv（一个类似于电子邮件的应用程序）对特朗普的失利表示不满，她的Listserv列表中包括托马斯法官的前法律助理。

网上的讨论引发了争议。约翰·伊斯特曼是托马斯的前书记员，也是特朗普赢得了大选这一谎言的主要煽动者，他与吉妮站在同一阵线，并招致了斥责。

据《邮报》报道，吉妮最终为引起内部争吵而在Listserv上道歉。北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家、《巫师学徒》（Sorcerers’ Apprentices，阐述法律书记员的工作）一书的合著者阿尔特姆斯·沃德认为，这一事件证实了她的巨大作用。

沃德说：“吉妮可以直接接触到托马斯的书记员。“克拉伦斯·托马斯现在是法院的资深成员，已经服务了30年，沃德估计，“大约有120个人在那个Listserv上”。在沃德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精英右翼突击队运动”。沃德表示，虽然托马斯大法官没有在Listserv上发帖，但他的妻子“正在直接倡导一些事情”。沃德补充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大法官的妻子参与其中。”

克拉伦斯和吉妮拒绝接受本文的采访。

近年来，长期以来，作为法院沉默寡言的成员，托马斯大法官在口头辩论中的发言更多。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有所下降，但她仍然很忙，与许多向最高法院提出问题的活动人士保持一致。

她一直是“国家政策委员会行动”（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 Action，下文简称CNP行动）董事之一，这个组织是CNP保守派压力集团（conservative pressure group）的一个暗钱的来源组织。CNP行动组一直关起门来运作，为富有的捐赠者与美国最激进的右翼分子牵线搭桥。

吉妮也是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个亲特朗普的学生团体，其创始人查理·柯克吹嘘自己曾在1月6日派巴士载着抗议者前往华盛顿。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著名司法伦理学家斯蒂芬·吉勒斯告诉我：“我认为吉妮·托马斯的行为很可怕，她伤害了最高法院和司法行政，应该受到谴责。如果你对其他八位大法官进行一次秘密调查，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对吉妮·托马斯的行为感到震惊。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正义的表态与正义的事实本身一样重要

吉勒斯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受到行为准则的约束，就像联邦系统中所有下级法院的法官一样。这个准则要求法官在审理任何个人关系可能导致公众质疑公正性的案件时，予以回避。

吉勒斯强调：“这是一种流于表面的测试，它不需要引起实际的冲突。我们之所以使用这种表态型的测试，是因为我们认为正义的表态与正义的事实本身一样重要。”

对于最高法院的不当行为，宪法只提供了一种补救办法：弹劾。这在1804年曾有过一次尝试，但最终被判无罪，凸显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

从那以后，只有一位大法官阿比·福塔斯被迫下台。他于1969年辞职，因为国会议员威胁要弹劾他，指控他有经济利益冲突。另一位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是一位环保活动家，他在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一个保护野生环境组织）董事会任职，挑战了正当性的极限。1962年，他承认塞拉俱乐部有可能会被牵扯进最高法院的诉讼中，因此他从董事会辞职。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正在写一本关于环保运动的书，他告诉我：“我认为（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兄长）杰克·肯尼迪总统提醒道格拉斯从董事会辞职。”

法院之友

近年来，民主党人一直试图对大法官施加更高的道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所描述的法院中存在的党派偏见。2016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前所未有的行动，拒绝让奥巴马总统来填补法院的空缺。特朗普随后推动了对三位强硬的保守派大法官的任命。

去年夏天，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司法会议为最高法院成员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他们还提出了一项立法，要求更多地披露“法院之友”（aficus briefs）背后的财务支持者。

注：法院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出于自愿或是为了回应诉讼当事人的请求，提供相关资讯与法律解释文书给法庭，以协助诉讼进行，或帮助法官了解案情。提出这种法律文书的人，就被称为法院之友。

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的这些建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吉勒斯指出，现有的法律对所有联邦法官，包括大法官的道德行为进行了限制。可以说，克拉伦斯·托马斯已经无限接近这些限制的底线。

