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y Lindeman在《海象》杂志采访了多位加拿大的建筑专家,试图探讨为什么近几十年加拿大就造不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建筑,大多数建筑师表示,这是因为政府在审核公共建筑投标书的时候,迫于媒体和爱省钱的加拿大人的压力,往往把预算作为唯一的标准。作者希望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能够多与公众沟通,改变人们只要实惠不要美的观念,为了艺术的美感,多花一点税款是值得的。
当渥太华在2020年公布新的中央图书馆设计图时,市长承诺它将是“不仅仅是一座放书的建筑”。这座耗资1.92亿加元的建筑,将由渥太华的主要图书馆和加拿大图书和档案馆组成,还解释道,“这栋建筑将把渥太华丰富的历史和自然美景联系起来”,“它的形状让人联想到渥太华河,它的石木外观与邻近的悬崖和周围的绿色空间融为一体”。
一位在场人士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我好想哭,这真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慷慨地赞美。在CBC的Facebook投票中,一位评论者写道:“它看起来就像一栋最新的大学校园建筑,我本希望能有更好的效果。”
另一个人指出:“我没有感觉。它非常漂亮,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本可以建造一个成本更低的建筑。”
另一些人也注意到了造价,并怀疑市政府的决定:“只为极少数人服务,其中主要是工作人员,这是对税收的巨大浪费。时代变了,人也变了!!”
从那时起,渥太华中央图书馆的造价已经膨胀了近75%,新的总额为3.34亿加元,其中包括2800万加元的停车库。
亲爱的读者们,这就是加拿大人不能拥有漂亮建筑的原因啊。
美丽的空间是提供给公众的。想一想社区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想想它们给你的感觉。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在克罗地亚戴克里先宫狭窄的走廊上漫游的记忆;在罗马热闹的广场上享受葡萄酒;在蒙特利尔老港观看上空的烟花。
这些都是为人们建造的空间。无论何人都想使用一个精美的图书馆,骑着自行车穿过郁郁葱葱的公园,参观一个凄美的户外纪念碑,甚至使用他们公寓楼的屋顶庭院。考虑到我们的新冠经历,人们迫切需要可以安全共处的公共户外空间。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建筑物将再次成为聚集点。难道我们不配拥有美丽吗?
鼓励更好的美学标准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研究表明,某些设计元素(比如办公室的窗户)可以对我们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大卫·菲尔,一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木材的科学家,发现房间里的木材能够减缓压力)。
今天,除了新建的哈利法克斯和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分别于2014年和2018年开放),人们不禁要问,普通的加拿大人是否能说出一个在过去30年里建造的、让国家感到自豪的建筑。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对于一个表面上关注气候变化的国家来说,我们并没有在环境设计方面做很多努力。这并不是说加拿大没有好的、可持续的现代建筑,任何规则都会有例外,建筑在这方面肯定是个例外。
因此,我向建筑师、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学教授征询意见,并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多的加拿大建筑如此丑陋?
建筑评论家马克·安德烈·卡里尼昂接到电话时有点紧张:“这可真是个好开头啊,”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这个得看情况,这取决于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们在住房领域看到大量创新的现代建筑,也有其他领域的建筑。”
卡里尼昂用法语说道,的确,现代主义时代的建筑不可思议,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加拿大。这场运动产生了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和勒·柯布西耶在巴黎附近的萨沃伊别墅这样的标志性建筑,也启发了蒙特利尔的乐高式住宅“栖息地67”,以及像包豪斯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加油站这样不世出的瑰宝(包豪斯是一所德国的艺术和建筑学校,其风格深刻影响了艺术、建筑、产品设计和排版印刷等领域的后续发展),这个加油站在2020年被重新改造成蒙特利尔的一个代际社区中心(为青年和低收入年老者提供服务的地方)。
那个时代也产生了许多野蛮主义的宝藏,其中一些仍然拥有真正的魅力和特色。
不过,自现代主义以来,加拿大的建筑出现了滑坡。建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汉斯·伊伯林斯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对政府开支越来越怀疑,特别是如果它涉及到轻浮的设计装饰。然后是无序的郊区化,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大型购物中心的蔓延,以及快速而疯狂的办公楼和公寓热潮,给整个城市蒙上了一层相同的阴影。
在许多地方,官员们把城市的发展愿景让给了私人开发商,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在低层社区发现大规模的公寓楼。
正如伊伯林斯所说,有时感觉“设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我感到一种对建筑环境的冷漠”。
这就是真相吗?
