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Dan Altman和达特茅斯学院的Kathleen E. Powers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设下红线的效果。他们发现，历史上其订立的红线失败的例子多于成功，特别是用激烈语言传达的政策，往往无法达成效果。但同时，他们认为无法执行制裁措施的尴尬，并不一定会对美国的声誉造成重大的打击，重要的仍然是增加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以使对手愿意退让。

随着俄罗斯在它与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军队并明显准备入侵，拜登政府一直面临着关于自己在这场冲突中的红线问题。美国高级官员一直避免说清俄罗斯的侵略到何种程度才算过分，但他们明确表示，军事入侵将给莫斯科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后果。

华盛顿在面对其他崛起的大国或修正主义大国时，也同样面临着红线的难题。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向大陆倾斜，一些人呼吁拜登政府结束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承诺在中国大陆进攻的情况下会保卫台湾。

而在中东，由于与美国达成新协议的希望悬而未决，伊朗正悄悄地接近于能够制造核武器，这也引出华盛顿是否应该在铀浓缩问题上划出一条新红线的问题。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向美国的对手传达明确的限制有一个潜在的弊端：对手可以简单地忽略它们，迫使美国贯彻它发出的威胁，否则就会显得软弱和不可靠。批评红线的人经常以奥巴马未能实行他对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为例，说明为什么这种策略是坏政策。他们认为，这一事件损害了奥巴马政府的信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使俄罗斯有胆量在2014年入侵乌克兰。曾担任奥巴马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退役将军吉姆·琼斯，后来将叙利亚的红线问题定性为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尴尬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战略和心理原因，红线往往会弄巧成拙：公开威胁会激起目标的抵抗或报复，而不是退缩。此外，为捍卫红线而进行的过于气势汹汹的威胁，会减少美国对手遵守红线的动力；红线的目标必须相信，让步会比抵抗产生更好的结果。华盛顿经常通过过度夸大自己的威胁来破坏这种类型的承诺，使对手相信他们遵从红线不会获得任何回报。

然而，完全放弃红线也不是正解。华盛顿不能简单地坐等敌对国家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相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保证和威胁一样重要，精确校准的红线几乎总是比咄咄逼人、教条主义和直截了当的红线要好。

声誉风险？

红线以及更普遍的威胁，失败的次数多于成功的次数。经济制裁、核威胁、轰炸行动和网络攻击很少能说服国家投降。国家很少通过威胁获得领土。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很难胁迫较弱的对手，这个问题对华盛顿来说太熟悉了。

美国之所以难以有效地使用红线，部分原因是它的利害关系往往比对手的小。莫斯科比华盛顿更关心乌克兰问题。中国大陆比美国更重视台湾。这种利益上的不对称，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领导人往往难以使他们的红线可信。

为了克服这一劣势，领导人有时会通过用清晰的语言进行威胁，或在高调的场合宣布来追求可信度。但这样做会使领导人陷入困境。如果红线失败，他们必须在两种糟糕的结果中做出选择：要么公开退让，要么冒着被卷入不断升级的风险，甚至是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批评红线的人最常说的是，红线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的全球声誉。然而，总的来说，对退让所带来的广泛声誉损失的担忧被夸大了。正如政治学家达里尔·普莱斯所言，领导人评估对手的可信度不是根据他们过去的行动，而是根据他们在特定危机中的当前利益。

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北约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是可信的，尽管俄罗斯以前曾在乌克兰边境调动军队，但没有入侵。同样，在冷战期间，美国认真对待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1961年提出的关于西柏林地位的最后通牒，尽管他曾在1958年的类似最后通牒中退缩。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曾经从红线上退让，从而无法做出可信的威胁。

红线退让的决定，非但不会损害一个国家的整体声誉，反而会提供有关一个国家具体利益的信息。拜登从阿富汗撤军，表明他不愿意无限期地留在当地以防止塔利班接管，但这并无法证明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他或他的继任者是否会为保卫台湾而战。奥巴马在2013年阿萨德政权违反他的红线后，决定不对它进行攻击，同样也说明他有意愿惩罚使用化学武器，但将俄罗斯在2014年对乌克兰的入侵归咎于这一决定是牵强的。在叙利亚的几次空袭，不会改变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盘算。

威胁和挑衅

但是，尽管红线构成的声誉风险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但它们构成的更多的是另一种风险。红线不仅仅是威胁，它们是挑衅。

面对公开的威胁，领导人会立即获得新的理由，去做与对手的要求相反的事情。会因为无法执行而受到羞辱的不仅仅是那些发布红线的人。这些政策针对的对象至少也有很多利害关系，他们不愿意因为屈服而显得软弱。事实上，目标国有时会对红线进行报复，包括设定自己的红线。