所有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都必须在配偶是“诉讼一方”或者是作为案件一方的“官员、董事或受托人”的案件中回避。吉妮在法院的任何案件中都不是指定的当事人。她也没有在任何此类案件中进行诉讼，但她在保守派团体中担任过领导职务，这些团体要么直接参与了法院审理的案件，要么有成员参与了此类案件。

2019年，吉妮宣布了一个名为Crowdsourcers的政治项目，并说她的四个合伙人之一是Project Veritas的创始人詹姆斯·奥基夫（Project Veritas是由詹姆斯·奥基夫于2010年创立的美国极右翼活动组织）。Project Veritas试图秘密拍摄进步人士的视频来让他们难堪，并在去年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废除马萨诸塞州禁止偷拍公职人员的州法律。

吉妮在公告中说，Crowdsourcers的另一位合伙人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主席克莱塔·米切尔，这是一个保守选举法非营利组织。这个基金会在法院也有业务，在以民主进程为中心的案件中提交了法院之友文书。吉妮目前也是全国学者协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协会是一个在学术界提倡保守价值观的组织，它在针对哈佛大学的可能具有突破性的平权诉讼案中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文件。

而且，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吉妮是保守派集团安全政策中心的一名未公开的有偿顾问，当时这一政策中心的创始人弗兰克·加夫尼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支持特朗普穆斯林旅行禁令的法院之友文书。

福特汉姆大学专门研究法律伦理的教授布鲁斯·格林指出：“在21世纪，人们认为夫妻关系并不紧密。”但他承认，吉妮的政治追求所造成的情况是可怕的，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夫妻店式的政治黑客组织，她负责政治事务，他负责评审。”

格林告诉我，很难想象这对夫妇不会讨论法院案件。“她有一个大法官作为耳目，他们肯定会谈论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司法道德的技术角度来看，“她与所有这些案件稍有隔阂，因为她毕竟不是大法官本身”。格林认为，利益冲突“很接近，但还不足以接近”到需要托马斯大法官回避的程度。

乔治敦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大卫·鲁班专门研究法律伦理，他对吉妮造成的局面更为担心。他告诉我：“如果吉妮与诉讼当事人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怎么故意地避重就轻。”

托马斯大法官真正听从的人是妻子

当克拉伦斯·托马斯在1986年遇到吉妮·兰普时，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黑人保守派，负责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而她比他更保守，后台也更硬。

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在奥马哈及周边地区开发住房的公司，她的父母是共和党激进分子，曾是巴里·戈德华特在内布拉斯加州竞选的中坚力量。

作家库尔特·安德森在他们家对面长大，他回忆说：“她的父母是现代疯狂共和党的根基。我的父母是戈德华特共和党人，但即使是他们也认为兰普一家是疯子。”

吉妮毕业于奥马哈的克里顿大学，然后在那里上了法律学校。她的父母帮助她在当地的共和党议员候选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当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后，她跟随他去了华盛顿。但是，据报道，在律师考试不及格后，她加入了一个邪教团体“生命之泉”（Lifespring），这个团体鼓励成员脱光衣服，互相嘲笑对方身上的脂肪。

吉妮最终脱离了这个团体，并开始为商会工作，反对为女性提供“同工同酬”（comparable worth）的薪酬。她和托马斯开始约会，并在1987年结婚。作为一名反对妇女运动的女性，她发现自己与托马斯有很多共同点。

托马斯反对许多美国黑人支持的事业。1991年，在托马斯异常有争议的最高法院确认听证会上，安妮塔·希尔可信地指控，在她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工作时，托马斯对她进行了性骚扰，吉妮后后来把这段经历比作被困在一个滚烫的炉子里。甚至在那之前，一位朋友告诉《华盛顿邮报》，这对夫妇的关系非常密切。“托马斯真正听从的人是吉妮”。

吉妮曾想竞选国会议员，但据报道，一旦她的丈夫在最高法院任职，她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就会停滞不前。她换过各种工作，包括在保守派智囊团传统基金会工作。2010年，她成立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自由咨询公司。她的网站引用一位客户的话说，她能够“进入华盛顿的任何一扇门”。