与欧洲的城市相比,加拿大的城市看起来如此平淡,可能是我们的城市更年轻。但是,荷兰的鹿特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被德国人的炸弹夷为平地,但它通过对其中央火车站、博物馆、菜市场大堂、伊拉斯谟斯桥和其他建筑进行有目的的、大胆的设计而再次恢复了美丽。
我们可以归咎于加拿大没有一个可以汲取灵感的优美建筑大本营,但这也不是全部原因。建筑师群体是国际化的,欧洲公司经常竞标加拿大的建筑工程。
甚至美国都有比加拿大更引人注目的建筑,特别是在大城市。例如,芝加哥华丽的千禧公园,就是公私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严重依赖慈善部门。富有的个人以及基金会和其他组织为公园和相邻的艺术剧院提供了2.2亿美元的资金,几乎占项目总成本的一半。
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即价值2300万美元的豆形镜面雕塑,是通过捐赠的方式由私人资助的。在加拿大,人们在医院、学校和艺术等慈善领域最为慷慨。
当涉及到建筑和其他很多领域时,卡尔加里大学建筑学教授和作家格雷厄姆·利维塞觉得,加拿大人不想小题大做:“我不认为加拿大人的信息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少。我的意思是,我们受过相当的教育,我们相当成熟,而且我们会旅行,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愚蠢。”
他不同意加拿大建筑丑陋,尽管他确实称很多建筑是“平庸的”。不过,他指出,也有一些优秀的设计,部分弥补了我们的不足。一些城市在突出与建筑环境相邻的自然景观方面做得很好。有些城市甚至还承担了设计风险。他告诉我:“魁北克的一些小城镇正在建造漂亮的图书馆和表演艺术中心,而且通常是由相对年轻的公司来建造。”
他继续说:“但是,我认为加拿大人真正让我发疯的地方是(我认为这不仅仅只局限于建筑领域),我们就是有点被动,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当涉及到环境问题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做很多事情,加拿大人没有真正要求他们的政治家做很多事情。”
利维塞的结论在很多方面是合理的,但我怀疑我们接受“足够好”的承诺不仅仅是由于缺乏权力或无知。这也与我们复杂糟糕的采购流程,以及我们的地方政府经常将城市交给私人开发商有关。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代表了我们对风险的厌恶。当一些安全、实用、便宜的东西就足够了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冒险呢?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术语。我们用它来定义摩天大楼、艺术风格的廷楼、博物馆、图书馆、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建筑。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国际公司的加拿大新总部,可能也算。
一些私人住宅当然也算:例如,已故的詹姆斯·斯特拉特(James Strutt,著名加拿大建筑师)在首都设计的中世纪现代住宅就很有建筑美感。
那么,一个家政公司算不算建筑?一个为了配合街区的其他建筑而建造的中层设施呢?或者一个所有房屋看起来都一样的联排别墅社区算不算?人们对建筑意义的关注如此之少,使得我们的水泥干墙失去了独特性和趣味性。
我们甚至不能责怪天气。挪威也有寒冷的冬天,但它却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创新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通过建筑的建造和翻修生产出的能源比它们消耗的能源还要多(称为“能源积极性建筑”),而且这些建筑也很美。
不过,加拿大不是这样的。泰德·凯西克、利亚姆·奥布莱恩和特丽·彼得斯在2019年的多单元住宅设计指南中写道,在加拿大,设计和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方法是“廉价建造,昂贵维护”。
在许多情况下,“廉价建造”也意味着“丑陋建造”,并不是因为好的设计一定要花费更多的钱,而是因为我们欺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好的设计就是要多花钱。
