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位得了新冠的农民工的行程，他的工作以及他背后的故事。他干着城市里最累的活，却拿着最微薄的薪水，还背负着苦苦寻找失踪儿子的苦难。在寻找儿子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本应该施以援手，却始终敷衍塞责，而采访这位农民工的文章，也已经从媒体平台上下架。

在2022年的头18天里，他去了28个地方，包括一个木偶剧院、几个豪华住宅区和位于中国相当于硅谷中心的一个购物中心。

他去这些地方都不是为了玩。他经常在无人的凌晨时分去那里，从卡车上卸下混凝土和沙子，因为这种卡车午夜后才可以进入城市。他必须在天亮前离开。

这位姓岳的农民工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直到他的新冠检测呈阳性，政府才公布了他行动路线的大量细节。此后，他被称为中国最勤劳的人。

他是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看不到的不平等现象的缩影，这些农民工清扫街道，捡拾垃圾，保持大都市的亮丽光鲜。他也是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政府高调庆祝它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功，却不愿意承认还有大部分人口仍在为生存而奋斗。

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将他的行程与北京的另一个新冠案例进行了对比，后者是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年轻雇员。在今年的头10天里，她去了四个购物中心，在一家法国奢侈品商店购物，看了一个脱口秀节目，还去滑雪。

这两个人已经成为富人和穷人的代言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像是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里，一些人把岳某比作《黑客帝国》和《寄生虫》等电影中的角色，他们在不同的现实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运作。

北京居民林斌斌（音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我们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生活在万籁俱寂之中，我们住在地上，他住在地下。”

中国最高领导人去年2月宣布，中国与极端贫困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全面胜利”，称这是一个将“载入历史的奇迹”。

在近9000字的讲话中，领导人列举了政府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许多成就，其中有许多数字，但却没有提到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以及中国是如何计算贫困线的。

中国不喜欢公众谈论贫穷或中国严重不足的社会保障。有关穷人的令人痛心的故事往往会被国家媒体改头换面，甚至被直接审查。

岳某的生活推翻了政府的说法。中国互联网被他的工作和导致他在首都过着艰难生活的背景所吸引，他的儿子失踪、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父和冷漠的地方政府。

网友@jiayoumobao在微博上写道：“很多人并不是生来就不幸的，如果有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他可能不必忍受所有这些苦难。但是没有人，没有人，向他伸出一根手指。”

网上的用户质疑政府关于消除贫困的说法以及对纳税人钱财的使用。一些人说，与其建立一个监视人民一举一动的世界级监控系统，政府还不如把钱花在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上，在穷人跌倒时扶他们一把。

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该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印度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排名前10%的人控制着全国68%的财富，而排名后50%的人只有6%。

14亿中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穷人。大约6亿人，即全国人口的40%，每月生活费约为150美元（约1000元人民币）或更少。

岳某的家庭便是如此。

他出生于1978年的河南省，他离开自己的村庄，在城市里寻求更好的生活。他和家人在山东省东部的一个沿海城市威海定居，他成为了一名渔民。

岳某和他的妻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2000年出生。十年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儿子，因为违反独生子女政策而被罚款约1500美元。

他的妻子李素英（音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作为农民，我们的收入不多。但我们过得很好，因为我们很节俭。” 2016年，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些照片，标题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做了许多与海鲜有关的低薪零工。

然后，他们的大儿子在19岁的时候，也就是在2020年8月失踪。夫妻俩来到当地派出所，恳求警察通过查找他的手机和监控录像来帮助寻找他。

根据二人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说法，警察对他们的恳求置之不理，并在他们拒绝放弃时对他们进行呵斥。她说，一名警察让李素英“闭嘴”，“滚蛋”。她在警察局外哭了好几天，也没有人理会她。

她说：“那不是我可以放弃的东西，他是我的儿子。”

岳某开始独自寻找他们的儿子。他去了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他们的儿子曾经在那里的一家餐馆打工。一路上他能找到什么零工就干什么。

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他们的心情也是如此。去年，他们向亲戚借了数千美元。李素英说，她受到的创伤太大，悲愤的心情使她无法入睡。岳某的头发也变白了。

李素英说，在这对夫妇向省和国家机关上访后，当地警方去年夏天告诉他们，一具身份不明的年轻男子的尸体就是他们的儿子。

他们拒绝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警方不给他们看DNA测试的结果。警方也不能拿出任何曾经属于他们儿子的东西。她说：“他的身份证、手机、衣服或包，什么都没有。”

去年11月，岳某回到北京寻找他的儿子。他主要以搬运建筑材料的工作为生。

一袋混凝土是66磅。一袋沙子是110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扛一袋到一楼是16美分，扛到三楼的报酬乘以三，四楼乘以四。”

他在40多天里赚了1500多美元，在北京的一个大型城中村以每月100美元左右的价格租了一个大约100平方英尺的房间。

岳某告诉杂志：“为了找回我们的儿子，我一直在拼命工作，即使要我的命，我也要找到他。”

像很多中国农村人一样，这对夫妇负责赡养岳某的父母。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他的母亲去年冬天摔断了胳膊。每个月，他给他的父母大约315美元，他们用这笔钱治疗心脏问题和购买降压药。

李素英说：“他为我们的儿子四处奔波、上访和寻找，后来他就得了新冠。”

我无法联系到岳某，李素英拒绝提供他的全名。

在岳某之前，其他极端贫困的人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有一个“冰花男孩”，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出现在学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他的头发、眉毛和睫毛上都结了冰。还有一个大学生，由于营养不良，体重不到50斤，身高只有1.35米，她后来去世了。

他们的故事引发了大量的同情和捐款，但由于公众没有什么渠道来推动政策的改变，比如选举代表他们观点的官员，因此关注度会逐渐消失。

对于岳某，甚至公众的自我反思也被打断了，因为网上的讨论提出了太多令中国政府不安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的采访广为传播，但是在微信上以“违反平台操作规则”被审查。在微博上，同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诸如#最辛苦的中国人#这样的标签被审查。

在1月21日的一份声明中，当地警察局说它已经尽其所能帮助寻找他们的儿子，尸体的DNA测试与他们的吻合。警察局表示，这对夫妇拒绝接受这个结论，但警方与当地政府和党支部一起，将对他们进行妥善处理。

李素英说，有几辆车已经在他们的出租平房外停了好几天。当她出去取快递包裹或买菜时，这些车都跟着她。记者们被禁止访问她。

李素英说：“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记者来采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