当普京要求北约承诺将乌克兰排除在联盟之外时，拜登的回应是用“他从未见过的”制裁来威胁普京。当华盛顿的拉出的红线引起类似的反应时，不应感到惊讶。

由于红线引起了目标的心理反应，这就破坏了它们自己的成功机会。领导人，像其他人一样，重视他们的自主权。他们对操纵和胁迫非常反感。保持自主感的一个方法就是做被禁止的事情。毫不意外，当领导者被外国的要求逼到墙角时，他们往往不能冷静地权衡服从的成本和收益。对于不受欢迎的胁迫，愤怒和愤慨是人类的正常反应。

想想每次中国重申它对南中国海的扩张性主张时发生的情况，如果华盛顿接受这一主张，那就将禁止美国军舰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是国际水域的地方活动。美国非但没有遵守，反而以在这一地区开展新的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回应。

华盛顿必须明白，它的红线对北京也会有同样的影响。每次它派军舰通过南海或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大陆都会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权威作为回应。即使是美国旨在阻止中国大陆侵入台湾领空的咄咄逼人的言辞，事实上也可能促使更多的侵犯行为，而不是减少它们。出于战略和心理上的原因，红线往往会激起它们试图阻止的行动。

可靠的保证

但是，即使是可信的、没有激怒目标的红线，有时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考虑到普京已经让北约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他愿意并且有能力入侵乌克兰，但他还是没能从北约那里获得他想要的停止东扩的承诺。

俄罗斯的核心问题不是能否发出可信的威胁，而是无法做出可信的保证。即使北约领导人在谈判中同意不赋予乌克兰成员资格，他们也无法确保俄罗斯在未来不会使用类似的威胁来提出新的要求。

成功的红线必须伴随着可信的承诺，即无论如何，遵守红线不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或者在未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自己的红线以限制俄罗斯时，最好考虑到这一点。在莫斯科进攻乌克兰之前对它实施制裁将是一个错误。相反，华盛顿应该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美国的制裁将最大化，如果不入侵，制裁将最小化，从而为普京创造最有力的激励措施，使其退缩。

拜登几乎排除了美国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如果克里姆林宫无论做什么都会面临制裁，那么威胁制裁就是徒劳的。

缺乏可信的保证，对恢复2015年与伊朗的核协议或达成新的协议也构成了很大的障碍。特朗普决定退出2015年的协议并对伊朗实施制裁，尽管伊斯兰共和国已经遵守了协议条款，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削弱了德黑兰对美国承诺的信心，促使它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要求拜登将自己的继任者约束在一切新的协议中。

如果说伊朗在遵守了美国的红线后的经历够糟了，那么其他与华盛顿达成防扩散协议的国家的情况则更糟，虽然它们表面上是防扩散红线的成功案例。海湾战争后，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放弃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其核计划，以换取和平。他遵守了自己的协议。但12年后，美国在声称萨达姆仍有此类武器的虚假说法下入侵伊拉克。

2003年，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放弃了利比亚的核计划，以换取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展承诺。他也遵守了该协议。八年后，美国加入了北约特派团，推翻了卡扎菲，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乌克兰将苏联解体时继承的核武器归还给了俄罗斯，作为1994年协议的一部分，莫斯科承诺“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

俄罗斯并没有遵守这一承诺。

提供可信的保证出乎意料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放松对一个死敌的压力。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需要一个可信的制裁减免承诺，但这种外交做法的批评者更愿意利用制裁来削弱伊朗政权，而不是作为防止核扩散的筹码。难以使保证可信的原因之一是，提高威胁可信度的政策往往会破坏保证的可信度。美国可以通过做出实施最严厉制裁的姿态或现在就实施额外的制裁，来让德黑兰相信它已经准备好执行红线。

可一旦这样做，可能会在协议达成后使取消制裁变得更加困难，加剧德黑兰的恐惧，即无论它做什么都会面临制裁。换句话说，尽管威胁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加强美国的红线，但如果伊朗认为无论德黑兰做出何种让步，美国仍会决心实施（或保留）制裁，那么即使是最可信的威胁也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设定红线既不明智，也不愚蠢。鉴于缺乏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华盛顿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这种策略来与对手讨价还价并对其进行威慑。但它不需要在错误的假设下这样做。从红线上退缩的声誉风险并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大。最强硬的红线，或者那些用粗言枉语吹嘘出来的红线，也不是最有效的。

这种威胁的风险在于挑衅而不是胁迫，并以保证为代价去建立可信度。为了能让红线有效，它应该被仔细调整，以传达美国的要求，同时提供必要的保证，并避免挑衅其目标。无论美国是与中国大陆、伊朗还是俄罗斯打交道，取得适当的平衡将是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