实际上,好的设计意味着用有限的钱做出更好的东西,而这并不会受到权力的约束。在许多方面,我们对财政保守主义的执着,使我们满足于那些甚至不符合环境最基本标准的建筑。凯西克等人在他们的指南中责备建筑设计师任由一代通风差、隔热性能差的公共住房被造了出来。
虽然利维塞不至于愤世嫉俗地认为加拿大的建筑整体上乏善可陈,但他也看到许多较新的私人建筑有类似的病症:太多的玻璃,廉价的建筑围护结构,不合格的隔热层,毫无灵性的设计。加拿大的城市中心充斥着起重机,它们用落地玻璃拼凑出闪闪发光的大厦,这种设计不论夏季还是冬季,都会消耗过量的电力。
私人开发商推崇这种设计,因为这样的设计相对容易且成本低廉,而且它几乎肯定能得到城市的批准,这样的设计再结合廉价的材料,它是将收益送入发起人和投资者口袋的最快方式。
这些做法是有代价的。201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多伦多市中心新建的公寓和酒店大楼外墙的玻璃板脱落,其中包括香格里拉豪华酒店,那里最便宜的房间每晚至少要575加元。
在多伦多的另一栋高层建筑中,住户们要忍受水温的剧烈波动,这应该是由于阀门安装不当所致。还有温哥华持久的公寓漏水危机,其中数万个建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住宅被标记为漏水。
利维塞认为,开发商只承担了部分责任。不合格的建筑法规和不规范的采购程序毒害了我们的城市设计方法。
一个完全没有品味的市议会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外观,但是,撇开建筑的政治化,市场仍然决定了大部分的建筑。他说:“加拿大人妥协了很多。”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接受?这是一个明显的加拿大现象:我们的民族心理使我们对检查比对冒险更感兴趣。我们签订建筑合同的标准程序,往往将项目交给了预算最低的投标人,即使一个更漂亮的设计只是贵了一点点。我们如此执着于节俭和官僚主义,并且如此容易满足于基本功能的实现,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承担风险的勇气,即使结果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
许多加拿大的建筑师不喜欢加拿大的设计方式。但是,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对着虚空呐喊。
加拿大的大部分建筑都是通过征求建议书(RFP)的方式来选择的。这包括公共建筑:图书馆、市政厅、艺术机构和公务员办公室,这些都是由政府委托的,如果我们想的话,这些都能够成为了不起的作品。
征求建议书只是一种征求公司对项目进行投标的方式:你描述你需要建造的东西和相关标准(预算、场地限制等),感兴趣的各方提交建造建议书。一旦申请窗口关闭,所有的投标书就会被输送到遴选委员会,它们会对候选人进行评分。在这个评估中,招标书通常将能力和技术细节放在首位。首先,投标团队的资质如何?它将如何建造这个项目?然后就是成本问题了。
渥太华的建筑师图恩·德雷森一生中接触过大量的招标书,他很少遇到自己喜欢的标书。他说,许多方案写得不好,结构也不好,而且通常是不是由建筑师或设计师、而是由采购人员撰写的,他们可能对设计方案的优点(或缺点)没有真正的概念。
德雷森说,他曾经在北极地区的一个环保警察分队的建筑竞标中失利,因为他的方案远远超出了建议书对能源效率的要求,以至于评委们不知道要如何评分。许多类似的经验让他认识到,许多客户往往只对在他们的项目上贴上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等绿色建筑认证感兴趣。
考虑到建筑物要对加拿大17%和世界39%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这真是令人遗憾。德雷森说,更糟糕的是,采购过程很少会鼓励创意,因为在招标书竞争中剩下的顶级竞争者拥有的技术能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核心的区别因素几乎总是价格。
作为首都的居民,德雷森曾因各级政府对廉价、平平无奇的公共建筑的喜爱而与之发生冲突。虽然他对地方政府缺乏远见感到不满,但他认为联邦政府对渥太华的面貌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德雷森说:“联邦政府一直不愿意建造非常漂亮的建筑,因为他们不想被媒体责难。他们的倾向是制造实用的、合理的、无害的、平庸的建筑。而这些建筑就成为了标准,因为当你徜徉在平庸的海洋中,干嘛还要费力制造出一颗宝石呢?”