四年前，吉妮创立了“影响奖”，这是一个表彰“勇敢的文化斗士”的年度颁奖典礼，他们表彰那些与“利用、操纵暴民和通过欺骗达到目的”的“左翼激进思想家”作斗争的人。

她在午宴上颁奖，奖项由“同一目标”组织（United in Purpose）提供，“同一目标”是一个动员保守福音派选民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获奖者曾与吉妮在董事会或委员会中共事过，有不少人与最高法院有业务往来，要么提交过法院之友文书，要么提交过要求大法官审理案件的请愿书。

在2019年的活动中，吉妮赞扬了当年的获奖者之一艾比·约翰逊，她是一名前计划生育协会雇员，后来成为一名反堕胎活动家，因为她“对计划生育的谎言宣传提出了令人振奋的指控”。

那一年，托马斯还向当时国会中的强硬派共和党人马克·梅多斯颁奖，称他是“在众议院中我们正在等待的领袖”。梅多斯在接受奖项时说：“吉妮在谈论我们如何‘联手’，我们实际上已经联手了。而我要告诉你一些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东西，我们在弹劾听证会的前五天里一直在努力。”

托马斯为约翰逊和梅多斯颁奖，凸显了她的工作与她丈夫的工作之间的复杂重叠。

2020年，约翰逊在获得影响力奖一年后，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支持路易斯安那州限制堕胎的法院之友意见书。去年，约翰逊参加了1月6日的抗议活动，此后，这场叛乱成为许多诉讼的对象，其中一些可能最终会被提交到最高法院。

上个月，约翰逊在福克斯新闻上说，“几位自由派法官”（她点名批评了索托马·约尔法官）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口头辩论中表现得很“白痴”，这个案件目前正在最高法院审议（约翰逊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在吉妮给马克·梅多斯颁发影响奖后不久，他就成了特朗普的幕僚长。去年12月，梅多斯拒绝遵守正在调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出的传票。就如何质疑拜登的选举胜利向特朗普提供建议的克莱塔·米切尔在2018年获得了影响力奖。她已采取行动阻止委员会获得她电话记录的要求。

众议院最近投票向司法部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起诉梅多斯。同样的事情也很可能发生在米切尔身上。越来越有可能的是，吉妮的一些影响力奖获得者最终会成为最高法院的当事人。

司法部迄今已指控七百多名与叛乱有关的人，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说，联邦政府将起诉“任何级别”的可能煽动骚乱的人，甚至可能包括特朗普。

1月19日，前总统要求最高法院出面干预，以阻止国会委员会查阅他记录的要求，最高法院驳回了前总统的请求。托马斯大法官是唯一一位提出异议的大法官（梅多斯曾提交过一份支持特朗普的法院之友简报)。 

与此同时，吉妮谴责了国会委员会的合法性。12月15日，她和其他62位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签署了一封致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的公开信，要求众议院共和党会议将众议员莉兹·切尼和亚当·金辛格逐出委员会，因为他们愿意在委员会任职的意愿“令人震惊”。

这项声明是由一个名为“保守行动项目”（Conservative Action Project）的宣传团体发布的，吉妮称自己是这个团体的“积极”成员。保守行动组织的声明指责国会的调查是对“没有做错事的普通公民”施加“党派政治迫害”，并指责委员会“发出不当传票”。

为拯救美国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保守派行动项目的一名现任成员告诉我，吉妮是团体的一员，不是因为她的资格，而是“因为她嫁给了托马斯”。这位成员要求匿名，因为他说吉妮是“不稳定的”，在受到挑战时会变得“急躁”。他补充说：“描述她的最好的词是‘部落’。要么你是她集团的一部分，不然你就是敌人。”

吉妮与1月6日的叛乱是有联系的。在她的网站上，对她的咨询能力大加吹嘘，其中有一个名为 “美国妈妈”的组织的主席金伯利·弗莱彻写下了这样的赞誉：“吉妮与当地以及国会山的人们建立联系和沟通的能力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弗莱彻于2021年1月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次抗议活动中发言，宣传2020年选举是欺诈性的谎言。在她策划的第一次活动中，弗莱彻赞扬了前一位发言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新生代表玛丽·米勒，她说：“阿门！”其他听到米勒演讲的人要求她辞职，因为她宣称，“希特勒有一点是对的，他说，‘谁拥有年轻人，谁就拥有未来’。”

在离特朗普国际酒店不远的第二次抗议活动中，弗莱彻宣称，当她的子孙有一天问她：“当共和国处于崩溃边缘时，你在哪里？”她会回答：“我就在这里，为拯救它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薇薇安·布朗在回复美国妈妈网的电话时说，她不会讨论弗莱彻为吉妮做的证词，也不会澄清弗莱彻是否曾是托马斯的商业客户。但记录显示，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已经超过了十年。

2010年自由博览和研讨会（Liberty xpo & Symposium）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保守派培训活动”。它的一份计划显示，弗莱彻和吉妮共同主持了“记住女性”的宴会。研讨会上的其他发言人包括极端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斯图尔特·罗兹。罗兹上月初被捕，并与10名同伙一起被指控犯有煽动性阴谋罪，据称，他们密谋通过冲击国会大厦来阻止国会对拜登进行选举胜利认证（罗兹拒绝认罪）。

1月6日暴动的另一位组织者阿里·亚历山大已被国会委员会传唤，他也与吉妮有着长期的联系。与弗莱彻一样，亚历山大在暴动前夜在华盛顿的一次集会上发言，带领大家高呼“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十年前，亚历山大是Groundswell的参与者，这是一个秘密的、只有被邀才能参与的网络，它与极右翼国会助手、记者和压力集团合作，对奥巴马和不太保守的共和党人发起攻击。

就在2019年，吉妮称自己是Groundswell的主席，根据《琼斯母亲》（一本美国杂志，专注于政治、环境、人权、健康和文化等主题的新闻、评论和调查性报道）首次公布的文件，Groundswell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30条战线”。

大法官没有回避的义务，但可以选择主动回避

正如媒体监督机构“骗子和恶棍”（Crooks and Liars）的卡罗利·昆斯所指出的，Groundswell的几个成员（包括史蒂夫·班农和边缘外交政策分析家塞巴斯蒂安·格尔卡）后来组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极右翼力量（班农和格尔卡最终都被赶走了）。根据国家政策委员会会员手册中吉妮的传记，她仍然活跃在Groundswell中。一位前参与者告诉我，吉妮主持每周的会议。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诺曼·艾森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曾担任总统的特别顾问和特别助理，负责道德和政府改革，他告诉我：“鉴于托马斯法官的妻子与1月6日的煽动者和 “停止偷窃”组织者的关系，很难相信他在审理与1月6日动乱有关的案件时能保持公正。” 艾森认为，“鉴于托马斯法官在这些案件的结果中的利益，他应该回避”。

纽约大学的吉勒斯和其他法律学者说，这种回避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托马斯法官以前至少回避过一次，在1996年涉及他儿子就读的一所军事学院的案件中，他选择了回避。但是，正如艾森所观察到的，尽管吉妮的激进主义多年来一直招致批评，但克拉伦斯·托马斯从未承认这其中存在利益冲突。

最高法院的回避是极其罕见的，部分原因是不允许有替补法官，就像下级法院的法官那样。然而，其他几位大法官都有过回避案件的先例，以避免哪怕是表面上的不当行为。

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回避了他的兄弟查尔斯·布雷耶审理过的所有案件，查尔斯是加州北区的一名联邦法官。查尔斯·布雷耶告诉我：“这是对不当行为的一种表态，人们认为你会偏向你的兄弟而罔顾案件的是非曲直。回避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最高法院不会受到关系的影响。”布雷耶大法官还回避了一个涉及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案件，因为他的妻子曾在那里工作过。

查尔斯·布雷耶告诉我，尽管大法官有时“有不回避的权利，但这并不解决一个问题，即这对不正当行为的出现有什么影响？”当我问他，大法官们是否会就潜在的利益冲突而相互对抗时，他说：“我的猜测是，他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完全依靠独立的判断。他们避免建议其他大法官回避，这是他们彼此相处的一个心照不宣的规则。”