他是一群持这类观点的建筑师中的一员,他们认为另一种新建筑的选择方式,比如设计竞赛,是对抗这种趋势的一种方式。设计竞赛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法:雅典卫城的战争纪念碑(公元前448年举行的竞赛)、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1418年)、罗马的西班牙台阶(1717年)、白宫(1792年)以及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宫和大本钟(1835年)都是设计竞赛的成果。
设计竞赛通常对国际建筑界开放,与征求建议书不同的是,它倾向于将设计、精神和创新置于成本之上。
国家和国际竞赛促成了一些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1922年,《芝加哥论坛报》为建造其标志性的新哥特式总部,在国际设计竞赛中收到了260份作品。1956年的一次公开设计竞赛产生了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扎哈·哈迪德是一位开创性的建筑师,她的公司在她2016年去世后继续存在,她擅长在设计竞赛中提供大胆、未来主义建筑的艺术。
另一种选择是被称为基于资格选择的混合竞争,在这种竞争中,通过评估他们的整体实践来缩小争夺合同的公司库。这通常包括审查公司是否有远见和正确的技术能力,以及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并进行适当的沟通,这是征求意见书难以评估到的一些软性元素。
然后,每家公司都会获得一笔资金,来整理综合设计方案。这可能是一个更耗时、更反复的方法,因为申请人被缩减到很小的范围,然后提供更详细的图纸。最终,不仅仅根据成本,而且根据创造力、能力和经验,选出一个赢家。
这就是卡尔加里获得获奖的中央图书馆的建造过程。对于负责监督图书馆设计和施工的卡尔加里市土地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特·汤普森来说,额外的时间和努力是值得的。她说:“我看到很多人都非常关注‘按时和按预算’。”她喜欢把“质量”加入到这个组合中。
她说:“没有人真正记得它的开业日期,但他们肯定记得两年后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的感觉。在新冠暴发之前,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在2020年初访问人次达到了200万。
更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的设计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内部情况的感觉。汤普森说,在它还处于规划和建设阶段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参加的每一个晚宴或活动,人们都会说,‘你为什么要建一个图书馆呢?图书馆不是被淘汰了吗?而且为什么还这么贵呢?’然而,在图书馆于2018年开放后,人们闭上了嘴,并且收到了全球的赞誉。突然间,人们的讨论是,‘哇,这真的很酷。你知道它上了《纽约时报》吗?’”
卡罗尔·贝朗格是一个难得的城市建筑师。虽然这个职位在欧洲有先例,但他在埃德蒙顿的角色在加拿大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城市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贝朗格的工作是为建筑师、优秀设计和新旧公共建筑代言。他的办公室监督新建筑的委托方式,确保选择过程中标准的一致性。他基本上是公众、城市和建筑师的中间人,他用自己的建筑语言与每个选区对话。他说:“这就像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买家。”
贝朗格在11年前成为城市建筑师,在前市长斯蒂芬·曼德尔说他对“垃圾”建筑的容忍度为零的名言之后不久。贝朗格的远见和领导力为埃德蒙顿带来了许多壮观的建筑和公共空间,使埃德蒙顿在成为了加拿大与众不同的城市。这位建筑师最喜欢的项目是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结果:五个公园,五个亭楼。波登公园(Borden Park)的那个亭子后来赢得了总督建筑奖章,这是26年来埃德蒙顿的第一个。
我为这个故事采访的其他人认为,城市建筑师所做的宣传工作将有助于减少开发商的设计影响,并为城市制定更有凝聚力的愿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认为,加拿大需要一个国家建筑政策,这将解释精心设计对环境的好处,并指导政府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空间。这将有助于使城市领导人更批判性地思考建筑的社会和环境作用,并在他们开发新项目时与建筑师和城市主义者社区进行更多的合作。
蒙特利尔建筑师罗恩·雷赛德说,有一项政策是很好的,但他希望看到建筑师和建筑协会(这通常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团体)更进一步地倡导卓越设计和建筑与公众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
他告诉我,“我认为专业协会应该参与公共政策,发表声明并参与各种问题。”他指出,专业协会往往将其宣传限制在维护成员和行业。“他们相当谨慎,传统上,他们总是说,‘嗯,这不是我们该扮演的角色’。那么,就这样吧。” 雷赛德希望采取更多的政治立场来捍卫公众利益,他说:“如果没有这些立场,他们就真的错过了宝贵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用他们的知识来使社会变得更好。”
当盯着加拿大的钱袋子成为一种全国性的习惯时,给予建筑师更多的权利真的会有效果吗?他们能否向消极、多疑且爱省钱的加拿大人证明,好的设计是有的,而且值得付出我们纳税人的钱?
我们可以有所期待,但别抱太大希望。