2021年，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回避了一个案件。据主张改革联邦司法机构的非营利组织Fix the Court的执行董事加布·罗斯说，卡瓦诺的父亲曾经经营的一个化妆品贸易协会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陈述。

其他大法官的配偶为了避免发生利益冲突，已经率先采取了行动。当露丝·贝德·金斯伯格加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时，她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当时全国最成功的税务律师之一）离开了他的律师事务所，转而从事教学。在约翰·罗伯茨被提名为大法官后，他的妻子简·沙利文·罗伯茨从执业律师岗位上退休，并辞去了反堕胎组织 “生命女权主义者”的领导职务。

2004年，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他决定继续主持涉及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案件进行了著名的辩护，此前有消息披露，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切尼一起去狩猎过。斯卡利亚认为，从本质上讲，华盛顿的重要人物难免要社交。但在2003年，在效忠誓词中提及上帝是否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案件中，斯卡利亚大法官主动回避，因为在口头辩论开始前几个月，他曾发表了一场反对诉讼人论点的演讲。

吉妮抱怨说，她和她的丈夫受到的批评，比另外两位配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知名自由派法学家还要多。马乔里·伦德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上诉法院任职期间，她的丈夫埃德·伦德尔担任该州州长；加利福尼亚的上诉法院法官斯蒂芬·莱因哈特拒绝回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参与的案件，尽管他的妻子雷蒙娜·里普斯顿领导该组织在南加州的一个分支机构。

虽然道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科内莉亚·皮拉德对配偶利益冲突的处理却更为严格。她的丈夫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国法律总监大卫·科尔，因此，皮拉德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参与的任何案件中都主动回避，无论在国家或地方一级，也无论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这起案件。

据主张改革联邦司法机构的非营利组织Fix the Court的罗斯告诉我，“在最高法院制定更明确、更严格的回避标准”显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下，因为最高法院“被不断地推入党派斗争之中，而公众对其公正性的信心正在减弱”。

法院之友已经成了一种游说的手段

传统上，法官对与法院之友文书有关的潜在利益冲突并不特别谨慎。但这一标准可能也在改变。随着司法部门面临的党派政治问题的数量增加，这些文书的数量也在增加。其中许多是由资金不透明的黑钱团体提出的，它们真正的财务赞助者被掩盖了，从而使无形的手指能够压在司法的天平上。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政治学家保罗·柯林斯曾研究过“法院之友”文书，他告诉我：“自二战时期以来，法院之友文书的数量几乎呈直线增长。现在，很少案件没有法院之友的文书。他说，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将法院视为社会变革的场所”。他解释说，政治团体，许多有秘密捐助者，正在“以他们过去利用国会的方式利用法院，基本上，法院之友简报被当成了一种游说的手段”。

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在2018年对上诉法院法官的规则进行了修订，使法官有可能驳回任何可能会导致他们回避的法院之友陈述。但最高法院没有执行这个规定，甚至在吉妮的亲密政治伙伴提交法法院之友文件时也没有。

其中一位是弗兰克·加夫尼，这位国防鹰派人士因狂热地宣称奥巴马是穆斯林，以及萨达姆政权参与了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而闻名。泄露的文件显示，早在2013年，加夫尼就是吉妮在Groundswell的同事。

加夫尼是特朗普反动移民政策的支持者，强烈支持政府的穆斯林旅行禁令。当这些限制受到诉讼的冲击时，加夫尼的非营利组织“安全政策中心”与吉妮的“自由咨询公司”签订了两个大合同中的第一个。根据加夫尼的团体提交给移民局的文件，在2017年和2018年，它向吉妮总共支付了二十多万美元。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加夫尼的非营利组织从哪里获得资金来雇用自由咨询公司（加夫尼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是，根据追踪非营利性政治支出的“媒体和民主中心”的研究主任大卫·阿米亚克的说法，2017年加夫尼的团体的最大捐助者是一个亲特朗普的政治组织“让美国伟大”（Making America Great），其主席、女继承人瑞贝卡·默瑟是特朗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

当二十万美金从特朗普的支持者手中转到加夫尼手中之际，最高法院同意听取特朗普的穆斯林旅行限制的法律挑战。2017年8月，加夫尼和其他六位倡导者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支持这些限制措施的法院之友文书，认为“必须正视伊斯兰教的挑战”。

那年12月，当案件仍在进行时，吉妮将她的影响力奖之一授予加夫尼，介绍他“是我的鼓励者和一个伟大的朋友”，但没有提到他的团体向她的公司支付的费用。

影响奖颁奖典礼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据另一位嘉宾杰里·约翰逊说，托马斯大法官也出席了颁奖典礼。约翰逊回忆说，这位大法官坐在他前面，像一个“快乐的战士”，无比高兴地看着他的妻子“主持会议”。

在整个2017年和2018年的会议中，当法院审议对旅行限制的各种挑战时，托马斯大法官始终采取支持特朗普的强硬路线。最后，在2018年6月，托马斯和其他四位大法官以微弱优势支持了最终版本的限制措施。

我们不可能知道托马斯是否受到了他妻子与加夫尼签订的合同、加夫尼的法院之友文书、以及她在颁奖仪式上对加夫尼的庆祝活动的影响。鉴于这位大法官的投票历史，我们有理由推测他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旅行限制。

但是，案件败诉一方的律师肯定会想知道吉妮与加夫尼的财务合同的存在。法官在其年度财务披露中被要求报告配偶的收入来源。但托马斯法官在2017年和2018年都没有提及来自加夫尼集团的付款。相反，他为他妻子的游说公司写下了一个奇怪的低账面价值，在这两年都声称她的公司只值1.5万至5万美元。

Fix the Court的罗斯告诉我，至少应该要求托马斯大法官修改这些年的财务报表，就像他在2011年所做的那样，因为他没有披露他妻子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在传统基金会赚取的68.6万美元。

除此之外，罗斯说，“大法官应该按照规则，在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家庭成员的雇主提交法院之友文书的案件中回避”。在国会，罗德岛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谢尔顿·怀特豪斯正在推动改革。他告诉我，“法院之友文书作为一种游说形式，有两个可怕的后果，它们背后的利益是隐藏的，而且它们的胜诉率高得惊人。”他补充说，“它们为秘密的作恶开辟了真正的渠道。”

 

她能走进白宫，完全是因为她的丈夫

2019年1月，吉妮为加夫尼争取到了她的网站所承诺那种访问权限。正如《纽约时报》的玛吉哈伯曼和Axios的乔纳森·斯旺所报道的那样，在托马斯和吉妮与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后不久，总统的工作人员在吉妮长达数月的活动后妥协了，将她、加夫尼和其他几位同事带到白宫，就政策和人事问题向总统施压。

白宫没有被告知加夫尼的集团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向自由咨询公司支付费用（加夫尼集团没有报告与自由咨询公司签订的2019年的合同）。

白宫会议是在罗斯福厅举行的，大家都说，那次会议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吉妮在开场白中说，她不相信房间里的每个人，然后向特朗普施压，要求他清除政府中“深层国家”的不忠成员，并将她和Groundswell编制的一份敌人名单交给他。一些与会者祈祷，警告说最高法院在2015年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正在破坏美国的道德。

一位与会者告诉我，特朗普说他希望说服她的丈夫退休，这样就能在最高法院多出一个席位。鉴于特朗普面临诸多的法律问题，他将托马斯大法官视为潜在的重要盟友，并真心喜欢他，所以这应该是跟吉妮开的一个玩笑，但这位与会者告诉我，总统认为吉妮是“一个怪人”，并补充说：“如果不是因为托马斯，她永远不会在那里。她有机会是因为她姓托马斯。”

吉妮很少对主流记者讲话，但她经常在私人论坛上发表演讲。监督机构Documented的网站发布了一段她的讲话视频，其坦率程度令人震惊。

2018年10月，她在国家政策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主持了一次小组讨论。当时，参议院正陷入对布雷特·卡瓦诺的确认之争，卡瓦诺被指控有性侵犯行为。

她说：“我感受到了痛苦，托马斯感受到了一个好人被虚假指控折磨的痛苦，我以为不可能有比托马斯曾经的经历更糟的情况了，但现在证明确实是有。” 她说，美国“正处于一场争夺其建国原则的恶战中，深层国家是真实存在的，它正在抵制特朗普总统。” 

她两次宣称，她的对手正试图”杀人”，这引来了掌声，她说：“愿我们都能有枪，并有权隐蔽地携带枪支，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这种好战的心态得到了托马斯所主持的政治团体Groundswell的认同。在国家政策委员会2020年的一次会议上，保守派伙伴关系研究所的高级政策主任雷切尔·博瓦德描述了每周与Groundswell成员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吉妮“审查”官员有没有不忠行为。

他说：“吉妮在与白宫的合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确实是努力的积极标兵。”博瓦德感叹Groundswell未能在吹哨人亚历山大·文德曼中校在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中提供证词之前将其剔除。

博瓦德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审查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就是这样着了文德曼中校的道的，好吗？” 

文德曼当时是特朗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欧洲事务主任，他作证说，总统曾试图向乌克兰领导人施压，让他们提供拜登家人的污点。作为报复，一场针对文德曼的抹黑运动发动起来。突然之间，文德曼的身边充斥着各种虚假的指控，说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创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还暗示他出生在乌克兰并被邀请在乌克兰政府任职，暗示他存在“双重忠诚”，文德满不得不对这些说法进行驳斥（国防部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内部调查，并为他开脱了罪名）。

文德曼告诉我，这些攻击“损害了我的职业生涯，坦率地说，这不是美国的作风，一个最高法院的现任法官，应该是独立于政治的，但他的妻子却参与了一场政治报复，报复那些尽职尽责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官员。这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可能导致其他举报人选择沉默。”

Groundswell成员的另一个目标是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他被认为不够支持总统。据《纽约时报》报道，2018年，据说曾与金吉妮一起制定Groundswell的敌人名单的共和党参议院助理芭芭拉·莱德恩参与了一项阴谋，通过秘密录制麦克马斯特的坏话来赶走他。

芭芭拉是吉妮的密友，她告诉《纽约时报》，她在这个计划中只是充当了一个信使。计划是派一名卧底女特工在一家高级餐厅抓捕麦克马斯特。但麦克马斯特在计划执行前就辞职了。

时报还报道了另一次秘密活动，目标包括FBI探员在内的政府雇员，他们涉嫌阻挠特朗普的议程，其中涉及来自詹姆斯·奥基夫领导的偷拍组织Project Veritas的特工人员。吉妮也给了奥基夫一个影响奖。

目前还不清楚，吉妮在奥基夫的帮助下启动的Crowdsourcers项目是否已经开始实施。除了一份2019年的税务申报文件显示，Crowdsourcers项目是在“资本研究中心”（Capital Research Center）的监督下开发的，“资本研究中心”是一家从事反对派研究的右翼非营利组织。

Project Veritas的首席律师给《纽约客》发了一份声明，称奥基夫的“日程安排不允许他参加像Crowdsourcers这样的活动”。但是，在2019年关于这项工作的PPT演示中，吉妮说，“詹姆斯·奥基夫想领导”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旨在“保护我们的英雄”。她说，Crowdsourcers的目的不亚于拯救美国。

吉妮接着说：“我们的房子着火了！而我们却只盯着那些细枝末节，我们并没有真正关注那些就在我们身边的纵火犯！”

去年，Project Veritas要求最高法院审理废除马萨诸塞州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秘密录音的法律。法院拒绝了Project Veritas的请求，它对大多数此类请求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然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临床讲师大卫·迪尼利告诉我，吉妮与奥基夫的政治伙伴关系，以及她向他颁发奖项的事实，似乎是不道德的。他说：“这应该受到行为准则的限制。”

吉妮在保守派压力团体中担任过许多领导或顾问职务，但是很难跟踪这些团体的动向。而且，这些团体中有许多（也有可能是全部）都参与了提交给她丈夫的案件。

她的网站将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这个组织在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中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意见书）列为她“认可的慈善机构”之一。这个组织的简报称，哈佛大学招生部门使用的平权政策是歧视性的。

尽管已经在两个下级法院败诉，但他们仍然希望最高法院新的保守派超级多数会支持他们，尽管这样做将推翻几十年来的先例。

全美协会主席彼得·伍德是另一位影响力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律学者罗伯特·乔治也是，根据全国学者协会的网站，他与吉妮一起在咨询委员会任职（他说，他在董事会中“并不活跃”），他在2019年获得了吉妮颁发的“终身”影响奖，并在最近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文书，支持密西西比州禁止15周后的堕胎。

2020年4月，当吉妮作为CNP行动委员会的八名成员之一时，该委员会由“第一自由组织”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凯利·沙克尔福德担任主席，第一自由组织是一个基于信仰的诉讼团体，目前参与了法院的几个重大案件。

上周，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法院同意审理第一自由组织为华盛顿州一所公立高中的一名足球教练辩护的案件，这名教练因比赛结束后立即在五十码线上下跪祈祷而被解雇。

为学校教育局辩护的“美国政教分离联合会”的法律主管理查德·卡茨基告诉我，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能会推翻五十年来的既定法律。

沙克尔福德的团体也是法院审理的另一个案件的共同发起人：挑战缅因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州政府使用公共资金为居住在远离公立学校地区的学生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

除了这些案件，第一自由组织还提起诉讼，基于宗教理由反对新冠限制，这个问题已经提交给法院，而且吉妮和沙克尔福德一起担任“拯救我们国家联盟”（Save Our Country Coalition）的指导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称新冠限制是“违宪的权力掠夺”。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沙克尔福德告诉我，他不明白为什么吉妮和他一起工作会给托马斯法官带来利益冲突。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看一下这方面的法律。”他认为，如果涉及经济利益，或者她自己在法院为第一自由公司的案件辩护，情况就不同了，但是，他说，“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是通过六层关系而联系起来的。”

2020年，吉妮在CNP行动委员会的另一位同僚肯尼思·布莱克韦尔，是前俄亥俄州的州务卿，与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议的最重要的枪支案件之一有联系。2020年，他是全国步枪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当时这个步枪协会在纽约的官方分支机构正在挑战俄亥俄州限制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规定。

今年年初，法院听取了一个相关的挑战，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作出决定（布莱克韦尔没有回应采访请求）。同时，网站 friendsofnra.org最近吹嘘说，网站上的青年比赛的获胜者有机会与“现任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妻子”会面。

对于参与最高法院案件的律师来说，如果知道吉妮是一个额外的对手，会让他们深感不安。

2019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客座讲师大卫·迪尼利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副法律主管，这个组织曾在法院审理的一起同性恋权利案件中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陈述。

迪尼利告诉我，他敏锐地意识到吉妮和国家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厌恶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该法律中心追踪右翼仇恨团体。

2017年，CNP行动组织指示其成员“承诺每周在Facebook和推特上发布一个关于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新帖子来诋毁他们”。在2018年，吉妮公开了一场在国家政策委员会的演讲，她在演讲中谴责南方贫穷法律中心，因为这个法律中心称“家庭研究委员会”（家庭研究委员会激进地反对LGBTQ权利）为仇恨团体。

对迪尼利来说，大法官的配偶所属的组织成员曾反复攻击他的组织，这种情况“与你想在最高法院得到公平对待的所有期望背道而驰”。他解释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他们的目的是专门在最高法院面前抬高或诋毁某一方，她就差直接在她丈夫面前举着牌子说‘这个人是恋童癖’了。”

迪尼利继续说：“大法官们实际上坐得比律师们高。这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工作，要求他们在那样的位置上，但他们却贬低、嘲笑、并威胁了他们本该守护的使命。”

迪尼利警告说：“由于法院没有军队，它依靠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赢得尊重。一旦出现裂痕，它的权威和信誉将难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